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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考古学发展建设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南方文物》及时地设立了“历史时期考古”专栏，其意义极为深远。受编辑部委托，首期开栏之际，借此机会将这个栏目将要承担的任务和我们的一些思考加以表达，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共同来办好这个栏目。
历史时期考古学就其根本而言，是对古代文明发展到高级形态的历史阶段的考古学研究。这种高级形态往往表现为：人群划分方面，国家、民族及其观念完全确立，并形成长期而复杂的相互关系；社会组织方面，政府、官僚体制的系统运行，也形成了无所不在的主动性和强制性社会规范，整体社会千头万绪而秩序井然；社会生产方面，各主要领域持续发展，总体上处于前现代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社会文化方面，形成了特色鲜明、内容丰富、体系完整、范围广大且影响深远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哲学、文学、历史、艺术和宗教传统等。要通过一鳞半爪的考古遗存，去研究这样一个高级形态的文明社会，其难度可想而知。十分容易产生两种偏向：一种是将研究初级文明形态的方法套用过来，将问题简单化和程式化，结果可能导致研究越“深入”“系统”，反而距离认识这个高级文明的面貌越远。一种则依附于记录和研究这种高级文明形态的成熟体系，即传统的历史叙事之中。做得好的可以对这种叙事进行补充和修正，做得不好可能还会扬短避长，甚至牵强附会，丧失了考古学研究的主体性和严谨性。我们认为，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面临的最大问题正在这里。
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一般指对战国秦汉以来的考古遗存的发掘和研究。其实，商周时期的社会也较大程度上属于上述高级文明形态，只是一方面其与秦汉以来大一统王朝的历史面貌还有较大差别，另一方面文献传统还不甚发达，历史背景远不如之后清晰，一般未将其归入。即便只从东周开始计算，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仍然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地域最广、内容最完整、形态最稳定、文化传统最为强大、材料也最为丰富，并一直延续发展至今的高级文明。在这方面我们完全不必妄自菲薄，今天中国的中小学生仍然能够直接背诵一千年前、两千年前甚至近乎三千年前著名文献的原文，无须转译，知识、文献传统一直衔接，从未中断，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文明都不曾有过的经历和经验。作为这一文明的直接继承者和延续者，我们拥有最为完整、丰富、连续的考古材料，也可以直接运用知识传统和文献传统，更与这一文明体系中的人物、事物具有最高的文化感同度，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应该取得最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现实却不尽如人意。
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确实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成果，并且名家辈出，取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然而，当我们冷静下来，回到考古学研究的出发点，仔细与史前考古、商周考古取得的整体学术成就对比时，就会发现我们的成果虽然丰富，但对于认识我们所研究的这个高级文明却贡献有限，甚至尚未建立以考古学为主体的基本叙事。我们的叙事实际上更多是在按朝代、分类别，整理、表述考古材料而已，缺乏自身的核心理念、基本逻辑和重大问题的建设。
就方法论而言，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中着力最多的部分，仍然是对史前考古的基本方法的直接套用，但明显有所不足。一方面，鉴于历史时期遗存种类和数量的丰富性，已经很难在一个简单的逻辑序列之下涵盖各种考古材料；另一方面，此时整个中国的主要地区都在统一文化之下，地域因素此消彼长，简单的类型学划分已经很难满足认识历史时期各个阶段社会文化演变的需要。客观来说，史前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在建立考古遗存自身序列的基础阶段时，是具有价值的，但在建立这一基础总体之后便很难上升到对高级文明社会的研究和认识。
史前考古中文化、类型的谱系即是历史的框架，可以进一步提升为文化甚至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局面，这既是基础问题也是主要问题。而历史时期——不要说至今罕见某一时段考古学区系类型的真正建立——即便建立起来，一则不能代替已有的历史框架，作为认识文明的基础；二则与这个高级文明的主要面貌和发展并不直接相关，甚至相去甚远。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呼吁在类型演变中要能“透物见人”，切中社会的变化。结果是绝大多数的此类研究还是“两张皮”，不是以类型变化去附会已有的历史认识，最终仍无知识贡献，就是前面整理考古材料，后面泛论历史背景，缺乏具体联系。
我们认为，这归根结底还是方法的问题。因为除了少数特殊遗存或特殊方面能真正反映社会变化外，大多数一般物品的形态变化显然无法直接对应高级文明中的复杂社会。历史时期的遗存中有许多已经不是陶容器那样机械性生产的日常用品，虽然仍能从中看到时空变化的总体趋势和阶段性，但往往很难用一种精确的标尺去度量它们的具体变化，而且很多变化也没有较为普遍的时空意义。直接套用史前考古的基本研究方法，不但可能偏离我们的对象和目标，自身也可能削足适履、过犹不及，还使相关方法庸俗化并破坏其科学性。
考古学是否能够参与到主流史学界重点讨论的政治、制度、经济等重大问题之中，成为检验考古学作为历史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一个显性标志。但是总体情况并不理想。近年来，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墓葬也发掘了不少，甚至引起一时轰动，也激活不少话题，但考古发现的材料对于对这些人物和历史事件本身的认识并没有太大推进，反而是在以往主流史学界不太关注的文化交流史、社会思想史、社会技术史和艺术史等方面，考古材料已经极大甚至是总体上改变了这些领域的知识构成和叙事方式。可喜的是，近年来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中还出现了一些面向历史问题而以考古学研究为主体叙事的探索。
因此，客观评价历史时期考古学的成就，成绩还是以发现考古材料为主，但在研究水平上还有待提高，在方法论上还需要不断探索总结。尤其是在中国历史本身重大问题的研究上，参与度还需要大幅提高。
总结起来，我们认为，缺乏针对中国特有的连续型高级文明形态的考古学叙事，是目前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面临的最大问题。那么，如何来建设？这当然应该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任何理性的思考都值得鼓励和听取。我们个人关于建设历史时期考古学叙事有以下几点基本的思考。
第一，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叙事，是对于中国特有的连续型高级文明社会的历史文化发展的考古学叙事。它首先不能背离系统地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从问题着眼，从物着手，最终要见人、见社会、见文化、见历史。既不能脱离整体史学研究的框架和背景，还应该广泛地从传统学术和现代史学中吸取养分。例如，对于有着上千年积累的古代金石学，相比史前而言，它有很大的部分与历史时期考古学重合，也是后者的一支重要来源。再如，古代的礼学研究可谓自成体系、蔚为大观，其中关于丧礼、葬礼、祭礼的部分与我们直接相关，虽统称为“礼”，其实也有大量的“俗”，远不仅仅是礼制的问题。清代徐乾学《读礼通考》中关于丧葬的部分，就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读和吸纳。不论时代如何变化、技术如何发展、学科如何划分，延续传承的中国传统文化永远是我们传统文化研究的“母乳”，其中有我们的根本基因和养分，在形成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叙事的基本体格之时，母乳丰沛，岂能弃之不饮。
第二，作为现代学科的考古学产生于欧洲，在各地的发展中形成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在中国也形成了一些适合自身情况的方法，成为现代考古学的基础。这个方面在中国考古学的各个段落都是以往强调的重点，现在仍然需要在新时代、新条件、新情况中去发展，此点无须多论。
这里需要强调以往不太被注意的一点，尤其对历史时期考古学而言。那就是现在发展的考古学体系，主要兴起于古典世界以外的欧洲，甚至是古典文化最为缺乏的北欧，基本针对的是对史前或类似于史前的初级社会的研究，后来在美洲的发展也是一样。欧洲考古学中还有一支早期来源，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古典主义研究，如对古代铭刻、雕塑、器物等的研究。由于现代科学体系的发展形成主要在英、美、德、法等国家，当然这也是当时经济、科技、文化格局的产物，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走上了英、美这些非古典主义的路子。古典主义传统下的相关研究分散在现代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等领域。这些方面虽与史前考古关系不大，但与历史时期考古的材料、方法、理论皆有很大相似度，应该是我们建设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叙事时更为重要、更加相关的他山之石。
第三，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叙事必须是考古学的叙事，不仅是使用的主要材料，更重要的是关注的主要问题，展示出的主要面貌绝不能是传统史学的附庸，构建起的历史文化发展体系也应该与传统史学具有不同的层面、维度、侧重，才能真正在总体上有益于增进对历史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这就需要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中凝聚起一些自身的重大问题和核心话题。这在史前考古和三代考古中是特别明显的，如史前晚期社会复杂化、文明一体化及所谓夏文化的问题等等。历史时期考古中显然缺乏这样的重大和核心问题，一面是对各种材料的整理、叙述和总结，另一面是十分丰富而又特别零散的研究。这是因为历史时期考古材料系统而又繁杂，传统史学叙事又比较强大和清楚，一面容易被材料牵着走，另一面容易被传统史学牵着走。当然这两个方面也取得了大量而丰富的知识贡献。现在，在这两个方面都已有相当的积累，而且已经出现明显的重复之势的情况下，是否能在此基础上提升和聚合一些中观层面的比较重大和核心的问题，一方面为学术研究开辟新的空间，另一方面为构建历史时期考古学叙事立柱架梁？
这些问题应该既观照某一阶段、某一方面的历史文化形态和发展，又从考古材料的系统梳理出发；既符合历史文化叙述的基本逻辑和通俗语言，又具有考古学思维和论述的显著特征；既不脱离整体的历史框架和背景，又与传统史学所展示的面貌和层面具有总体不同；从而推进对历史文化多层次、多面向、多视角的认识。
第四，新的时代、新的任务就必然对我们提出新的要求。如前所述，要建构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叙事需要具有较为深厚的传统历史文化基础和关怀，对古代文献和古代的相关研究要有一定的掌握和了解。对考古本身的知识和研究恐怕也要打破原来习惯的分时代、分类别、分专题的模式。历史时期考古各个主要段落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各段落的研究重心有所侧重也是势所必然。但是，在知识构成和思维方式上应该有更多长时段、全面性的努力。还应该密切关注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动向和趋势，对我们的位置、长短得失和发展水平保持清楚的认识。虽然是偏向实物材料的考古学科，仍然要保持理论和方法的长期思考和不断调适。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转益多师，从中外相关学科的研究中广泛吸取营养。
总之，我们认为，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在原有的模式下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也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使得我们对历史文化的认识更加准确、直观、具体。但是，距离我们从考古学角度认识中国特有的连续型高级文明社会形态及其发展的根本目的尚有很大差距。在之前丰富和扎实的基础之上，转而以问题为导向，进而建设历史时期考古学叙事，是时代和学术发展给我们提出的新任务。学术的真正繁荣在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衷心希望《南方文物》在新时代、新风气中绽放出绚美的南国奇葩。
（原载《南方文物》2020年第1期，与王煜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