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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我留学苏联期间的故事，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我当初毕业的时候，是完全服从国家分配的。那么，我被分配到本校，留校当研究员。可是研究员当中，有很多人分到国画了，分到油画的很少，就分配去了两个人，而我是其中之一。分到国画的，如方增先、周昌谷等，马上可以到敦煌考察。那个时候，到敦煌考察，那简直就是一个神话故事，所以我们很羡慕那些学国画的同学。可没想到，分配完工作后，没过几天，国家来了一个通知，要选拔留苏学生，这是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才方面战略部署，要选拔优秀的青年到“老大哥”那里学习，到苏联去学习。
那个时候，就要层层选拔，先由学校提出候选人，然后又要政审。政审完了以后，要经过国家考试。第一场考试，我们是在上海。我记得很清楚，在上海交通大学体育馆里面考试，很大的体育馆，黑压压的一片人，我是坐在最后面，而坐在最前面那个人，已经处在我的透视消失点上了，可见报考的人之多。当时就考两个科目，一门是政治，一门是文学。考完以后，我想，那么多人考，而且这还仅仅是一个考区——华东区，全国还有东北区，还有其他地方，当时我就很安心了，反正考试完了，就回来好好画画、学习。那个时候，我一方面在学俄文，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学的是英语，后来敌伪时期，我学过日语，但俄文没有学过，所以俄文是从零开始学的；一方面在准备复试，如果考试通过的话，还要到北京去参加考试。
我们等了好长时间，终于有一天，通知来了，我们学校里面被选上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肖峰。我们两人接到通知后，就要到北京去参加复试。那个时候，到北京也不容易，因为当时是慢车。我们买的是一个学生半价票，七天之内有效，走到半路以后，可以下车出站休息。我们到了蚌埠以后，实在吃不消了，就下了火车，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在同一个时间，我们再去坐火车。到德州以后，我们又下车睡一个晚上，再坐了三天火车才到北京。
到北京以后，我们很兴奋，也没休息，当天晚上就去拜访徐悲鸿先生。徐先生是中央美院院长，是法国留学回来的。这次留苏学生选拔复试，徐先生与董希文先生是主考官。我们两个跑到他家里，很冒昧地去拜访他，但他对我们非常热情，我印象很深。他家一进门，就是一个客厅，两边挂了他的素描，那些素描都是我们从画册里看了很多遍的，对徐先生我们很敬仰。
第二天，我们开始进行复试。复试考什么呢？就是业务考试。上午考的是素描，画个头像。北京中央美院有很多人参加考试，满满一个教室，他们画得又快又好。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但对考试能不能录取一点信心都没有。下午考的是创作。后来，董希文先生问我们，你们有没有搞过创作？我说：“我搞过一张创作，我的毕业创作是斯大林逝世的题材。”董先生说：“那好啊！你就不要画了，你回去，把这张画寄过来，来参加评分就可以了。”回杭州以后，我就把这张画寄到北京去，邮寄的时候，好像考试时间已经结束了。
过了大概一个多月，一起参加复试的林岗突然给我们打了一个电话。林岗是非常优秀的一位青年画家，那个时候他是助教，曾经画过《群英会上的赵桂兰》，获得第二届全国年画评奖的一等奖，很优秀的，是我们很钦佩的一个青年画家。他在电话中说：“那么多来自北京中央美院的人考试，却只录取我一个，你们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只来了两个人，结果都考上了。”我们听了之后，简直以为他在骗我们，根本不可能的。又过了一段时间，正式通知出来了，人事处找我们谈话，说我们被录取了。那个时候，我们当然非常兴奋，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