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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自己的父母亲是记得比较清楚的。我的父亲叫全世均，字可平，又名青夫，生于1894年，就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那年。他是家里独生子，倍受祖父母宠爱，就把他留在身边，不准他外出读书，只念过私塾。但是，他很聪明，而且非常勤奋，自学成才，不但会做生意，还会书法、画画、行医、设计房子、造房子。我父亲的字写得很好，而且他还督促我几个哥哥和姐姐写字。
我印象很深，我几个哥哥和我早年去世的姐姐，他们的字都写得很好，和我父亲有关系。我父亲逼着他们写字，每天早上都要临帖。到后来，在我成长的年代，主要是家里经济太困难了，他已经没有力量来管小孩了，所以，我跟我弟弟的书法就不如我几个哥哥。我很小的时候，他在乡下的村子里，很多人来找他，干什么呢？就开方子，我们现在叫行医吧？这个完全是免费的，人家有点毛病，他也会处置。他在乡下还做过公益事业，负责过乡里的南塘河（即桓溪）疏浚工作，南塘河疏浚的碑文就是他写的。
我现在想想，父亲那时候负担确实很重。我记得我父亲最早好像是公务员，做收税、开发票之类的税务工作，后来，因为这些薪水难以维持十来口人的家庭生计，他也就不做这份工作了，就出来自己做，想办法去经商。大概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没有固定职业，他很早就到宁波城里从商了。我印象当中，他的职业是什么呢？把那种旧的房子买进来，自己设计、改造以后，再卖出去，用这个办法挣钱。我小时候就这样，老跟在父亲后面，去干什么呢？看很破旧的房子，然后经过他的设计、改造，变成新房子，然后，把它卖掉，有了钱再这样倒。应该说，当时我们的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回到家乡沙港口，从事农业生产，一家人靠务农维持生计。
我这一生中，受我母亲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的母亲叫俞财英，她生于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她家原来在奉化张俞村，出身于书香门第。她可能在家中排行老二，我有两个舅舅、一个小姨。我对外公、外婆、大舅舅的印象不深，但我记得小舅舅。他好像是日本留学回来教音乐的，当过宁波孤儿院的音乐老师和乐队指挥，后来大概是因为爱情什么原因，神经错乱了。所以，我小时候只知道我的舅舅抽着烟，每天自言自言、唱歌，这些歌都是他自己编的。我母亲年轻的时候，还是一个长得很好、很有修养的才女，崇信观音菩萨。我母亲的娘家经济条件一般，不是非常富裕，家里有土地出租，但跟我父亲家里比还是要差一点。因此，当时她嫁到沙港口，算是有点高攀了。
《世均先生肖像》，1998年，81×100 cm，布面
以前的婚姻，都是媒人窜来窜去，男女双方没见过面。据我妈妈讲，她嫁到我父亲家里前，根本就不知道新郎长得什么模样，轿子抬过来以后，一看我父亲，原来是又矮又小的光头小伙，两个铜铃眼，这么一个新郎！当时，她就大失所望。我妈妈的个子比较高，我爸爸的个子特别矮。所以，我母亲来到这个家里，实际上一开始是很不满意的。但是，她的修养非常好。我觉得，她的修养里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很克己，什么事情都让着别人，不爱自己出头露面地去做什么事情，她愿意默默无闻地做背后的工作，为我们兄弟姐妹的成长付出太多了。我觉得我妈妈非常的了不起，我也很感恩我的母亲，在她身上我学到了很多的奉献精神。我的个性和性格是从母亲那里来的，我父亲的脾气比较急躁，我母亲比较慢一点。所以，我的性格基本上像母亲，不像我父亲。
我们家里兄弟姐妹比较多，有八个人。那么，有十口人吃、住什么的，都依赖父亲和母亲维持，有一段时间，家里经济状况很困难。我记得，我哥哥不得不到同学家里去借米，家里揭不开锅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家人早上吃一根油条，用剪刀剪成一段一段的，然后桌子当中放一碟酱油，每个人只能拿一小块，蘸一蘸酱油再吃；午饭、晚饭都是咸菜汤、豆子之类的东西。所以，我小时候有点营养不良，身体很不好，可能跟当时家庭境遇有一定关系。母亲自十九岁嫁到全家，先后生育了九个子女，五男四女。除有两个女儿夭折外，其余均养大成人。养大这么多孩子，不知要付出多少心血！小时候，我们早上起来，母亲已做好早饭，白天忙家务，晚上她还要在油灯下缝补衣服。
我现在想起我的父亲、母亲，真的是不简单啊！要服侍一直躺在床上的祖母，还要养这么多的小孩。这样一个拮据的家庭，现在想，真是不堪回首！但是，家里非常和睦，父亲、母亲从来没有过吵架；我们兄弟姐妹也从来没有吵过架。而且在教育孩子这方面，我的母亲还是很严格的。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弟弟到一个小店里面把一个鸭蛋拿回来了，我母亲就问：“你这个是哪儿来的？”他说：“我在那里，人家没看到，我拿来了。”我母亲非常生气：“你怎么可以拿人家东西呢？”她就叫我弟弟过去道歉，把鸭蛋还给人家。我弟弟死也不肯去。但是，不肯去，也不行，最后还是让他把鸭蛋还回去了。这个给我印象很深。当时，我在想，已经拿来了，你还叫他拿回去，这个面子都没有了。但在这点上，我的母亲是非常有原则，非常正义的一个人。
我们家里有一个习惯：老大穿新衣服；老二穿老大的旧衣服；老三是补旧衣服；轮到老四，就是改装衣服。袜子也是这样，我们以前穿的袜子是长筒丝袜，轮到我们穿的时候，长筒丝袜没有袜筒了。我姥爷把破的袜筒剪掉，我妈妈在袜口上面缝一个类似橡皮筋的东西，能够起到把袜子固定在腿上的作用，我们主要穿这种袜子。但是，因为这些袜子本是大人穿的，很大，加之剪掉太多的袜筒，它又不够长，一走路，袜子就自己滑落下来了，这个我印象最深了。我们穿的鞋子也是妈妈做的，我上高小的时候，上学路上是不穿鞋的，鞋子夹起来，到学校门口，再把鞋子穿上。然而，就是这样的家庭，出身却不是很好，因为家里有地，父亲又从商，结果后来划阶级成分，就划到“工商地主”一类，属于“黑五类”了。
我的父母虽然是旧式婚姻，但他们感情很好。听母亲说，因为父亲很聪明、能干，为人耿直，待人宽厚，生活在一起就产生了感情，他们一直互敬互爱，相濡以沫。1949年以后，他们随我哥哥来到杭州，后来住在二哥家里，享受天伦之乐。我父亲是1967年因病去世的。父亲去世以后，母亲一度在我小妹和弟弟家里住过，我母亲是1980年离世的。
我们家有一个家训，就是从小到大，你必须要自力更生，不要依赖人，这个思想深深印在我们兄弟姐妹的心里。所以，我们五个兄弟都很努力，都是共产党员，都是高级职称，都享受国务院颁发的专家津贴。而取得这些成就，应该说，跟我们自己的奋斗很有关系——按照党的路线，克服自己原来的阶级烙印，向好的方面转化；按照国家的要求，我们努力工作，给社会各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