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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互联网可以有不同的时间尺度。对中国来说，互联网进入公众视野的初始时点，当属1993年美国政府提出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其后两年时间，发生的三件事都与此有关。一件是24岁的斯坦福大学肄业生安德森
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他是第一款商用浏览器马赛克（Mosaic）的发明人，也是网景（Netscape）公司的创办人。1995年，这家成立不足16个月，尚未赢利的公司登陆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创造亿万富翁的神话。第二件事是美籍华人杨致远
创办雅虎，成为互联网服务领域耀眼的明星。他的华人面孔让中国人极为兴奋。第三件事是1995年年底，微软公司针对网景公司发起猛烈反击，将网络探索者（IE，Internet Explorer）浏览器免费捆绑在新推出的操作系统视窗95（Win95）上出售，对抗网景浏览器99美元的策略，从而导致美国司法部对微软的反垄断调查。
如果以1993年作为互联网商业化的起点来算，到2013年的20年间，互联网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叫作“三个时代”略显夸张，但这三个阶段的确浓缩了某种“范式转换”）。第一阶段，叫作“堆”时代。用尼葛洛庞帝
[1]
的话说，是从原子到比特（从A到B）的时代。这一阶段涌现了大量的门户网站，比如美国在线（AOL）
、雅虎、亚马逊。互联网用户数迅速增长。大量新闻资讯、图片、电子邮件服务、电子商务网站出现。在中国出现了搜狐、网易、腾讯和新浪四大门户。第二阶段以1998年谷歌创立为标志，可以称作“搜”时代，“信息过载”、“注意力经济”是关键词。第三阶段以2004年出现的Web 2.0为标志，“交互”、“个性化”、“用户生成内容”（UGC）、“社会化推荐”是热点词汇。这一年，诞生了著名的社交网站脸谱。
这三个阶段的“变”与“不变”，集中在这样两个方面：其一是信息生产、传递、存储、呈现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远未终结，甚至还在更深的层面发展，比如通过脑机接口
，实现外部电信号和脑波信号的转换；再比如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实现虚拟实境下的人机交互。
另一方面，过去的20年，互联网依然表现出强劲的“技术引领”特色。虽然，越来越多的思想者指出，人与机器的关系将发生重大变化，但这一变化的价值着陆点无疑还是传统意义的“人”。
2011年2月，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以下简称IBM）推出的智能超级电脑沃森（Watson），战胜了当时美国最受人欢迎的电视智力问答节目《危险边缘》中的两位“常胜将军”，引起舆论哗然。智能机器是否像《黑客帝国》预言的那样，接管人类？这个话题一再刺激着人们的神经。社交网络的兴起，触发了人们更加宽广的想象力：让电脑与人联手，将会迸发出怎样的智慧能量？
2011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为纪念互联网诞生40周年，举行了一次全美娱乐活动：在全美部署10个红色气球，能最快定位这10个红气球的个人或者团队，将赢得5万美元奖金。按照传统的做法，要想参与这一活动并取得领先，要么你就得借助人海战术，要么你就借助先进装备比如飞机搜索。但不管哪个办法，都注定是耗时费力的。最终的竞赛结果意味深长：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团队，借助社交网络，仅用了6个小时就获得了全部10个红气球的定位结果。这就是互联网的魅力。
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以及众包
[2]
、群体智慧
，这些新鲜的概念迅速成为互联网诞生以来最为深刻的思想。众多技术天才和商家，在努力辨识和挖掘这里蕴含的商业机会，比如校验码、维基百科、众包地图应用等。但对这一现象到底意味着什么，仍然众说纷纭。
典型的主张有三种：一个是凯文·凯利
的人机共同体，即人的机器化和机器的生命化，是一个同步展开的历史进程；一个是托夫勒的产消合一，即Prosumer，生产者同时是消费者，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还有一个则是公共空间的重构，即阿伦特
所说的新的“行动的公共空间”。我们暂且不展开阐述这三种主张，后面有机会大篇幅来讲。
这三个主张都触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如何看待脱胎于工业革命之母体的信息时代？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人本主义”在互联网冲击下，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人的自由的联合”透过机器的媒介，将发生何种重大的变化？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更大的时间尺度，需要从上溯60年的技术史，到100年的经济史，甚至300年的文化史和千年文明史的跨度来看问题。
“更大的尺度”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一个是达尔文奠定的人类中心论；另一个是哥白尼挑战的地球中心论；还有一个是尼采、弗洛伊德
的意识中心论。阿尔都塞
在其《弗洛伊德与拉康
》一书中指出，由于哥白尼，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由于弗洛伊德，意识不再是我们的中心；由于结构主义，主体不再是我们的中心。各类“中心论”的嬗变，展现出一幅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在宇宙中地位的宏伟画卷。互联网是消解一切中心的。在中心与消解中心的对垒中，思想发生了何种变化？这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千禧年
之前，有一系列“终结”论的著作在流行。比如福山
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霍根
的《科学的终结》。美国硅谷的创富者们，在快速消费工业时代思想的同时，毫不犹豫地将工业时代的种种法则抛到了脑后。这可谓2000年前后第一波互联网狂潮的典型特征。我在《比特的碎屑》
一书中对此有较多的剖析。
这无疑是一个“兴奋”与“落寞”并存的时代。对进步凯歌的信仰，与对传统理念的不屑交织在一起，互联网从业者认为自己已经挣脱了传统的束缚，已经摧毁了金字塔组织模式，碾平了生产的边际成本，极大释放了知识的分享能量，认为新世界的曙光就在眼前，只要你把它放在网上。
这是一个充满后现代色彩的大事件（指互联网），正如美国后现代建筑理论家詹克斯
指出的那样：资讯时代是一个后现代的典型样本。能被摧毁的一切，都可以打上“拆”字标签。确定性丧失了，边界丧失了，权威丧失了，意义也丧失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成为刻画这种变化绝佳的脚注，这句话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人类毫无疑问进入了完全意义上的“人造世界”。问题的焦点只是，如何为这个人造的世界重新赋予价值和意义？当然，“赋予”这个词还嫌太“工业化”了，不如退一步说，这个世界的价值和意义，是如何“涌现”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面对的是“互联网到底启动了何种进程”？这不只是简单意义上的知识的堆叠、生产力的进步，也不是对工业伦理、财富观、进步主义的修修补补，而是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与人文的分离之后的一次重逢、一次交叠。这是“人的重启”。
这注定是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启。
[1] 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1943— ），美国计算机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兼执行总监。1995年出版畅销书《数字化生存》（ Being Digital ），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
[2] 众包（Crowdsourcing），指的是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大众网络的做法。美国《连线》（ Wired ）杂志2006年的6月刊上，记者杰夫·豪（Jeff Howe）首次提出了众包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