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夹缝中的阿帕网

谈到互联网的孕育、创生，很多文本就会提到冷战。有这么一句话，已经成了固定的台词，是说：热战催生了计算机，冷战哺育了阿帕网（互联网的前身）。我们也先顺着这个脉络来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史家所言的“冷战”，时间段指1945年到1990年，从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跨度45年，约半个世纪。纷繁复杂的20世纪中，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进程就是冷战。关于冷战，大家都知道指的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意识形态的对垒，并由此引发长达半个世纪的封锁、反封锁，渗透、反渗透，竞赛、反竞赛，攻讦、反攻讦……等一大堆话。

但了解这些还不够，还要看到更多它背后的东西。这里有一条更深的背景线条。我们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粗略地看一看，到底阿帕网诞生于何种历史背景之中。

第一个关键词是“冷战”。

1945年2月，二战结束前夕，世界三巨头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在雅尔塔召开秘密会议——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次分赃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提出来一个“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什么意思呢？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欧洲的复兴，即战后欧洲重建计划。这个计划后来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顺便说，马歇尔计划也是催生经合组织（OECD）的摇篮。当时提出马歇尔计划的时候，有这么个动因：英美等西方国家判定，土耳其、希腊这些国家有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于是美国政府、国会就提出一个动议，要资助土耳其和希腊8亿美金，培育所谓自由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以阻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这些国家的扩散。

这种情况下苏联的反应，就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莫洛托夫计划”。事实上谈判过程也非常有意思。就在三巨头雅尔塔会晤前后，苏联和英国、美国在外长级、部长级都有很多磋商。美国表示“马歇尔计划”是开放的，欢迎苏联加入；苏联当然认为美国不真诚，所以提出了自己的计划：组建围绕苏联的“卫星国”。也就是说，苏联准备拿出相当一部分国力支持周边国家形成共产主义阵营。这是冷战初期发生的政治交锋。

雅尔塔会议之后2个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因脑溢血病逝，副总统杜鲁门成为美国第33任总统。延续罗斯福的思想，杜鲁门在其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主张以及政策手段，被称作“杜鲁门主义 ”。杜鲁门主义堪称美国历史上对外政策的重大转折点，其重要性堪比1823年主张美国脱离欧洲殖民主义统治的“门罗主义 ”。

杜鲁门主义的实质，就是要遏制共产主义，干涉别国内政，加紧通过军事、政治等手段达到控制别国目的的一揽子纲领和政策。1947年杜鲁门批准了马歇尔计划，并以此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础，这标志着美、苏在二战中的同盟关系的结束及冷战的开始，也标志着美国作为战后第一大国的世界霸主地位的确立。可以说，杜鲁门主义在美国此后长达30年的时间内，一直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并起着支配性作用。

美国的基本国策是领导世界，这一基本国策至今未有重大变化。杜鲁门之后——杜鲁门大概在1953年，朝鲜战争到中期后下台，艾森豪威尔上台。艾森豪威尔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美国的“军事工业联合体”。通过罗斯福当年奠定的“军事工业发展”道路，美国尝到了甜头。他们看到整个二战期间，美国是发达国家里面唯一一个战火没有燃烧到本土的国家，其基础设施、资源、人力资源都没有什么重创。所以艾森豪威尔提出了这么一个概念，强调了美国军事工业与大财团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艾森豪威尔政府任职的工业界，财团人士之多，前所未有：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当了国务卿，杜邦通用汽车公司的总经理查尔斯·欧文·威尔逊、副总经理凯斯分别出任国防部长和副部长。

短暂的肯尼迪之后两年，1963年赴任的约翰逊总统，提出了“构建伟大社会”的口号。从约翰逊的“构建伟大社会”到里根总统1983年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 ，乃至1993年美国副总统戈尔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依然是清晰可辨的“杜鲁门主义”的延续。

从19世纪进步主义到20世纪的军事工业联合体，领导世界到伟大社会，总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的自信心，包括美国社会整体的自信心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叶急速地膨胀，并成为支撑美国民众和社会的整体信仰。这一基于冷战思维的信仰体系，在“9·11”之后遭遇重创，并引导人们开始全面反思。不过这是后话，这里放下不表。

从雅尔塔会议可以了解到冷战初期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对垒，但这并不能令人满意。我们还想问：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水火难容的对峙？我们不妨再往前看一看，看看西方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在20世纪前半叶到底发生了什么？

20世纪前半叶有两次世界大战，有1929年发端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萧条，随后就是美国的罗斯福新政 。罗斯福新政可以说为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做了一个漂亮的脚注。罗斯福上任三天，就宣布银行业整顿，要求银行纳入货币监管体系，采取黄金本位，直到1944年形成了全球范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如此行事逻辑的背后，是美国19世纪末期出现，并扩散和高涨起来的一种思潮，叫作“进步主义”。可以说，20世纪前半叶的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似乎从反面为这种高昂的进步主义思潮做出脚注。

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种进步主义思潮的根源是什么？

第一个是科学的乐观主义。我们在中学课本中就学到过，说在19世纪末期物理学界洋溢着一片兴奋的景象。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讲，物理学界的定律已经全部发现完毕，剩下的只是打扫战场的事情。比方说把物理常数测定得更精确一些，把原子量测定得更精确一些而已。但是很不幸，放射性的发现为这种兴奋感添加了几片阴云。在物理学领域中发现了两种全新的现象：一是德国物理学家伦琴（Wilhelm Conrad Röntgen，1845—1923）在1895年11月发现了X射线；二是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Antoine Henri Becquerel，1852—1908）在1896年2月发现了天然放射性。尽管放射性开启了原子物理全新的研究领域，后来从黑体辐射、光电效应催生了量子理论的诞生，引发物理学基础大厦的巨大震撼，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乐观主义、进步主义的情绪。

17—19世纪，发端于欧洲的启蒙运动，开启了近现代自由、民主精神传布世界的历程，也是科学大发展的一个时期。科学精神贯穿于考古发掘、化学实验、天文观测和机械设计等各个领域，并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构建现代化美好家园”的大合唱。“科学精神”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语汇。简单说应当包括理性、探索、求真、求证、批判、协作等层面。但是，有一个隐含的前提，随着文艺复兴以来“人的解放”进程的明朗化，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隐含的假设就是：科学（的思想和方法）是构筑世界观的合法途径，是靠得住的。

大家会觉得，这个隐含的假设现在看起来，还是没有任何问题呀！我说且慢。现代科学从方法论上说，其总体特征是还原论、本质主义的，这一点没什么争议。将物质归于越来越细分的基本粒子，或者坚信世界的本源可以用近现代的数学方程予以刻画、描写，这些科学的方法迄今是我们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主流方法。这些方法产生了大量毋庸置疑的科学结论和技术成就。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一再地提醒了这种方法论的局限性，比如量子、湍流和生命。简单地将还原论的科学观作为科学的基调，已经显示出其不适。我在《互联网：碎片化生存》一书里，将其归结为笛卡尔主义。这个问题很大，也很复杂，我只是提出来，请大家思考。在第三讲里，我们结合复杂性还会回到这里来。

第二个是作为现代性象征的城市的崛起。19世纪中期以降，在欧洲和美国，大量几十万人的小市镇，迅速膨胀演变为百万人口、几百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大机器生产吸纳了一波又一波乡村青年奔赴城市，成为产业工人；到处是脚手架、建筑工地、高耸的烟囱和轰鸣的马达声。百货公司、便利店、公共交通网络、运输卡车、四处林立的广告牌和招贴画，成为电力工业照耀下城市的新景观。都市人的生活方式注入了时尚流行的元素，化学制剂和化学制成品迅速占据家庭主妇的消费清单，并成为主力。未来充满热切的期望和明媚的阳光。这样的乐观主义导致了一种进步主义的思潮，用美国第36任总统约翰逊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处在缔造“伟大社会”的幸福时刻。这种情怀的背后，总括起来就是：科学的魅力令人折服，科学可以用来解释一切、衡量一切。科学成为是非好恶乃至丑恶和美善的分水岭。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知道，19世纪的主流思想都有这样一个单向度的形象：世界就是如此这般地向一个光明的未来奔进。

对这种景象的深刻剖析，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诸多思想家的著作中看到。比如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阿多诺 的《启蒙辩证法》，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也可以从韦伯对资本主义祛魅的反思，芒福德 的《技术与文明》的讨论，哈耶克 对资本主义奴役人性的分析中看到大量精辟的论证。

经历了一战、二战之后，科学、民主、进步的思想显然在极度膨胀的极权主义、横扫全球的反人类的军国主义中，遭遇了更大的挫折。战后兴起的后现代思潮，对主流文化的合法性、权力的真实面目、宏大叙事的虚饰和伪装、掩盖在技术文明背后的奴役人性的巨大力量，以及机器时代对大自然的榨取、剥夺和侵蚀，展开了全面的反思。发端于法国巴黎、席卷西方各大城市如伦敦、东京、纽约的“1968年5月风暴”，可以说是这种质疑的一次总爆发。

1968年5月，法国塞纳河左岸拉丁区，爆发了针对教育体制的学生运动，随即蔓延到对当时资本主义文化符号的全面清算。学生们罢课、游行，与警察展开街垒巷战，高举马克思、毛泽东、格瓦拉的画像，高呼“要做爱、不要作战”、“禁止一切禁止”的口号，对资本主义价值观展开攻击。需要看到的是，以“5月风暴”为典型象征的反对资本主义文化符号的批判思潮，其实伴随着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兴盛的全过程。比如法国颓废诗人波德莱尔在《恶之花》里对现代都市丑陋的嘲讽；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对文化艺术的辛辣批评；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社会的揭露；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公共空间衰落的分析等。

所以我们说，看冷战，不能只盯着二战结束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格局的形成，军备竞赛的全面展开。要看到支配其背后的一个延伸至工业革命、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以及伴随其左右的“后现代思潮”。在科学兴盛的17、18世纪，向往自由、理性、进步的社会思潮，后来孕育出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类型，一种是自由资本主义，而另一种是骨子里的极权主义，这不能不说是引人深思的大历史尺度。

这个“大历史尺度”，就是19世纪以来形成的进步主义、理性至上，在20世纪前半叶遭受重创的过程。这就是我们理解阿帕网，理解冷战的重要背景。

第二个关键词是“北美防御系统”的核心“赛奇”（SAGE，Semi-Automatic Ground Environment，半自动地面防空指挥系统）。

“赛奇”是冷战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美国为应对当时苏联远程轰炸机和核武器的威胁，在北美地区部署了大量防空预警雷达系统，这一系统被命名为“赛奇”，并由此建立了“北美防御系统”。北美防御系统的导火索是1957年10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闻得此讯，全美举国震惊。此前美国上下皆认为苏联科技整体落后于美国，美国是领先的，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军备竞赛的主战场在核武库。但是，当苏联把目光投向太空时，的确让美国人大惊失色。所以在1958年的时候，美国匆忙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但是美国的这颗卫星尺寸很小，重量也不重，几十公斤而已。紧接着苏联就将一条狗送上了太空。可以说，1958年发射的人造卫星对美国来讲只是临时拼凑、仓皇应战的结果，当时主导的科学家是从德国挖来的设计V2火箭的科学家布劳恩 。为应对挑战，1958年，美国政府成立了两个机构，一个就是著名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简称NASA），另一个就是与加拿大政府共同组建的“北美防空防天司令部”（North American Aerospace Defense Command，简称NORAD）。前者致力于发展太空航天，后者则进一步充实完善北美防御体系。同一年，美国国防部也成立了一个叫“阿帕”的下属机构——高级研究计划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简称ARPA，中文简称“阿帕”）。这是后来被称为互联网前身的阿帕网的摇篮。大家都知道，阿帕是1958年成立的，但直到1969年，才出现所谓的“阿帕网”。这中间有十年的空档期。这十年，美国人都在干什么？

其实整个六十年代，美国最重要的工程是阿波罗登月工程。阿波罗计划是1962年开始的。在如此庞大的计划中，美国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阿波罗上，投入了几乎三分之二的科学家，包括电脑编程人员。中间发生这样一个插曲：到底要太空，还是要核力量？这是一个政治抉择。当年美国提出的赛奇计划，目的是增强它的核防御力量（它是一个防御系统，防御苏联的核打击）。当时设想在北美加拿大建立17个防区，通过雷达监测的方式，大概能同时监测400架左右的飞机。建设这个防御体系据说一共花了25年，从1945年酝酿到1970年建成——这一年，恰好也是阿帕网诞生的后一年。阿波罗计划据说花了大概有80亿美元。这项浩大的工程当然离不了计算机。按照部署，每个防区至少有两台IBM的大型机。

从当时的资料看，大型计算机在结构上属于“主从结构”。也就是说，IBM大型机担当着主机的角色，分散在其周边的，是一大堆的“哑终端”，说白了就是纯粹的输入输出接口。你们可以想象，整个六十年代美国为了应对苏联的核武器和太空威胁，总体上的思路仍然属于这种“中央控制”的思路。虽然在1969年，阿帕网有了一个雏形，真正的互联网还没影呢，但为了应对苏联可能的核威慑，北美防御系统的本质依然是“集中式”的中央控制系统。

其实，真正在后来影响互联网思想的，并非是这个集中式的中央控制体系，而是六十年代美国大规模建造的高速公路体系。据说艾森豪威尔二战期间作为盟军最高司令，曾惊叹于德国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络。德军正是仰仗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络，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发挥摩托化、坦克、机动部队的威力，发动闪电袭击。艾森豪威尔和约翰逊总统在任期间，都是高速公路的积极倡导者。据说，1955年，当时有一位叫艾伯特·戈尔的人，是美国田纳西州参议员，提出了“美国州际高速公路法案”，艾伯特·戈尔是克林顿政府期间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的父亲，阿尔·戈尔则是1993年美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倡导者，这是后话。

美国的高速公路网络是在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高速公路网络的快速移动性，与阿帕网“分布式信息交换”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整个北美防御系统的思路仍然是集中式的中央控制体系。可以看出，中央控制、集权主义，实际上也是当时美国科技界的主导思想。所以说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一个较为宽松、不怎么引人注目、某种程度也不太受打压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通观整个阿帕网的发生、发展和演化，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发展互联网最初根本不是美国政府主导的或者某个机构主导的，它完全是民间的自发的，甚至一开始是在一种与巨人公司对抗的姿态下完成的。这里讲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与IBM有关。在五六十年代，IBM是大型电子计算机的霸主。1964年IBM推出的IBM System/360（IBM S/360）机器，在短短的几周内就卖出了上千套。这种动辄数十万、上百万美元的庞然大物，在六十年代的买主不是政府就是军方，很少商用。商用机器基本都是租来用的，很少有买的，像IBM S/360这样的大家伙，它的月租金在2,000—50,000美金。一些大公司，比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都要租它的机器。在阿帕网试制的过程中，大概在1968年左右，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科学家约瑟夫·立克里德 提出了分时操作的处理办法，能够较好地利用IBM S/360计算机，这种算法与IBM电脑默认的“批处理”方式相比，有很大的改进。批处理，就是你给它一大批的指令，它得按照顺序一个一个来执行，就好比有很多人买票，但只开一个窗口提供售票服务一样。科学家们提出的分时操作模式，把中央处理单元（CPU）的时间切分成若干个时间片，然后分配给不同的计算作业。这么一来，虽然中央处理单元依然是“顺次处理指令”，但对每一个终端作业者来说，看上去好像你在“独享”整个电脑的计算时间一样。据说，这个创意曾让IBM勃然大怒，曾经有一次甚至把学校里的机器给拆了，因为它觉得“分时操作”模式威胁到了它自己的体系架构。假若分时操作大行其道的话，买电脑或者租用计算时间的客户，一定会大大降低。当然，这是技术发展过程中公司的局限性。IBM的老沃森不是曾放言：整个世界只要5台电脑就够用了。

第二个例子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有关。传统的电话通讯模式叫“线路交换”，说白了就是电话呼叫者需要通过“抢线”的方式获得通信线路。在通话过程中，通话者是独占整条线路的。老电影中经常可以看到老式的摇柄电话机，以及人工插转的电话接线员，这就是线路交换的原理。这种交换效率是十分低下的。阿帕网的研究者提出了“包交换”方式，这也是迄今依然使用的互联网TCP/IP协议 的核心内容之一。

所谓“包交换”（也叫“分组交换”）模式，就是把通话信息分割成小的信息包，每个信息包有一个包含目标地址和控制信息的“包头”。成千上万个信息包在发送端送出后，它们在线路上并非依次而行，而是根据分段线路的忙闲程度，选择不同的路径（这个过程叫“路由选择”）。不同的信息包可能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通路。到达终点站之后，再重新拼装成完整的信息包。包交换的方式，好比一列士兵在突围时，采取“分散突围”的办法，每个人可以选择不同的路径，然后在一个指定的地点会合。

这种方式，大大提高了线路的利用率，但在当时的电信公司来看是大逆不道的。所以有一次，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曾威胁阿帕的研究小组说不会继续给他们提供线路支持，也不会与之合作。所以逼着研究组想办法怎么在通讯上解决信息交换效率的问题。

第三个关键词是“军事工业联合体”。“军事工业联合体”是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基本国策。在战争期间，政府以军方的名义给工厂大笔订单，养活了工厂，以及大学的研究人员。二战之后，美国政府延续了这一做法。当时有三个领域吸引了大批军方的订单：一个是空军的预警防御体系；另一个是海军的航母系统；再一个就是用于自动武器装备的智能机器人、高速通信系统。如果你看一些文献，你会知道七八十年前，美国的军事工业联盟是非常厉害的，大量订单来自军方，而且一掷千金。像IBM、通用电气（GE）、杜邦（DuPont）、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这样的公司，它们都大量从军方取得订单。

综合上述，冷战、北美防御系统、军事工业联合体这三个关键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样一条线索：互联网早期的发展其实是和权威做斗争的过程。

冷战思维要求把控对世界的主宰权、控制权；北美防御系统是为了让这一威权体系保持有效；军事工业联合体则给予经济上的强大支持。然而，阿帕网的发展目标，虽然的确是为强化“主宰权、控制权”而起步的，但在学院派手里，不经意间将阿帕网引上了另一条开放、分享的道路。

研读阿帕网早期的“创世纪”，需要把真实发生的故事放回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技术和商业背景之中，不能简单地认为阿帕网是如此神奇的灵光一闪，也不能片面地认为阿帕网从一开始就拥有了正确的方向，并受到来自各方的大力支持和鼓励。虽然，阿帕网的初衷是要为美国领导世界的基本国策服务的，但微妙的是，阿帕网成长的环境充满了“集权主义”、“集中控制”、“命令—指挥”的思想。要在这样一种“金字塔”结构中，生长、繁衍出40年后今天的生气勃勃、活力四射的互联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或许恰好是我们重读互联网发展史的要害所在。阿帕网的孕育，互联网的爆发式成长，其路径根本不是笔直的。它的确脱胎于工业时代“中央控制”的理念，但它从一开始就携带了宝贵的“反叛基因”，这一反叛基因是我们理解互联网思想的重要标识。

其实，20世纪70年代微型计算机的诞生也是如此。当年颇具反叛精神的战后“婴儿潮一代”，他们身穿牛仔服，酷爱摇滚音乐，披着长发，在老爸的汽车库里摆弄着半导体和电视机样的显示器，试图制造出可以跟IBM、控制数据公司（Control Data Corporation，简称CDC，成立于1957年）、雷明顿兰德公司（Remington Rand，成立于1927年，最著名的电脑产品是50年代供给美国人口调查局的电脑优尼瓦克UNIVAC，UNIVersal Automatic Computer）电脑相媲美的个人计算机，他们的口号就是“把电脑搬回家”！在20世纪中期，大型计算机的体系结构和控制逻辑是“中央集权的”，电脑就是权力的象征。掌握了电脑就掌握了控制权，所以可以想象，当热情奔放的年轻人，可以拥有一个自己做主、可以编程的电脑的时候，他们的内心深处会焕发多大的激情啊！电脑就是这样一个隐喻，它预示着将主宰权交还到你手中。 pjQdl3a+LU+1rMCKyWC8QCdh2+9R1AMN2I4OOlHPorJGqDVBvFzErGbixu86AA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