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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清晰地绘制一幅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图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专制君主迥异的性情与喜尚、执政者不同的情怀和追求，都可能会对商业制度产生偶然影响。不少商业史上的重要问题如今还争议未定，比如官商、私商的关系问题，专卖制度的兴废问题，关税的轻重问题等，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往往能得出不同的结论。这部小册子只是尝试描画中国商业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简短的篇幅不允许笔者在一些争议问题上做更深刻的探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自春秋晚期以来，商人阶层不断壮大，其可能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害也逐渐被政治家和学者所关注到，一股“抑商”“轻商”的思潮也随之逐步兴起。虽说这种社会思潮对中国商业文化史影响巨大，但笔者认为有两个问题也许更应该引起注意：第一，从国家经济政策层面凸显对商业的抑制和束缚。“抑商”始作俑者为战国时期的秦国，此后历经几百年的乱世纷纭而绵延不绝。一直到了唐宋时期，这种经济制度层面的“抑商”情况才得以改观，彼时商人阶层已然成熟，且与士阶层产生诸多关联，所谓“抑商”，渐渐地被剥离至文化层面。第二，无论“抑商”还是“重商”，主要看统治者的利益诉求。既得利益者的诉求发生变化，对商业的态度也随之改变。即使在“抑商”思潮占主流的秦汉时代，不同的时期也曾做出过“重商”的举措。历史往往会呈现出复杂的样态，未必总是奔着一个明确的目标前行，商业文化史尤其如此。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战国后期开始崛起的秦国，对我们的文化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秦国的语言、文字、生活习俗、政治制度，深刻影响了之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梁漱溟先生甚至认为，“中国文化在其绵长之寿命中，后一大段（后二千年）殆不复有何改变与进步，似显示其自身内部高度之妥当性、调和性，已臻于文化成熟之境者”（《中国文化要义》）。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春秋时的秦穆公靠着卓越的外交手段和战略措施，成了“春秋五霸”之一，秦国也迎来自己短暂的辉煌。但是到了战国时代，群雄竞起，秦人虽然颇耐苦战，但整个国家因偏居西北一隅，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综合实力较弱，时常遭到邻国的侵略和蚕食。到了秦孝公时代，秦国早已无复“春秋五霸”时的风光，在天下大乱之际，甚至时时有被别人吞并的危险。要想富国强兵，在乱世中做出一番大事业，秦国必须走改革之路。正是在这个时候，抱有宏图大志、想在大争之世有所作为的法家学者商鞅出现了。
商鞅，卫国国君后裔，公孙氏，原来的名字应该是“卫鞅”或“公孙鞅”，因对秦国有大功，获封商地，号“商君”，历史上称他为“商鞅”。商鞅是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他洞察世事，认为当时不太被世人看好的秦国大有发展前途，于是前往秦国求仕，得到了正欲奋发图强、重现秦国辉煌的秦孝公重用。二人君臣相得，在秦国这片贫瘠的国土上进行了一番大布局——轰轰烈烈的“商鞅变法”得以实施。现在我们还能读到一本叫《商君书》的著作，是我们了解商鞅变法思想的重要文本。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有两条。第一条是打击旧贵族，限制他们的特权，保证政府的各项制度措施能顺利实施；第二条就是“重农抑商”，通过限制商业发展来促进农业生产。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重农”和“抑商”是有着逻辑关系的，只有在制度上限制了商业，才能保证秦国农业的发展。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情形呢？商鞅对当时的天下大势洞若观火，他认为秦国如果想要与天下诸侯一争短长，必须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维持强大的军队最重要的是粮食保障，士兵可以通过战场上的胜利获得各种物质利益，但是一支饿着肚子的队伍不可能打胜仗。因此在大争之世必须全力加强农业生产，把农业这个“本”夯实了，才有可能去争取更多的利益。商鞅极力推行农战政策，宣扬“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君书·农战》），主张堵住除农业外其他任何能够获得物质利益的途径，迫使绝大多数劳动力都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商鞅严格限制私营工商业，认为这些都是“末业”，商人不仅不生产粮食，而且还因为获利丰厚，容易诱使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弃农经商：
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商君书·农战》
在商鞅看来，要实施农战政策，则必定要抑制“末业”，出台法令禁止农民弃农经商。为了提高商人的生活成本、抑制商业发展，商鞅主张提高粮食的价格，并且不允许商人染指粮食贸易。为了提高商人的经营成本，商鞅主张封禁山泽以限制人们采伐渔猎，对一般的山泽产品征收重税，同时也提高了关税和酒、肉等商品的税率，坚持“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对盐、铁等大宗商品实行国家专卖制度。更有甚者，为了加强战争的物质基础，商鞅还主张除留下每一农户的种子和口粮外，把农业中的剩余产品尽量集中到国家的手中，鼓吹“家不积粟，上藏也”（《商君书·说民》）。商鞅的这种经济管理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封建主义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加强新兴封建国家的权力、促进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这套理论和政策在秦国推行的结果是，让秦国由战国七雄中最落后、实力最弱的国家，一跃成为战国时代的头等强国，为将来的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
商鞅的农战政策虽然使秦国实力大增，但确实是商业发展史上的一股逆流，不利于正常的社会分工，也限制了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商鞅力图把农业生产的剩余产品都集中到政府手中，对农业的长远发展没有什么好处，也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增长。不过在战国群雄争霸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秦国可以通过军队来掠夺财富，其推行的“计首授爵”制度曾让群雄胆寒。商鞅死后，他的各项变法制度被秦国保留下来，秦国就是靠着一支强大的军队东征西讨，用了近百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天下一统的重任。嬴政也是商鞅变法的忠实拥趸，他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对各国商人进行了严厉打击，如赵国大商人卓氏、齐国大商人程郑氏等，他们的财产被强行掠夺，家族人员被流放到荒芜之地。按说“六王毕，四海一”，“农战”政策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条件，“重农抑末”理应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秦始皇却变本加厉，实施了残酷的“上农除末”政策。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曾“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这里提到了三种身份的人，都是当时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的，其中第三种为“贾人”。可见在秦始皇治下，商人有时竟无人身保障，与其他身份低贱的人一起被朝廷征作士兵。秦朝不仅剥夺商人财产、流放商人，而且对他们的子孙也不放过，秦始皇迁往岭南的50万“罪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商人的后代。
秦始皇把商鞅当年的“抑商”政策用到了极致，也为统一天下后秦王朝迅速土崩瓦解埋下了隐患。秦国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商人的血泪史。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秦国虽然长年实行“抑商”“轻商”政策，但这并不是说没有给商人留下任何生存的空间。一个正常运作的政权，是不可能完全脱离商业的，秦国历代国君多多少少还是出台了一些鼓励商业的政策。在嬴政还是秦王的时代，商人出身的秦相吕不韦就推出了一些对商人有利的政策。他曾经大张旗鼓地抬举过两个大商人：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史记·货殖列传》
乌氏倮和寡妇清是当时的大商人，一个富到“谷量马牛”的地步，一个身为寡妇却能“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国对这样的大商人还是特别重视的。吕不韦算是秦国的异数，这位大商人出身的大秦相国，其历史功绩被大大低估。秦王嬴政亲政前，他是秦国的实际当家人，推行了一系列重视商业的政策，对秦国多年来的“抑商”“轻商”风气有所反拨。整个秦代商业发展，有高潮低谷，我们还不好说它就是一个完全灭绝商业的朝代，但“轻商”“抑商”思想在秦国萌生发展，并随着秦国一统天下而长久地影响普通民众的文化观念，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