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书刊的辅文是相对于正文而言的。
图书正文之外的文字，诸如封面文字、书名页文字、内容简介、作者简介、出版说明、书前题词、序、凡例、目录、书眉、编者按、注释、参考文献、附录、索引、大事年表、跋、出版后记等都是辅文。
期刊的辅文主要是封面文字、版权标志文字和目次表文字。
辅文的“辅助”意义是相对的。辅文实际也是书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有辅文，就不能构成一本完整的书刊。从某种意义上讲，辅文甚至是书刊的脸面，影响着书刊的品相。辅文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正文。
可以说，自古至今，有图书便有辅文。
有人认为我国最早的图书始于夏代。理由一是夏代已有文字。“原始汉字可能开始出现于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到公元前第三千年末期，随着夏王朝的建立，我国正式进入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为了有效地进行统治，必然迫切需要比较完善的文字，因此原始文字改进的速度一定大大加快。夏王朝有完整的世系流传下来这件事，就是原始文字有了巨大改进的反映”。
殷商甲骨文则数量庞大（逾五千），形声字多于象形字，说明已非文字之始。理由二是夏代已有史官。理由三是文献多有记载。《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由此判断“夏代文献的载体当为简策，夏代文献的装订形式当为卷轴装”。
不过，据当代学者研究，今本《尚书》里的《虞书》《夏书》都出自后人之手，实际成书年代在春秋战国甚至更后。现代考古也没有发现虞夏时代的文字实物，目前已经发现的文字资料几乎都是商代后期即殷墟所出土的商王武丁（约公元前13世纪）时及以后的甲骨文以及与之大致同时代的青铜器铭文。
有人认为，在商代，人们将文字刻在龟甲兽骨上，为了便于保存，将内容相关的几片甲骨打孔并用绳串联起来，成为最早的“书籍”。这种“书籍”已有装订之意。也有人认为这只能算作“书籍”装订的雏形。当然，主要用于占卜的甲骨文字、铸造于青铜器的金文，以及玉石文书，都还难以说是正规的图书。
“所谓正规书籍，系指那些以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述思想、宣传观点等为目的，经过编制或创作，用文字书写、刻印在一定形式材料上的著作。用这样一个尺度来衡量我国正规书籍的产生，大约应该在我国历史上殷商晚期和西周时期。”
人们一般认可汉代许慎的说法：“著于竹帛谓之书。”
将竹木削成狭长的薄片，可用毛笔在上面写字，成为“竹简”或“木简”，统称为“简”。简的长度已有规范。重要的，“写以二尺四寸简”，
普通的则有“诸子尺书”。
亦有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等多种规格的说法。写了字的简用绳子编连起来，成为“策”（册），或称“简策”，即图书了。也可先编连，后写字。简策的前两片简正面不写字，叫“赘简”。对于以篇单行的策，第一片简背面写上篇次，第二片简背面写上篇名。如此，由左向右卷起来后，所写的篇名篇次露在外面，由右向左顺读，即成为“某某篇第几”。
这实际成为图书封面的起源。
我国第一部诗歌集，收录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诗歌305首的《诗经》，已有序的出现（参见本书“10序”）。
被尊为“编辑之祖”的孔子在辅文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相传孔子曾修《诗》《书》，订《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
有研究认为，先秦已经出现图书编撰的凡例，汉代出现卷端题名和单书目录，注解作为一种著作方式最早盛行于汉代。
西汉司马迁著《史记》，撰有《太史公自序》。《太史公自序》历述了太史公世谱家学之本末，从重黎氏到司马氏的千余年家世，其父司马谈重老庄之学术思想，司马迁本人成长经历及作《史记》的原由旨趣，还对《史记》各篇内容做了非常简要的介绍。《太史公自序》成为序作名篇。
西汉刘向著有我国古代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
西汉时出现纸。但东汉蔡伦之前“纸”还没有普遍用于书写，多用于包装、引火，或卫生用途。直至蔡伦对造纸的材料来源和技术工艺进行改进之后，纸作为一种书写材料才逐渐被人们接受。
魏晋以后，造纸技术进步很快。西晋左思作《三都赋》，文思精巧，辞藻华丽，“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可见当时纸已成为普及而相对廉价的书写材料。“纸作为书写材料，使得图书的抄写和传播更加容易，成本更加低廉，对于推动图书事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纸作为雕版图书最主要的承载物，它是雕版印刷术产生和普及的前提。”
唐朝时候，诗人白居易把自己写的诗编成了一部诗集——《白氏长庆集》，白居易的朋友元稹给《白氏长庆集》写了一篇序文，序文中说：当时，扬州与越州一带，有人把白居易的诗“缮写模勒”，在街上贩卖，或换作茶酒。
明代学者胡应麟说：“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
印本书籍，封面、版权页也完备起来。可以说，印刷时代是辅文逐步丰富和齐备的时代。
随着数字出版的酝酿和发展，包括传统出版的数字化和新媒体出版的勃兴，文化交流急剧扩展，标准化的需求日益凸显。随着社会经济活动标准化大潮的兴起，作为出版标准化的重要部分，书刊辅文标准化也驶上了快车道。有关辅文的国家标准规范文件和国际标准陆续出台。例如，1956年2月，文化部出版局颁发《全国图书统一编号方案》（简称“全国统一书号”）。1958年，国家技术委员会发布第1号国家标准GB 1《标准幅面与格式、首页、续页与封面的要求》，是中国标准化历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一举。国际标准化组织1972年提出《图书书名页》推荐标准。
中国从1979年开始组建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1979年11月成立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1997年更名为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下属有出版物格式分技术委员会。2012年成立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目前已完成了标准化工作机构的全面布局，拥有覆盖全行业的新闻出版、印刷、发行、信息化、版权5个国家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总人数超过400名，ISO注册专家30名；各类研究机构、实验室、实施机构十余个；制定并发布了新闻出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行业标准化技术性指导文件，以及工程标准超过400项。其中就包含一系列涉及书刊辅文的标准。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数字出版时代也是书刊辅文标准化的时代。
对于图书，按照功能，辅文大致可分为识别性辅文、介绍性辅文、说明性辅文、检索性辅文和参考性辅文五类；按照编排位置，也可分为图书前辅文、图书中辅文和图书后辅文三类。对于期刊辅文，也可做类似的划分。
（1）识别性辅文
识别性辅文主要包括封面文字、书名页文字，具体内容有书名、作者名、出版者名、版权说明、图书在版编目数据、版本记录等。
（2）介绍性辅文
介绍性辅文主要包括内容简介、作者简介和封面宣传语等。
（3）说明性辅文
说明性辅文主要包括出版说明、序、凡例、跋、出版后记等。
（4）检索性辅文
检索性辅文主要有目录（目次表）、书眉、索引（检字表）、引文出处说明等。
（5）参考性辅文
参考性辅文主要包括注释、参考文献、译名对照表、符号表、大事年表、各种附录等。
显然，这五类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一些辅文实际具有两种甚至多种功能。
按编排位置，分为三类，很直观。其中图书中辅文特殊一点：种类较少，只有书眉、编者按和注释三种。其中编者按有时被视为正文的一部分，而注释常会排在正文之后，也被视为后辅文。所以人们谈图书辅文往往主要谈图书前辅文和图书后辅文两类。
（1）保证书刊的完整性
一本图书或期刊缺少必要的辅文，就会显得残缺，不是一本合乎标准的正式图书或期刊。国家标准就规定了图书书名页及其文字内容的设置，规定了期刊目次表的设置。
（2）强化书刊的功能
有些辅文可以起到强化书刊功能的作用。例如，一部阐述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的专著，如果配备大事年表，将会使历史脉络更清晰。又如，一本学术专著，如果注释到位，参考文献齐全完整，它的读者当然会更信服。
（3）有利于检索的准确快捷
目录、索引等辅文可以帮助读者迅速找到查阅项目所在的位置。这些辅文编制得科学、严谨，读者查阅起来就能准确、快捷。
（4）引导购买和阅读
读者在接触图书时，除了面封的书名以外，最先看到的总是封面宣传语、内容提要、作者简介、出版说明、序、目录、跋、出版后记等辅文。对于书，读还是不读，买还是不买，这些辅文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在编辑实务之中，书刊辅文工作涉及各种辅文的撰写、编辑、设计、编排等诸多方面的事务。其中，通常由编辑撰写的主要有内容提要、凡例、作者简介、出版后记等。
对于编辑人员来说，辅文工作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对于正文，我们知道有个作者文责自负的说法，编辑只承担审读和加工的责任。辅文则有些出自编辑之手。对于辅文，编辑承担的责任往往要大得多，作者的责任倒要小些。辅文工作是编辑工作中每天都要遇到的实际业务内容。可以说，对于编辑，辅文工作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书刊辅文工作的重要原则是规范化。了解有关标准规范十分必要。同时也毋庸讳言，书刊辅文涉及范围很广，其中不少事项目前还缺少明确的标准和规范。有些事项，尚有行业惯例可循，人们做法还大体一致；也有些事项，人们理解不同，各家做法就各有不同，暂时也难以取得一致。在这种情况下，编辑在实际工作中既要重视研习已有标准规范，也应该关注和研究实际操作中遇到的某些尚无明确标准规范的问题，以便推动相应标准规范的制定和修订。
按照原新闻出版总署领导的要求，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12年10月启动了学术出版规范系列标准的编制工作。其中，就包含多项有关图书辅文的标准。2015年1月29日发布第1批7项标准，其中直接包含辅文内容的就有“图书版式”“注释”等项。
编辑应该熟悉已有的有关国家标准、新闻出版行业标准和规范。见表1–1。
表1-1 辅文常用标准规范简表
为了配合《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暂行规定》和《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2002年出版了经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辅导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的辅导教材和学习用书，包括《出版专业基础知识》（分初级本和中级本）、《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分初级本和中级本）和《有关出版的法律法规选编》。辅导教材随后出版了2003年、2004年、2007年、2011年、2015年、2020年版本（现名称分别为《出版专业基础·初级》《出版专业基础·中级》《出版专业实务·初级》《出版专业实务·中级》）。历年参加辅导教材编写、修订和审定的，有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实际工作和理论研究的专家，有在高等学校编辑出版学专业从事教学与科研的专家，也有在国家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和出版单位长期从事管理工作的专家。辅导教材具有权威性，其有关辅文的内容也是编辑人员应该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