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学习是一种有益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中国古代一直有好学、勤学、苦学之风。《论语》以“学而时习之”开篇,孔子爱好读书,经常“发愤忘食”。《礼记·学记》里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荀子的《劝学篇》强调学习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此外,“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读书以明理,积学以富才”“欲知天下事,须读古人书”“书犹药也,可以医愚”等古训名言一直被人们奉为圭臬。
读书与官员的选拔制度有着不解的渊源。
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学而优则仕”一直是官员选拔体系的核心理念。尧、舜时期便有了“天下为公,选贤任能”的做法。至禹,“公天下”灭,“家天下”成,官职体系成为父子相传、兄终弟及的封闭状态。西周时期,重新开放仕进之路,以“里选”的方式自下而上地搜罗人才。西汉武帝时期,“里选”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体系,史称“察举制”,这是科举的前身。魏晋时期,“察举制”又为“九品中正制”所替代,极大地扼杀了士子的仕进道路,晋以后更是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金谷二十四友之一的左思由于出身寒门,便深受其害,终生不得志,悲呼:“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咏史》诗)
隋炀帝于大业元年正月、元年闰七月、三年四月、五年六月、十年五月接连发诏,始建进士科,不视出身,“以文取士”,拔取人才,将“学而优则仕”的理念开始付诸实践,为士人提供了一条由推举向考试转变的仕进新渠道,开创了中国历时一千三百年的科举时代。
由于隋代国祚不足四十年,且开科随意,并无定时,所以科举直到唐朝才算是真正地发展起来,但“文以干禄”的体制却已经开始运作了。《通典》卷十五《选举》载:“大唐贡试之法,多循隋制。”唐高祖于武德四年便开科取士,并形成每年开科的定例。唐太宗掌权后,又将每科录取的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定例开科和增加录取人数,既增加了人才的数量,又高涨了赴试者的热情。天下读书人遂蜂拥而上,投身科场。科举制到了宋朝臻于成熟,不仅重学奖学,而且扩大了取士范围,进一步激发了学子读书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的读书风尚。明代王鏊《震泽长语·官制》中记载:“国家翰林侍从,亦两制之类,率用高科,其余则用庶吉士一甲三人,终不外任。庶吉士者,每科或选或不选,留者或多或少,国家之意,本欲使之种学绩文,以为异日公卿之储。士既与此选,自可坐致清要,不复苦心于学,又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学名者,不复得预。遗才颇多,故不若制科之为得也。制科行,人人自奋于学,以求知于上,不待督责矣。”
同时,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作为主要考试科目,学子们为了应对科举考试拔得头筹,发愤苦读儒家经典之作,父督其子,兄勉其弟,妇催其夫,进而使得全社会形成了浓郁的重学风气。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愿尔一祝后,读书日日忙。一日读十纸,一月读一箱。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愿尔出门去,取官如驱羊!”这是一首长辈写给晚辈的劝学诗,可以看出科举考试具有很强的劝学作用,同时表明取官是终极目的,读书只是中间手段。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直接推动了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学习气氛,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国历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