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样板戏的油画

大概到1969年，我的情况稍微好一些了，劳动之余，自由一点了。虽然我还不能随便画画，但当时很多画都要集体创作，有时候他们也需要人手，就让我们去参加一下，像我最好的情况，也就画个皮鞋，不然的话，就画草、画地等背景。比如说，参与毛主席像的绘制，由不同派别的人去画。毛主席的脸，一定是造反派画；衣服、背景，只能是保守派的学生画；像我这种“反动学术权威”是没有资格画毛主席像的主体形象的。不过，毛主席全身像，不是有鞋子嘛，只允许我画毛主席的皮鞋，我可以画得锃亮，但身上不可以画。

1970年，上海《文汇报》的社长大概因为跟江青关系比较好，她在《文汇报》组织了一个移植样板戏的工作组，就是用油画形式来表现样板戏，并且要在报纸上面刊登。《文汇报》通过上海市委宣传部、浙江省委宣传部，命令浙江美院党委通知我去画《红色娘子军》。于是，我就被调到上海，并任工作组组长，《文汇报》的张楚良是副组长。这次样板戏移植工作，我记得还调动了一批人，如上海油画雕塑院调来了邱瑞敏、魏景山、邵隆海等三位；从浙江美院调了我、吕洪仁、陈守烈、吴国亭；还有工人石瀛潮、王英浩等。这些人都住在《文汇报》圆明园路的宿舍里边。同时，《解放日报》也组织了一个类似的工作组，以陈逸飞为首。

当年，我的哥哥全一毛已经从《文汇报》主编的位置上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虽然没其他政治问题，但已经关在“牛棚”里了，所以，这次去《文汇报》画画跟我哥哥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没见到他。而且我是“提着脑袋”去《文汇报》的，由我当组长负责移植样板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因为我已经是“反动学术权威”了，现在领导信任我，要我去完成这个任务，万一里边出了事情，如果我犯了错误，那就不得了，我肯定被直接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所以，这一段在上海的时间是很不愉快的，对我来讲压力非常大，思想负担很重。

在工作中，我一直把握并且亲自画画面中的主要内容和形象。可是，工作组有的成员就质问我：“不应该这样，这东西应该让大家来弄！”但是，如果大家弄，万一出什么事情，责任还是我这个组长的。我宁可让组内成员批评我个人主义、想出风头，也要把握最重要的东西一定不能出问题，一定不能歪曲样板戏。有的上海朋友对我很有意见，认为我的“个人主义”很严重。其实不是，说实话，那个地方没钱、没名，什么都没有，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个人主义”的问题，我当时只考虑到会不会犯政治错误。所以，他们这样误解的话，我也只好认了。

这次移植样板戏的任务持续时间很长。先是画黑白的《红色娘子军》，因为那个时候报纸都是黑白的，我们第一次画的《红色娘子军》是黑白的，画完后得到“文革小组”认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都转载了。然后，《文汇报》的领导就来劲了，觉得我们这个画《红色娘子军》的工作组出了成绩，硬是要求我们画有颜色的样板戏。因此，我们把《红色娘子军》里面的主要情景、故事都一个个画成油画，而且画得很大，有两三米高，最后这些画留在上海展览，并且出版了画册。前前后后画黑白、彩色的《红色娘子军》，大概有两年多时间。

关于这批油画的艺术价值，基本上是移植样板戏，把舞台上的样板戏用油画形式表达出来。因为样板戏本身是一个艺术作品，把它转化为油画，应该重新创作。这些源于样板戏的油画，由于受到样板戏的局限，不能离开样板戏的语言，实际就是样板戏的照片放大，就限制了画家发挥创作的能动性。应该说，这种“文革”中的油画作品没有多少艺术价值。 gf/bEO0mhTnGzY4vdJ/c4VwAXIFjJkz+00txePRY+tZQPJmCNu/yWHsTVzPIXv+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