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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秋，我和肖峰同学一起毕业归国，正好是国家困难时期。当时我们不知道国家困难，没有什么思想准备。一下火车，先把我们拉到北京西郊的外国语学院。第一顿饭，我们吃的是米糠、野菜一起炖的“忆苦饭”。吃完饭，大家进行讨论，才知道国内原来是这样，我们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很吃惊。大概在北京经过一个月的学习以后，慢慢知道一点国内情况。
回到国内，国家教育部的组织部门准备把我留在中央美院。因为距离报到日期还有一段时间，又刚回国，有一段假期，我就没有马上去组织部报到。这个时候，肖峰已经先回杭州了，我另一个同学想去杭州，我就带着这个同学一起到杭州，我也就顺便探亲。结果在火车上，碰到了和我一起在华东分院的同班同学，他马上把我回杭州的事情报告给学校。回到杭州，当天晚上，学校党委书记高培明就来找我，让我到他办公室去一下。因为以前就跟他比较熟，他也对我很好，我根本没有思想准备。他就说：“你回来啦，最近有什么事情吗？”我说：“没有啊，放假了。”他说：“那你明天就到学校来吧。”然后，他马上一个电话打到组织部，说这个人已经回来了，是从我们学校出去的，我们要把他留下来了。就这样，在我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把我扣在浙江美术学院（以下简称“浙江美院”）了。
这个时候，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已经更名为浙江美术学院了。我在国内念书时，还叫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后来很多老师觉得，华东的中心在上海，不是在杭州，而且从学校发展方向来看，上海似乎更有希望。因此，以莫朴院长为首的很多老师提出来，希望把学校搬到上海。而且他们也在上海找了地方，准备把华东分院从杭州搬到上海。就在这个时候，反右运动开始了。有人认为这个迁校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摆脱浙江省委领导，是反党行为，因此，把这批主张迁校的骨干如江丰、莫朴、王流秋，统统划成右派。从此以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不复存在，变成了浙江美术学院，属于浙江省委领导下的一所学校。
向组织部报到的日期到了，我回北京，去了教育部的组织部办公室，管分配的女同志就对我发火说：“你无组织无纪律！你为什么要回杭州？”我当时想，“我怎么无组织无纪律？”我说：“因为家在杭州，陪我的同学回杭州去。”她说：“你给我们找了很多麻烦！好了好了！你就回去吧，你就回浙江美院吧！”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很清楚我们书记把我留在学校的事情，于是我就回杭州了。
罗工柳先生后来跟我说：“你这个人啊，也是，我们中央美院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你留在北京，你自己却偷偷跑到杭州去。”我说：“我没偷偷回杭州，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那个时候，我确实很幼稚，根本不知道这样一个组织关系，就是我们学校党委书记跟北京方面说，中央美院也有留学生，浙江美院好不容易派了两个留学生，应该回到我们学校。浙江美院也有理，所以北京方面也没有办法硬调我到中央美院。我什么都不知道，就留在浙江美院了。
说起来，还有一些小故事。我在回国的路上，从火车上买回来一包奶糖，是用塑料袋装好的。那时候，家里人还没看到过这种透明的塑料袋。我拿回家后，家里都觉得很奇怪，问我：“你这个糖从哪里来的？”我说：“我在火车上买的。”家里觉得很新奇，就问“哪个火车买的？怎么会有这样高级的东西！”我说：“这不是很普遍的糖嘛，一种奶糖嘛！”那时候，这个奶糖要算着吃的，不能随便吃，家里就把我这包糖没收了，放在家里。我刚回国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回到浙江美院工作后，正好是困难时期，我们学校也非常困难，每天吃不饱。我们也不敢讲。
我跟谭永泰两个人住一个房间。他也是留苏回来的，学的是美术理论。这是个什么样的房间呢？其实就是旧房子楼梯底下的一个楼梯间，以前是放拖把、扫帚等杂物的三角形的小房间，不是住人的，大概只有七八个平方，当中还有个小柱子。我们两个人就住在这个小房间里，只能放下两张床，一张桌子，因为中间有一根柱子，我俩根本不可能各占一边，两张床只能拼在一起，靠着墙放，柱子边放一个桌子，是我们两个写字、备课共用的。
我们回来的时候，行李很多。留苏之前，国家给我们准备了两箱子衣物用品，我们省吃俭用，基本上没有因为破旧而丢弃的，能带回来的都带回来了，包括我在苏联买的一些油画颜料等，都放在箱子里面。我们的房间根本没地方放箱子，只能放在走廊。第二天我去上课了，等下课回来，箱子已经被人割开来，里面的东西全部被人偷走了。那时候，我们还不敢讲，东西被偷了，只能怪自己没管好，也没有人帮我们说话。所以，弄得我们两个衣服都没有了。
我回国后，油画系安排我带一个班，任班主任。这是1959年入学的一批学生，都是工农子弟，基础比较差，而且班上学生比较多，将近20人，所以教学任务很重。我带他们下乡。当时，我也没感觉到很多教学上的矛盾，只觉得生活上有点吃不消，跟在苏联留学时反差太大。但是，看看大家都是这样，也没有什么抱怨的。前几年，中国美院90周年校庆的时候，这个班同学还集中起来，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同学，有的已经去世了。他们来看过我。
从1961年到1964年，我还应邀到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参加了一些历史画创作，如《英勇不屈》《上井冈山》《中华儿女——八女投江》，前两张是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创作任务；后一张是黑龙江省博物馆委托我画的一张关于东北抗联的历史画。这些画创作的具体情况，我以后再讲。总的来说，学校教学还比较正常。特别是1961年中央“八字方针”
正式出来后，各方面开始进行调整、提高，一直到1965年，教学都比较正常，教学大纲基本上是参照苏联的，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有所改变，因此整个教学来讲还是比较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