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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建立后，经商被当作国家重要的事务，朝廷进一步提高商业的地位，将之看作国家正常运转之必不可少的环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这样写道：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文中提到了四类人——农、工、商、虞，分别涉及农业、手工业、商业、林业（包含渔业）四个产业。显而易见，在周人看来，这四个产业是国家富足的基础，而且商业的地位一点也不比农业、林业差。《周礼》中规定国家“以九职任万民”，这“九职”中的第六个即“商贾”，其作用是“阜通货贿”。周武王将国家重要事务分了八项内容，即《尚书·洪范》所说“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这“八政”中排位第一的是农业生产，而第二位“货”就是商业贸易，其次序甚至排在了祭祀、外交、军事等国之大政前面。把商业与其他各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和国家重大事务相提并论，亦可想见当时人们对这一行当的重视程度。
商业不仅是朝廷重视的日常工作，如果遇到了不好的年景，它还担负着特殊的使命。周文王时曾遇到大荒之年，在他解决问题的众多方法中即有“招诱商旅”，用时下的话来说，也就是所谓的“招商引资”。笔者记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贫困地区的官员把“招商引资”当作脱贫致富的不二法门，只要能招来商人投资，一切都好说，生态环境、产业结构什么的都不是问题。现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认识深入人心，地方在招商引资上也要挑挑拣拣了。不过不管怎么说，通过招商来提振自己的经济发展，这一妙招的发明权还属于周文王。周文王当时的布告是这样的：
于是告四方：游旅旁生忻通，津济道宿，所至如归。币租轻，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资贵贱以均，游旅使无滞。无粥熟，无室市。权内外以立均，无蚤暮闾次均行。
——《逸周书·大匡解》
先秦语言读起来别别扭扭，解释也多有争议。不过这段话的大意还算好懂，就是昭告各地客商，周朝境内水旱道路通达，住宿也很方便，来做生意就好像回到家里一样亲切；经商的各项税赋都是很轻的，希望以此吸引客商踊跃前来贸易。周代的私商已经有所发展，但还远远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阶层，王朝最大的商业活动主要掌握在朝廷手中，即所谓的“工商食官”制度。如果有人想穿越到周朝做一个商人，我想这应该是件比较危险的事情，因为他大概率会穿越成一个奴隶，连基本的人身自由都没有，更不用说经商了。周朝那些重商、招商的优惠政策，其实主要是针对外地商人的。周朝虽说是个大王朝，但能实际控制的地盘并不大，除了周朝外，其他国家的官私商人也是不少的，周朝的惠商政策主要是针对他们。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奴隶制已经让位于封建领主制。虽说官府依然竭力垄断手工业和商业，但私商的实力毕竟逐步增强了，一些开明的诸侯国当权者对商业发展更是呵护有加。齐桓公任用商人出身的管仲为相，实行一系列惠商、重商政策，加大发展商业的力度，使齐国商品经济繁荣发展、国力强盛，国都临淄更是跻身春秋战国有名的大都会之列。管仲在齐国实行了哪些商业政策呢？首先是“管山海之利”，实行盐、铁专卖，特别是对盐“民产、官收、官运、官销”的官营制度，被后世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管子》一书大约著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其中对商业的功能及作用倍加肯定，认为“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事”“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市者，天下之财具而万人之和而利也”。《管子》主张按照社会分工，将人们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商人被看作四民之一，并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
春秋时期的郑国也特别重视发展商业，私商发展较快。郑桓公曾与商人们订立一个盟约，这大概是我们能看到的政府与商人之间最早的契约了：
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
——《左传·质誓》
你不能背叛我，我也不“强贾”你的货物。什么叫“强贾”？读者还记得白居易《卖炭翁》里所写到的“宫市”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这就是典型的“强贾”。统治者特别喜欢这种购物方式，一直到明清时期还残存着“宫市”的痕迹。“我勿与知”这一句也很重要，商人可以保有自己的商业秘密，有什么珍奇宝贝，不必向王室汇报。我们知道，最初的商业活动大都有官方背景，连商人都是国家的，他们所经营的货物当然也是国家的。私商渐渐兴起，游戏规则就不得不做出改变了。虽然市面上大部分奢侈品还是供应给王室贵族，但毕竟是商人的私有财产，这些私有财产能得到统治者的保护，算得上是一项大大的“恩典”。郑国的历代国君都信守这份盟誓，郑国商人也很感念政府，从来不给政府惹什么麻烦。郑国后来有个执政大臣叫子产，是春秋时期知名度很高的政治家，他恪守祖训，致力于促进商业发展，对商人的利益特别照顾，本人也得到商人阶层的爱戴。子产去世的时候，“商贾哭之市，哭子产者皆如丧父母”——那些商人到市场这样的公共场合痛哭，伤心难过的程度就好像自己的父母去世一样。如果不了解商业发展史的这一背景，不了解统治者的“重商”政策，我们恐怕很难理解郑国官商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
郑国的重商政策不仅使国家的经济水平提高，也换来了商人对国家的无私支持。公元前627年，秦国发兵偷袭郑国，郑国商人弦高正赶着牛去洛阳做生意，在半路上恰好遇到秦军。弦高料定秦军是去偷袭自己国家的，于是一面派人回郑国报信，一面假装奉郑国国君之命前往秦军营地犒师，并向秦军献出自己的牛。秦军将领以为郑国真的有了准备，偷袭自然不成，劳师远征又有危险，因此不得不灰溜溜地撤军。这就是“弦高犒师”的典故。一个普通商人能在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出，抛弃自己的个人利益，可谓开中国“义商”风气之先，的确值得商业文化史重重地写上一笔。
到了战国时代，社会形势发生变化，国家能在大争之世中站住脚，固然离不开商业发展，但大家打来打去，更多的是拼军事。在这种情形下，农业成为支撑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主要力量。“重农”思想在战国时期逐渐成为主流，轻商和抑商思想迅速发展起来，社会上逐渐形成了“重农抑商”思潮。我们经常谈起的“重农抑商”政策，其实大约在战国时期才开始逐步形成，其中推行此政策最有力者，当是偏居西北一隅的秦国。秦国历经百十年的发展，一跃而成为当时的第一强国，商鞅变法功不可没。商鞅到底采取了哪些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又是如何影响了商人的地位的？这一段历史，我们留到下一讲去说吧！本讲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个春秋晚期著名商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