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其中最早称帝的农民军领袖陈友谅,曾以武昌为统治中心建立“大汉”政权。在各路豪强的争霸中,郭子兴部下朱元璋的势力逐渐崛起,先后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力量。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今南京称帝,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明朝历史由此开启。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极力加强帝国的专制集权。他一方面对开国功臣大开杀戒,另一方面将自己的儿子和宗室子弟分封到各地就藩,以巩固朱明王朝的“家天下”。在其称帝前的1364年,朱元璋亲征在武昌的陈友谅之子陈理,最终迫使其投降献城。当时朱元璋驻扎在城东南的梅亭山一带,此时恰逢佳讯传来,妃子胡氏生下了朱元璋的第六子朱桢。朱元璋闻此喜讯,当即决定“子长,以楚封之”。洪武三年(1370年),朱桢正式受封楚王,封地即武昌城。
由于楚王的分封和就藩,明代武昌城的地位更加重要,而正如前文所述,元代很可能已拆废武昌城垣,因而明初重新修筑一座与封国王都地位相匹配的城垣,已是必然之举。在明朝开国功臣江夏侯周德兴的主持下,在朱桢就封楚藩的次年,即洪武四年(1371年),武昌开始了规模浩大的城垣营建工程。这项历时十年方才完成的建设工程,其成果便是此后数百年间巍然屹立的明清武昌城。
楚王就藩和楚王府的建造,是明初武昌进行大规模城垣扩建的主要原因。在唐宋时期,鄂州城的主要城区位于蛇山以北,山南沿江一带的南草市等地虽然十分繁华,但乃是位于城墙之外的近郊地带。明代楚王府选址蛇山南麓,势必需要对城池进行南拓。据《湖广图经志书》记载:“本朝洪武四年,江夏侯周德兴因旧城增筑之。城周围三千九十八丈……门曰大东、小东、新南、平湖、汉阳、望山、保安、竹簰、草埠,共九门。”
明代的这次筑城,大约在蛇山以北部分较多地因袭了宋元以来的城墙旧址,但在蛇山以南的部分,则较此前的鄂州城有了很大拓展。经过这次大规模筑城运动后,武昌城的南面城墙南拓至巡司河北岸,将宋代的南湖和南草市一带圈入了城内,蛇山也被整个囊入城中,而墩子湖、长湖以东的广大荒野地带,同样也被圈入城中。由此,明代武昌城墙的总长度超过了十公里,是这座古城自肇建以来规模最大、周长最长的一座城垣,而城门数量也增加至九座之多。
明代是中国古代砖石建筑技术空前发达的一个高峰。在这一时期,由于烧造工艺的进步,砖瓦成了一种可以大规模生产且较为廉价的建筑材料。而在此基础上,明代的砖石建筑建造技术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使得全国各地大规模建造砖城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早在元末农民战争时期,就特别推崇“高筑墙”政策,明朝建国后,各地积极修筑城池也成为最高统治者的一种治国策略。明王朝不仅在帝国的北疆修筑了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的万里长城,在内地各府州县,也纷纷建造了规模胜过前代的包砖城墙。明初的首都南京,仅京城城墙即长达35公里以上,共耗费约3.5亿块城砖,而外围的外郭城墙更是长达60多公里,整个城垣工程动用了全国28万人力兴建,堪称是世界古代城市中的城墙规模之最。而在明代各省会城市和府城,长度10公里以上规模的砖城也比比皆是,如西安府城周长约13公里,太原府城周长约12公里,成都府城周长约11公里等。在这其中,武昌城也是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建造的有藩王就藩的府城中的经典代表。从晚清的历史照片来看,武昌明城墙全部建有砖砌垛口,城墙外侧和顶部包砖,内侧部分段落包砖,部分段落为夯土斜坡。全部9座明初所设城门均建有瓮城,城外从万年闸顺时针至平湖闸,还有一道宽窄深浅不一的护城河环抱。而城墙本身则依山就势,多段建在丘陵山岗之上,居高临下,蔚为壮观。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御史顾璘主持对武昌城垣进行了一次修缮,同时对部分城门的名称进行了变更,草埠门改为武胜门,小东门改为忠孝门,大东门改为宾阳门,新南门改为中和门,竹簰门改为文昌门。
这些城门名称,在清代亦得到沿用。
图1-19 明嘉靖《湖广图经志书》中所载“司志总图”中的武昌城
图1-20 清康熙《湖广通志》中的武昌城池图
在明末的战乱中,武昌城遭到了严重破坏,不仅楚王府、金沙洲等地被付之一炬,城内居民遭到大量屠杀,城垣建筑也受到了损毁。从晚清民初的老照片来看,武昌城墙各城门门楼的建筑造型,与明代各地府城普遍的建筑规制和风格颇不一致,显得较为简陋,缺乏作为明初藩王王城的气势,这些城楼建筑,与明代的原貌势必相去甚远。不过在清代,地方政府还是对武昌城垣进行过多次修缮和加固。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北巡抚陈辉祖曾向朝廷上奏,汇报武昌城垣多处倒塌崩裂,城楼朽坏倾圮的状况,并奏请修缮之。在这份奏折里,陈辉祖还提到在此前的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武昌城垣还曾“因马墙、垛口坍塌,经前抚臣程焘题请修补”
。可见在清代,对武昌城垣的加固和修缮一直在进行中,这才使得这座绵延十公里的宏伟城池,得以历经数百年岁月而一直保存至民国时期。
明代的武昌城,除了是楚王就藩的“国都”以外,还是湖广省城、武昌府城以及江夏县城,这三级行政区划的各类大小官衙、儒学等建筑也都集中分布在武昌城内。明代在省一级设有“三司”,即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或藩司)、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司或臬司)、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分别掌管一省行政赋税、司法驿传和军事事务。明代湖广藩司衙门位于蛇山以北,南面正对长街和鼓楼,其后的湖塘也因之得名“司湖”,南边大门口则形成地名“司门口”。清代两湖分治后,湖北藩司仍设于该处,民国时期的湖北省政府也曾长期设于此处。臬司衙门位于平湖门内,黄鹄山南麓,清代仍旧,至民国时期改为湖北省财政厅,其旁边的附属花园“乃园”,民国后并入蛇山首义公园中。都司衙门位于武昌城西南部,入清后由于军事制度改为八旗和绿营,明代的都司、卫所皆已废除,因而都司衙门也不再存在,不过原来衙门所在地旁边的湖塘,至今仍保留有“都司湖”的地名。武昌府和江夏县两级衙门,明初本沿用宋元旧署,其中武昌府衙在藩司西侧,江夏县衙在鼓楼东南的蛇山南麓。但随后因营建楚王府,县衙迁往城北汉阳门内靠近城垣处的新址。入清以后,武昌府衙仍在原址,江夏县衙则又移往城南文昌门内原明代总兵府一带。此外,清代继承和发展了明代的总督、巡抚制度,督抚权力进一步加大,成为事实上的地方最高权力长官。清朝在武昌设有湖广总督和湖北巡抚,其中巡抚衙门最初沿用城西北角凤凰山下的明代旧址,后迁往武昌城北的胭脂坪。总督衙门则位于城西南角的望山门内。
图1-21 清乾隆《江夏县志》中的武昌府、江夏县城池图
古代中国城市中,与文教、科举相关的建筑自成一系,发展至明清时期日臻成熟和规范。这些文教建筑在各省会城市中,往往是占地广袤的建筑群。明清武昌城内,文教科举建筑包括武昌府、江夏县两级学宫和文庙,湖北提督学院衙署,湖广(湖北)贡院和其他众多书院等。明代的武昌府学沿用宋代鄂州州学和元代武昌路学原址,在弘治年间由湖广左布政使张公实主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缮扩建。明代大儒李东阳为之作有《武昌府学重修记》一文,其中详述了此次修缮的具体情况,以及当时武昌府学、府文庙的建筑布局情况:
武昌旧有学,在府治东南,北直布政司。盖自宋庆历建学时已有之,而重建于国朝正统间,久寝颓敝。今天子嗣位之初,湖广左布政使张公公实莅政于兹。间以月朔,偕藩、臬诸公谒庙至学,感而言曰:“夫学舍至此,吾辈之责也。”谋于巡抚都御史郑公、巡按御史史公,请新之。乃发官帑,得赢资若干两,曰:“此足吾用。”借民之有力者若干辈,曰:“此任吾役。”又简其官属之贤者数人,曰:“此办吾事。”刻日就役,撤明伦堂之旧而新之,为间五,其崇三丈。直前为绰楔,题曰“礼义”;其后建小台,名曰“望鲁台”;后为一亭,曰“仰高堂”。左右四斋,为间皆三,而两翼各增其一。东斋之后,广学官之廨,曰“履素”;西斋之后,为斋沐之所,曰“精白”。又西为会馔之堂。又西为号房,房八联,以间计者百四十。惟孔子庙规制宏伟,不敢轻议兴革,乃饰其垣楹,增堂之高数寸,前其池,楯其四旁。又前有戟门,为扉六,其东为神厨,西为神库。又于大门之外为堂,曰“聚德”。又南为方桥三,中为神道,左右为通衢。经始于弘治己酉之冬,暨庚戌之秋而成。其始则材石山积,工徒鱼贯,旁午交错,莫知所定。既其成也,金碧髹垩,崝嵘绚烂,离立交映,蔚为巨观者,殆不知其所繇致也。
图1-22 清末武昌城内的湖北巡抚衙门全景
(Church of Scotland Slide and Visual Collection, CSWC47/LS1/50,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World Christianity, School of Divinity,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UK.)
清初时,府学多次得到修缮。雍正十年(1732年)时,“即明伦堂旧址改建崇圣祠,拓学西地建明伦堂,迁名宦祠于大成门左,乡贤祠于大成门右。置文武官舍于左右之下,又于棂星门左右添设戟门”
。至此,武昌府学的建筑布局乃最终确定。咸丰时期,其一度毁于太平天国战乱,随后湖广总督官文和湖北巡抚胡林翼又曾“率邑人重修”。
这座文教建筑群位于武昌府城中部偏西处的黄鹄山南麓,南临玉带街(今大成路),西邻府城隍庙(后改为武当宫),东临长街(今解放路)。庙学依山而建,地势由南向北逐渐抬升。其中路为府文庙,两侧分别建有东、西两路府学,整体格局方正严整。其中府文庙部分,依照明清以来中国地方城市孔庙建筑的惯例,依次布置有万仞宫墙、棂星门、泮池、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乡贤祠、名宦祠、射圃等建筑,是一座格局典型、配置齐备的府学、府文庙建筑群。
图1-23 1883年《湖北省城内外街道总图》中的武昌府文庙及东西两路学宫
万仞宫墙、棂星门和泮池,是我国古代孔庙建筑中入口部分的三大核心建筑,这在武昌府文庙中也有非常规整的布置。棂星门是孔庙的正南门,为唐宋时期建筑形式“乌头门”的沿袭和变体,是一种类似牌坊式的门楼建筑,常用于孔庙和坛壝等礼制建筑中,作为孔庙正门的棂星门,通常为三开间,但也有五开间或两侧再设小门的案例。从清初修缮时“于棂星门左右添设戟门”的记载看,清代武昌府文庙棂星门的规模应该不小,体现出作为省会府城文庙的不凡气派。在棂星门南面,还建有一座照壁,即所谓“万仞宫墙”。“万仞宫墙”这一名称语出《论语》中子贡的“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一语,本是子贡以“宫墙数仞”比喻孔子德行的高远,儒学的博大精深,后人增改为“万仞宫墙”,以示对孔子的崇敬。泮池则是孔庙前的水体空间,其渊源可溯自鲁国的泮水。明清时期武昌府文庙在棂星门和大成门之间建有半圆形泮池,其上建有一座泮桥,但同时在棂星门以南,也掘有一座水池,可视为文庙的外泮池。泮池之后,则是府文庙的主体建筑。正门为大成门,其两侧建有乡贤祠和名宦祠。入门后即大成殿,再后为崇圣祠。崇圣祠是自明代中后期开始出现,到清代最终确定的一个孔庙序列中的新建筑,用以奉祀孔子五代祖先,可视作“祧庙”。武昌府文庙崇圣祠建于府学明伦堂原址,从晚清时期的地图中可以看出,这座建筑占地面积广阔,超过了大成殿的面积,且位于整个文庙最北端,地势最高,是清代武昌府文庙中最雄伟的建筑之一。
至于江夏县庙学,则位于城北凤凰山南麓,北面依山而筑,南抵青石桥街,东面紧邻湖北贡院,西北与雄楚楼相接,西南侧以黉巷为界,总平面为南北狭长形。其南部结构与武昌府学类似,由南往北依次为万仞宫墙、外泮池、棂星门、内泮池、大成门、大成殿、明伦堂、启圣祠。明伦堂东西两侧,是县学的东斋和西斋。而县学的其他号舍、官廨等建筑,则集中布置于文庙的东面。这一路学宫建筑,在南面另有独立的头门,其内还建有“文明重地”牌坊一座。与武昌府文庙东西两侧对称建有两路学宫的布局不同,江夏县学为左学右庙格局,而明伦堂和斋舍等学宫建筑,则又布置在孔庙一路上,其庙学分界并非截然。除此之外,在这组建筑群中,还建有忠义孝悌祠、土地祠、敬一亭、节孝祠、四贤祠等建筑。
遗憾的是,明清武昌府和江夏县的学宫文庙建筑都没有保留下来,今天已难觅其踪。不过昔日武昌府学门口的马路,今天仍名为“大成路”,这一路名是取自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之封号,及文庙“大成殿”之名,也可视作早已消失的武昌文庙的无形遗迹了。
图1-24 今日武昌大成路
武昌北城有一条名叫“三道街”的东西向道路,其得名“三道”,是因为清初这里并排分布着三个被简称为“道”的衙门,即盐驿道、提学道、武昌分守道。这其中的提学道,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改称提督湖广学院,其长官为“提督学政”,或称“提督学院”,也简称“学政”。清代的提督学政是朝廷派遣到各省主持三年一次的科举“院试”考试,并管理该省学校事务,督查各地学官的官职,可视为是当时主管一省文教事务的最高官员。湖北提督学政衙门在明代几易其址,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学道蒋永修于胭脂山南前所营守道署左修建,又购民舍拓之”。因为这一衙门既是学道办公场所,同时也是武昌府的院试考场,故而到了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学道岳宏誉增置考棚”。至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改学道为提督学院,地位进一步提升,其衙署大门也进行了改扩建,“特于署门外增置鼓棚、牙旗”
。在当时的政治制度和行政体系中,提督学政是位阶较为尊崇的中央派遣官,比布政使、按察使等地方官的地位更高。从其衙署门前的“鼓棚牙旗”,不难想见当时这处经过改扩建后的衙门,在三道街上是最为气派威武的一处。
至晚清同治八年(1869年)张之洞出任湖北提督学政时,对此处衙门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修缮扩建。此前这组建筑群因咸丰年间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而遭到严重损毁,刚刚得以修复,而张之洞则进一步“圈购民基,展拓考棚,在藩库支款,委武昌府知府监修”
。不仅如此,他还在学院衙门西侧的文昌阁处修建了一座新的书院,取名“经心书院”。
此时的张之洞,在仕途上刚刚起步不久,尚未成为日后的“洋务殿军”。同治年间,他先后担任浙江、湖北、四川三省学官,掌管科举事务成为他官场生涯的起点,这冥冥之中似乎注定了他与近代中国教育变革的不解之缘。
古代方志中虽然把孔庙旁的学宫称为“学校”,但其与近代教育中所说的学校,事实上有很大区别。想要进入府、州、县学,要先通过“童试”,取得“生员”资格,也就是俗称的“秀才”,这是古代中国成为“读书人”的第一道门槛。各地的府、州、县学,事实上是科举制度中的基层组织。国家层面的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三级,即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为省一级考试,地点在各省省会,每三年举行一次,考期在农历八月,故又称“秋闱”。参加乡试者,大部分是各府、州、县学的生员,此外也有国子监监生,其考试地点,正是建于各省省城内的“贡院”。乡试考中者称“举人”,他们在第二年农历二月,可前往参加在京师贡院举行的会试,即所谓“春闱”,考中者称“贡士”,当年即参加在宫中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经殿试合格后称为“进士”。
在这一层层选拔的考试制度中,武昌作为明代湖广、清代湖北的省城,历来都是乡试的举办地,因而武昌贡院便是明清时期为国取士的重要场所。据方志记载,明清两代的武昌贡院皆位于城北凤凰山南麓,西侧毗邻江夏县文庙。贡院内绝大部分地方,都是联排的“考棚”,也称“号舍”,即乡试考场,其中分割为一个个小考间,并依照《千字文》编号,考试期间考生就在里面答题写作。考场中央建有“明远楼”,是建在高台之上的一座楼阁建筑,其功能是考试时的“监考楼”。在中轴线北端正中建有“至公堂”,是主考官主持考试的地方,其后还有“衡文堂”“衡鉴堂”等建筑。在南边大门外的贡院前街(今楚材街)上,还建有一座牌楼,正反两面分别写有“辟门吁俊”和“惟楚有才”四字。其南门前的道路,清代名为“东卷棚街”和“西卷棚街”(今名火炬路)。
图1-25 清乾隆《江夏县志》中的湖北贡院图
除了城内这些王府、官衙、庙学、贡院等建筑外,明清武昌城内还有若干亭台楼阁,既是古代城市的公共建筑,承担一定的城市功能,又兼为风景名胜和游憩地。如藩司前的钟鼓楼,建于蛇山山坳处的隧洞之上,宋元时期即已建谯楼于其上。明初曾在谯楼旧址修葺重建,但旋因楚王府营建,此处紧邻王城萧墙和王府后山禁苑,“藩议弗协,未久而废”,直至一百多年后的弘治年间,湖北布政使才与楚王达成谅解,在原址恢复了钟鼓楼,并命名为“楚观楼”。
此楼在清中叶以后,又改名为“南楼”,但其实并非宋代黄鹄山上曾经的“南楼”旧址。钟鼓楼内安置有钟鼓,其每日所敲击的“晨钟暮鼓”之声,是古代中国城池中的重要信号,控制着城门的开闭,昼夜城防的轮替等,而其下凿通蛇山的山洞,在清末修成武昌路隧道以前,也是城内唯一不用爬山的南北通道。
由钟鼓楼往西的黄鹄山上,自唐宋以来即亭阁林立,是城中名胜之地。虽然其间的亭阁几经战乱,大多毁损湮灭,但在明代又多有恢复和新建。可以说,黄鹄山在明朝依然是武昌城中亭台楼阁云集,文人墨客登赏江山的主要游憩地。虽然宋代黄鹄山上最宏伟的楼阁建筑——南楼已不存在,但涌月台、仙枣亭、压云亭等建筑依然矗立。当然,明代黄鹄山上最负盛名的,还是江边黄鹄矶上的黄鹤楼。关于明时黄鹤楼建筑的具体情况,亦可从明代画作中窥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一幅《黄鹤楼图》,画家相传为安文正,图中的黄鹤楼仍为两层,重檐歇山顶。其南北两侧出有抱厦,平面呈“中”字形,与元代黄鹤楼类似。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的宋旭《山水名胜册》中,亦有一幅黄鹤楼画,画中的黄鹤楼虽只是简笔略绘,但也可见其大略结构,亦为主楼两层重檐歇山顶,南北两侧出有抱厦。
安文正为明初洪武时人,宋旭则为晚明万历时画家,而两画中黄鹤楼的建筑形态皆与元画接近,为两层重檐歇山顶建筑。此外,约为永乐年间编撰的《大明玄天上帝瑞应图录》一书中所绘《神留巨木图》,亦较为精细地描绘了永乐时期武昌黄鹤楼、胜像宝塔、汉阳门一带的景观,图中的黄鹤楼,建筑形态亦与前述两幅画作基本一致,为一典型官式建筑。可见黄鹤楼在明代虽仍屡毁屡建,如嘉靖末年曾毁于火灾,隆庆五年(1571年)重建,崇祯十六年(1643年)又毁于战乱
,但已有相对稳定的建筑形态,在重建过程中得以沿袭。
图1-26 乾隆武昌城池图中的蛇山钟鼓楼
(清代军机处档折件,021268,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27 上海博物馆藏明代《黄鹤楼图》
图1-28 故宫博物院藏宋旭《山水名胜图册》中的黄鹤楼
(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网站)
图1-29 《大明玄天上帝瑞应图录》中的黄鹤楼
(明《正统道藏》洞神部记传类)
值得注意的是,永乐《神留巨木图》和安文正《黄鹤楼图》中的黄鹤楼建筑形态,无论整体造型还是斗栱、檐兽等细节,都展现出鲜明的明代官式建筑风格形态,这无疑透露出明代黄鹤楼不同于一般民间建筑的不凡建筑等级和身份。这种建筑形态进一步暗示了黄鹤楼在明代的营建和修缮,与楚王府有着密切关系。
清初,黄鹤楼的建筑形态再次发生较大改变。据史料记载,顺治康熙年间,黄鹤楼曾两次重建。在康熙《湖广通志》、雍正《湖广通志》、乾隆《江夏县志》,还有前面提到的乾隆四十三年湖北巡抚陈辉祖奏折所附的《武昌城垣图》中,均可见康雍乾时期黄鹤楼的图画。特别是陈辉祖奏折所附之图,绘图工笔精细,建筑细节较为详细准确,此图中的黄鹤楼,为三层攒尖顶,复杂多边形平面结构的建筑造型,与元明时期的歇山顶两层楼阁造型已迥然不同。以后清代的历次黄鹤楼重建,包括今天唯一能看到照片的晚清同治黄鹤楼,皆沿袭此楼形制。清代黄鹤楼虽然较之明代层数加高,但建筑形态显得较为单一僵直,且不再为官式风格。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前的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在北京西郊正在营建中的清漪园(颐和园前身)昆明湖南湖岛北岸,建造了一座名为“望蟾阁”的三层阁楼,这座望蟾阁正是模仿武昌黄鹤楼而建。从清宫画卷中所见的望蟾阁建筑形制来看,这座三层阁楼与武昌黄鹤楼确实十分相似,也是三层多边形攒尖顶,四面屋顶皆有抱厦,只是将整个建筑风格和装饰图案换成了更为华丽气派的皇家官式建筑做法而已。遗憾的是,这座移植到北京皇家园林里的“黄鹤楼”,在嘉庆年间因地基下沉而被拆除,原址后改建为单层的涵虚堂。
图1-30 乾隆四十三年陈辉祖奏折所附《武昌城垣图》中的黄鹤楼
(清代军机处档折件,021268,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由上述文献材料可见,黄鹤楼的建筑样式,在清代已经形成定制,尽管其间也经历了多次的毁坏和重建,但建筑造型始终未有大变。历史上最后一座建于黄鹄矶原址的木制黄鹤楼,是清朝在平定太平天国暴乱后,于同治七年(1868年)所重建的。然而,这座同治楼却仍难逃历史上黄鹤楼屡次被毁的命运,不幸地成了一座短命的建筑:在其落成后仅15年,便于1884年秋天再毁于火灾。作为天下名楼,黄鹤楼被毁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申报》对此次火灾进行了详细报道,《点石斋画报》也配上了栩栩如生的《古迹云亡》图,描述这次火灾的景象。黄鹤楼这次被烧毁,完全是池鱼之殃:原本是楼下汉阳门外张姓骨货作坊失火,当天北风强劲,火星被吹到了黄鹤楼上,不到半小时,熊熊大火中的黄鹤楼便向南倾倒,化为灰烬。
有清一代,黄鹤楼屡毁屡建,史称“火经三发,工届八兴”。地方政府和士绅对于修筑黄鹤楼如此执着,诚如湖北学人王葆心所说,“兹楼之一兴一废,而国家之兴败,人心之悲愉系焉”。黄鹤楼的存在,俨然已成为国运昌隆的象征。因此,修复仅十余年的黄鹤楼再度被毁,对于湖北地方知识分子而言,自然是一种难以接受的失落,这也是促使同治年间黄鹤楼重建的原因。然而到了光绪年间,大清帝国已是风雨飘摇,重建黄鹤楼也成了遥不可及的梦幻。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任上曾一度计划在汉阳铁厂铸造一个纯金属的黄鹤楼,以永绝火患,但这一计划未能得以实施。
图1-31 近代明信片中的同治黄鹤楼影像(张嵩收藏)
图1-32 1983年重建的新黄鹤楼(摄于2019年4月)
在清代的武昌城中,大小园林的兴建也是城市景观一大特色,这其中既有私家园林,也有官衙、书院等建筑所附属的园林,较为知名的园林包括乃园、寸园、憩园等。乃园位于黄鹄山南坡,原是清代湖北提刑按察使司衙门(臬司)的附属花园。晚清时园中建有四忠祠、学律馆、七曲廊、见江亭、鹤梅堂、高观台、西升台、跻绿亭等园林建筑,山下掘有水池,名为“竹池”,池中有假山和小亭,并有小桥与岸相连。
憩园是湖北承宣布政使司衙门(藩司)的后花园,此园南与藩司衙门相接,北濒司湖,大致呈方形,园中北侧堆有一小丘。该园自晚清以来曾多次修葺重建,如光绪三年(1877年)湖北布政使潘霨就任后,曾对该园进行了修葺,将小丘南面掘出一池,并在山丘之上筑亭,取名“适成亭”。该山亭“居高临下,其势翼然,篱落帘栊,掩映左右,又有绿树浓阴,绕檐遮护,远望之,与南楼相控引焉”。
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任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又再对此园进行修葺,并命名为“憩园”。他还为之作有《憩园记》一文,详述其中建筑和园林景观的状貌,“凡山水之所有奇情美态,尽就踏踔于予之园亭”
。遗憾的是,这些曾经精巧幽美的园林,如今都已消失无存了。
图1-33 晚清《乃园图》(王昌藩主编:《武汉园林(1840—1984)》,内部出版,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