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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荣景:从鄂州到武昌

及至宋代,鄂州城又有了一些变化和发展。 在城垣方面,明嘉靖《湖广图经志书》记载称:“宋皇祐三年,知州李尧俞重为增修旧城……门有三,东曰‘清远’,南曰‘望泽’,西曰‘平湖’。元因之。” 由此观之,似乎在北宋时期,鄂州城垣曾进行过扩建。不过,北宋统治者鉴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对不处于军事前线的南方城池,多不予修城,甚至主动拆废城墙。 明代方志中记载的北宋皇祐年间鄂州的这次“增修旧城”,其具体情况尚须进一步考证。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的文人黄榦曾在开禧三年(1207年)的一封书信中提到:“鄂州军饷所聚,人物繁盛,控扼险要,乃全无城壁。去岁陈副宣欲以钱数万缗助鄂州筑城,太守不从而止。今移赵守守鄂,闻其人颇喜事,宜力赞之,此急务也。恐烧砖、鸠工、具器用,非一日可办,宜先以书委官属,使一面措置。” 这里说当时的鄂州城“全无城壁”,无疑是颇为令人惊讶的。即便是有所夸张,但当时城墙缺坏,不甚完整恐也是事实。这一记载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宋代鄂州城或与当时江汉、江淮和华南地区的许多城市类似,在城垣的修筑和维护方面并不突出的实际状况。这一局面,直至南宋时期湖北地区再次成为边境前线,特别是在南宋末年成为宋蒙战争的激烈战场,鄂州军事地位不断上升后才发生改变。《宋史》记载,理宗景定四年(1263年),宋将吕文德“浚筑鄂州、常澧城池讫事” ,而最近在武胜门遗址附近发现的宋代城墙砖中,也可见“咸淳”这一南宋末年年号。可见在宋末军事紧张的时局下,鄂州城曾多次得到修筑和加固。

图1-6 2019年武胜门城墙遗址考古现场,在明清城砖之下发现有宋代城墙遗址
(摄于2019年4月)

从其他文献的记载来看,在南宋中叶以前,鄂州城垣至少在部分地段仍是存在的,也设有一些城门。明代《湖广图经志书》里提到的三座城门中,平湖门应与明清武昌城平湖门同名同址,是鄂州外郭的一座西门;望泽门南临宋代“南湖”,是外郭南门。而关于清远门,文献中记载较为模糊,此门或非鄂州外郭城门,而是子城东门。南宋时期编纂的地理总志《舆地纪胜》,在有关荆湖北路鄂州城的章节中,有两处记载提到清远门。一处称荆湖北路转运司东西二衙“在州之清远门内”,表明清远门应是“州城”之门,而“州城”就是子城。该书又有记载称“头陀寺,在清远门外黄鹄山上” 。头陀寺是唐宋时期鄂州地区的著名寺庙,南宋孝宗乾道年间,著名诗人陆游曾在前往夔州(今重庆奉节一带)任职的途中经过鄂州,并曾到访头陀寺。他在此行的日记《入蜀记》中,描述该寺的位置“在州城之东隅石城山” 。根据这一记载,头陀寺的位置应该在子城东南角的黄鹄山麓,即明清武昌府学一带。由此也可以推断宋代的清远门,应为鄂州子城的东门。

而除了《湖广图经志书》中记载的清远、望泽、平湖三门外,我们从其他历史文献中还可得知,宋代鄂州城至少还另外有“汉阳门”“竹簰门”“武昌门”等城门。关于汉阳门,陆游在《入蜀记》中曾提到“二十八日,同章冠之秀才甫登石镜亭,访黄鹤楼故址……复与冠之出汉阳门,游仙洞” 。从前后文的记述来看,这座“汉阳门”离黄鹤楼距离很近,且亦位于江边一带,其与明清武昌城的汉阳门应是同名同址的。《舆地纪胜》中还提到“弥节亭,在竹簰门外,临江” 。可见这座“竹簰门”也是宋代鄂州城西面临江的一座城门,但具体位置不详。“武昌门”亦见诸《舆地纪胜》的记载中:“湖广总领所……今置司在武昌门内。”有学者研究指出,此“武昌门”应即是汉阳门的另一名称。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鄂州城的“望泽门”“竹簰门”“平湖门”“汉阳门”等四座城门,在明初修建的武昌城墙中也有与之同名的城门。不过在这其中,应只有汉阳门和平湖门与明代城门同址,其余二门,则是同名异址。

此外,南宋史籍中还记载了一条史事:绍兴元年(1131年)正月,活动在江西、湖广一带的曹成农民军占领汉阳,因粮草匮乏,接受了鄂州路安抚使李允文的招安,获准渡江入城,随后屯驻于鄂州城东郊外。《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称曹成军“渡江入平湖门,出东门,下寨于东门之外,漫冈被野,连接不断”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记载了此事。 平湖门是鄂州外郭位于蛇山以南的一座临江的西门,曹成大军由此门入城后,旋由“东门”出城,则此门应当在蛇山以南的外郭东城墙上。且曹军出城后,屯驻于门外的山岗丘陵地带,“漫冈被野,连接不断”,而当时鄂州外郭北城外毗邻湖边,陆地较为逼仄,也没有这样开阔的丘陵可供如此规模的军队驻扎,因此这座“东门”当是指鄂州外郭东南面的一座城门。至于“东门”是其正式名称还是俗称,则不得而知了。

图1-7 “鄂州”铭文残砖(张亮收藏)

由以上文献中关于“石城”“子城”的记载我们亦可推知,直到南宋时期,尽管业已残缺,但这座子城仍存在于鄂州城内。与唐宋时期众多城池相类似,鄂州的子城事实上也是一座“衙门之城”,其中绝大部分面积被各种衙署占据。根据《舆地纪胜》《入蜀记》等文献的记载,在南宋时期,子城所在的黄鹄山一带,就分布有荆湖北路转运司(即陆游所称“漕园”)、湖广总领所、神武后军(行营后护军)都统制司、鄂州州署、江夏县署等。大到湖广地区和荆湖北路,小到鄂州和江夏县,各级衙门都云集于此,可谓一处名副其实的“政务中心”。这些官衙建筑,虽然早已不存,也没有留下详细的图文资料,但从有限的文字记载中,我们依旧可以大略窥见一些蛛丝马迹。

宋代在地方上改唐代“道”为“路”,在“路”一级设有经略安抚司(“帅司”)、提点刑狱司(“宪司”)、转运司(“漕司”)、提举常平司(“仓司”)四大机构。北宋时期,荆湖北路四司设于江陵,鄂州的政治地位较中晚唐时有所下降。但靖康国变、宋室南渡后,在南宋的半壁江山之中,鄂州成为拱卫江浙近畿的上游要地,军事和交通地位重新得到加强。元人元明善便称该城“墉山而城,堑江而池,挟滇益,引荆吴,据楚中而履南越,宋人二百年间,峙糗锻兵,岌为边垒” 。南宋朝廷为了因应新的形势,将荆湖北路转运司从江陵迁来鄂州,又在鄂州设置了一些新机构,如“都统制司”“湖广总领所”等。这些机构的迁移和新设,标志着在南宋特殊的时局下,鄂州的军事和政治地位进一步上升,不仅逐渐取代荆州而成为荆湖北路最重要的中枢,更是整个湖广地区的中心城市。

荆湖北路四司中,转运司主管该路内的水陆转运和财政税收,在宋代地方行政体系中是十分重要的部门。南宋绍兴年间,该司由江陵迁来鄂州,设于州子城内。这处衙门又分为东西两衙,即所谓“东漕”和“西漕”。东漕司内,有“光华堂”“岩洞堂”“一览亭”“乖崖堂”“四景亭”“纳履亭”等建筑,以及“东圃”“小山”“清浅池”等山水园林景观,西漕司内则有“春阴亭”“民功堂”“志功堂”“华远堂”“凝香亭”“横舟亭”“广永亭”等建筑。陆游曾在东衙光华堂内接受漕司宴请,并称此处“依山亭馆十余”。东漕内的“东圃”,《舆地纪胜》记载称其“旧名老圃,延袤百七十丈,旁有纳履亭,今藏高宗皇帝御书石刻” ,足见该园乃是当时州城衙署附属园林中较大的一处。

南宋鄂州“都统制司”的设置与岳飞有着密切关系。岳飞率领的神武后军,在绍兴四年至五年(1134—1135年)间收复了此前陷于伪齐傀儡政权的襄阳六郡,并平定了洞庭湖杨幺农民军,随即驻扎鄂州,奏请朝廷设置该军都统制司,“置司于州治”。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和议后,岳飞离鄂回杭,其部下王贵继任都统制一职,并“移司于城东黄鹄山之麓,即冯文简公之旧宅也”。据记载,都统制司衙门内,建有“卷雪楼”“卷雨楼”“会景楼”“赏心楼”“楚江楼”“清风楼”等建筑。

湖广总领所也是南宋初年为了因应变局,而权宜设置的一个新机构。“中兴之初,分兵驻上流,以转运使董饷,绍兴二年(1132年)始委户部官一员总领。自霍蠡始总领湖南、北,广东、西,江西,京西六路财赋,应办鄂州、江陵、襄阳、江州驻扎大军四处,及十九州县分屯兵。” 可见,这一机构是为了统一协调当时南宋版图中部地区前线各路军队的军饷物资运输调拨而设置的。总领所的具体位置尚难详考,但大致应位于黄鹄山以北的州城附近地带,该衙内有“清美楼”“生春楼”等建筑,其中生春楼是所内的“上酒库”。衙署北侧还建有一座附属园林,名为“北园”,园中有“清景堂”“应轩”“憩轩”“正己亭”“梅阁”等园林建筑。此外,根据《舆地纪胜》的记载,在总领所南北两侧,还建有两座分别名为“楚观”和“楚望”的建筑,其中楚观亭建在南面黄鹄山顶的奇章亭旧址,为子城地势最高处,可俯瞰全城;楚望亭则位于总领所东北,具体地址不详。这两个合名为“观望”的建筑,应是总领所南北两侧的两座瞭望亭。

图1-8 武昌蛇山岳武穆遗像亭旧影(作者收藏)

图1-9 河南汤阴县岳飞庙(摄于2021年4月)

至于鄂州州治,亦同样位于子城之中,据清乾隆《江夏县志》记载,鄂州州治“在黄鹄山阴,即今府治”,可见明清武昌府署就是沿用了宋代鄂州州署的旧址,即今民主路小学一带。又据《舆地纪胜》所述,州署坐北朝南,南面正对的黄鹄山顶建有“南楼”,此楼最初或即为州署的谯楼;与之相对的,在州署北侧居中则建有“北榭”,从名称看,这应是一座依附子城城墙而建的高台建筑,与南楼南北对望。此外,州署中还建有一座“奇章堂”,与黄鹄山上原有的“奇章亭”一样,其名“奇章”,都是取自唐代武昌军节度使牛僧孺(牛氏曾受封奇章郡公)。

宋代也是中国儒学大兴的时代,见诸文献记载的武汉地区最早建立的地方儒学、孔庙,正是始于北宋时期的鄂州州学。至南宋时,州学中曾兴建一座“稽古阁”,大儒朱熹为之作有《鄂州州学稽古阁记》,其中写道:“鄂州州学教授许君中应,既新其学之大门,而因建阁于其上,椟藏绍兴石经、两朝宸翰以为宝镇。又取板本九经、诸史百氏之书,列寘其旁。不足则使人以币请于京师之学官,使其学者讨论诵说,得以厌饫而开发焉。” 这座建在鄂州州学大门之上的稽古阁,不仅珍藏有高宗御书石经等“镇馆之宝”,还广泛搜罗和购买了大量经史典籍图书而入藏其中,堪称是武汉地区见诸史料记载最早的“市立图书馆”了。

与唐代一样,宋代鄂州城中的风景名胜,主要仍集中于黄鹄山一带。此山之上,西起石镜亭、黄鹤楼,东达焦度楼、头陀寺,除了延绵其上的“石城”外,更有一系列亭台楼阁和衙署寺院。在最西侧的黄鹤楼前有石镜亭,又称石照亭,陆游称其在“石城山一隅,正枕大江,其西与汉阳相对,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数”,由此观之,石镜亭应在黄鹄矶头,紧邻江岸,很可能就是元代胜像宝塔的位置。石镜亭以东即为黄鹤楼,再东则有压云亭、涌月台、仙枣亭等,而山势亦逐渐上升,至最高处一带则为南楼,也是宋代整个黄鹄山上最壮美的楼阁建筑,与黄鹤楼东西相望。陆游登临南楼赏游后,曾称其“制度闳伟,登望尤胜。鄂州楼观为多,而此独得江山之要会” 。范成大也称南楼“轮奂高寒,甲于湖水。下临南市,邑屋鳞差” 。宋代还有许多歌咏南楼的诗句,如黄庭坚有《鄂州南楼书事四首》,其中描述南楼的建筑和景观道:“南楼盘礴三百尺,天上云居不足言”,“江东湖北行画图,鄂州南楼天下无。高明广深势抱合,表里江山来画阁” ;戴复古的《鄂州南楼》诗,也称“鄂州州前山顶头,上有缥缈百尺楼。大开窗户纳宇宙,高插栏干侵斗牛。我疑脚踏苍龙背,下瞰八方无内外。江渚鳞差十万家,淮楚荆湖一都会” 。可见宋代南楼宏大雄伟,华丽精巧,加之高居山顶,下瞰长江、南湖和鄂州全城,可谓风景绝佳,是当时鄂州最重要的登览名胜地。此外,在黄鹄山最东端的山南麓,还有一座唐宋时期著名的寺院“头陀寺”。北宋诗人黄庭坚曾赋诗描绘道:“头陀全盛时,宫殿梯空级。城中望金碧,云外僧戢戢。” 但当时该寺已经衰落,不复此胜景,至南宋时方经“汴僧舜广住持三十年,兴葺略备”。该寺中立有一方南齐文人王简栖的遗碑,其碑文曾被收入《昭明文选》中。陆游到访鄂州游览头陀寺时,曾参观该碑,并据碑文考证其为南唐时期重制。

宋人在鄂州南楼上向南俯瞰,所见最壮美的景色是水波浩渺的南湖。《舆地纪胜》记载,“南湖,在望泽门外,周二十里,旧名赤阑湖。”宋代望泽门,是鄂州外郭南面最主要的城门,门外即是面积辽阔的“南湖”,因门前是一派水泽连天的景象,故而这座城门便得名“望泽”。宋代鄂州南湖水域面积曾经极为浩渺,明清时期武昌南城中的宁湖、都司湖、西湖、歌笛湖、弯湖、紫阳湖、长湖等湖泊,都是当年南湖的残留水域。而从“周二十里”的记载来看,宋代南湖甚至可能包括了更东面的晒湖。当时的南湖中曾广植莲花,陆游在登临南楼眺望时,曾称“下阚南湖,荷叶弥望”。黄庭坚亦曾有诗云:“四顾山光接水光,凭栏十里芰荷香。清风明月无人管,并作南楼一味凉。” 从这些诗文中,不难想见当年鄂州南湖的秀美水景。

在南宋中后期鄂州城的西南郊,从长江江岸到南湖一带,由西向东依次排列有万金堤、长堤和郭公堤三条南北向的堤防。万金堤为最外侧临江堤防,南宋绍熙年间筑造,其上曾建有“压江亭”。万金堤以东不远处,是南湖西岸的长堤。在万金堤建成以前,南湖长堤即为分隔江、湖的界限,也是武昌南郊抵御江洪的首要屏障。《舆地纪胜》称南湖“外与江通,长堤为限,长街贯其中,四旁居民蚁附” 。陆游行舟长江中时,亦望见南湖长堤上“楼阁重复,灯火歌呼,夜分乃已” 。据《湖广图经志书》记载,“长堤,在平湖门内,旧志云:‘政和年间,江水泛滥,漂损城垣。知州陈邦光、县令李基筑堤以障水患。’” 。明代增拓武昌城墙时,其西南段即以此段旧堤为基,城墙内比邻的街道名为“花堤街”,此“花堤”即指宋代长堤。《湖广图经志书》又载:“郭公堤,在湖心,自长街东至新开路二里,旧志以为宋都统制郭果所筑,故名。”这座宋代所筑的“郭公堤”,穿过南湖湖心,应即今武昌解放路南段,在明清时期,这条路依然名为“长街”。《舆地纪胜》又载南湖中有一座“广平桥”,陆游也称“其上皆列肆,两旁有水阁极佳” ,这座穿过南湖湖心的广平桥,应即位于郭公堤上。

过广平桥和郭公堤一路向南,在南湖的南岸,是鄂州南郊更为繁华的“南草市”,又名“南市”。陆游在《入蜀记》中描绘道:“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 范成大在《吴船录》中也称:“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闬甚盛,列肆如栉。酒栌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其盛壮如此。” 从以上这些宋人的描绘中,我们不难想见宋代鄂州城南郊之繁华盛况。

图1-10 陆游《入蜀记》书影(日本明治十三年求古堂刻本)

图1-11 南宋时期鄂州城池布局推测图(黎国亮绘图)
说明:此图乃作者据唐《元和郡县图志》、南宋《舆地纪胜》《舆地广记》《入蜀记》《吴船录》、明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清乾隆《江夏县志》、清同治《黄鹄山志》等文献所载信息推测复原,谨供参考。

至于宋代鄂州城外郭的北半部分,虽然没有详细的历史文献记载,但结合山水地形等客观条件可以合理推测,其城垣走向很可能与明代武昌城的北城垣大体一致。正如前面提到的,最近在武昌得胜桥一带进行的武胜门遗址考古中,在明清武胜门城垣一带发现了许多南宋城砖,由此也证明了早在宋代,武胜门一带便已是城垣之所在。

在《舆地纪胜》中,还记载鄂州近郊有一个名为“东湖”的湖泊。该书中提到:“东湖,在城东四里。湖上有东园,为近城登览之胜。” 南宋时所称的“城东四里”,应以当时的鄂州子城为坐标,而非日后的明清武昌城。今长春观以北,小龟山以南一带,曾是武昌沙湖南边的一个湖汊,由紫金山和小龟山之间的峡地伸出,南延至长春观北面。近年来有学者研究认为,此湖汊即是宋代所称的“东湖”。 而从南宋诗人袁说友《游武昌东湖》诗中“一围烟浪六十里,几队寒鸦千百雏。野木迢迢遮去雁,渔舟点点映飞鸟”等句的描绘来看,当时的“东湖”水域面积应更为广袤。虽然“六十里”这一数字或许是文学夸张,但诗歌中所描绘的烟波浩渺,飞鸟翔集,渔舟点点的景象,亦非小龟山以南狭小的湖汊之地所能拥有。有鉴于此,南宋史籍和诗歌中所记载的鄂州东湖,事实上应该是指明清以后的整个武昌沙湖一带,其在宋代的水域面积较清代地图中所绘,应该更加广大,除了包括清代沙湖的主体及小龟山以南的湖汊外,其北面和西面湖岸应较清代更为深远。这座湖泊在鄂州城的东北面,故而得名“东湖”。而所谓“城东四里”的记述,应该指向的是当时湖畔主要游览地“东园”的所在。事实上,袁说友还有另一首诗《同鄂州都统制司登压云亭》,其中“江湖万里后还先”一句下,作者自注“大江在前,东湖在后” ,这一位置关系的描述也更进一步证明了南宋鄂州的“东湖”就是今天武昌的沙湖。虽然宋代整个东湖水域广淼,但只有在其南岸湖畔地区,才有螃蟹岬、紫金山、小龟山等天然山丘,可供登览眺望湖光山色,加之这一地区靠近鄂州外郭城垣,才可称为是“近城登览之胜”。面积广阔的东湖,与其南面同样浩渺的南湖,加之城西的大江,从四面共同环抱鄂州城,使宋代鄂州宛如水中岛屿一般,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大江大湖之城。

宋代黄鹤楼,虽不若南楼之声名显赫,但也是一处“迁客骚人,多会于此”的文化胜地。其虽也命途多舛,但仍屡毁屡建,不断涅槃重生。相传为宋代界画中所绘的黄鹤楼,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历史上最早的黄鹤楼建筑图画。在这幅画中的黄鹤楼,建筑结构十分复杂精巧,全楼建在黄鹄矶高台之上,主楼两层,屋顶为十字歇山式,而主楼四边各有一座一层楼高的歇山顶抱厦,其中朝向江面的一侧为重檐歇山顶。宋代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这一时期的建筑在继承唐风建筑舒展飘逸、线条流畅的特点之余,更加精巧华美,且结构复杂,被梁思成先生称为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醇和时期” 。宋代的黄鹤楼,是这一时期南方建筑的经典代表,从宋画中所留下的这一图像中,我们也不难感受到宋代鄂州城这座地标建筑的华美典雅。

图1-12 古界画中的宋代黄鹤楼建筑形象

在今天的武昌区境内,我们还能看到的唯一的宋代地面建筑,是位于洪山西麓施洋烈士陵园一旁的兴福寺塔,民间俗称“无影塔”。兴福寺始建于萧梁时期,至隋代改名“兴福寺”,佛塔则至迟始建于唐代。根据第一层佛龛内的铭文可知,现存佛塔重建于南宋咸淳六年(1270年),是武汉市现存建造年代最早的古塔。太平天国时期,佛寺被毁,仅有古塔幸存。该塔为实心楼阁式石塔,七层八面,高11.25米,原位于洪山东麓,1962年拆卸迁移至现址重建。如今,这座武汉最古老的佛塔,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1-13 洪山无影塔今貌(摄于2019年8月)

元朝是武昌古城正式“定名”的时代。元初曾沿袭金朝在地方设“行尚书省”的旧制,后改为“行中书省”。这一机构最初本为中书省在地方的派出机构,但日后成了元代地方上的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即所谓“行省”,亦简称“省”,是今日中国“省”这一行政区划名称的最早由来。元朝版图辽阔,行省面积亦较大,元灭南宋后,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在南宋原京西南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广南西路的旧地,设立了湖广行省,起初治所在潭州路(今湖南长沙),1281年起移治鄂州。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镇守鄂州的大臣安祜上奏朝廷,认为武昌乃元世祖忽必烈亲征南宋时曾经驻跸之地,“克集大勋”,建议依唐代“武昌军”之旧名,将鄂州正式改名武昌,此议得到了元成宗的认可。 1301年,鄂州改名武昌路,治江夏县,继续作为湖广行省的治所。湖广行省面积广阔,包括今天的湖北南部和湖南、贵州、广西、海南等省区,由此,不仅“武昌”作为行政区划和城市之名得以正式确立,且这座古城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成为元代整个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元朝统一全国后,为了巩固其在南宋故地的统治,防止汉人的反抗,便在长江流域推行了普遍的拆城政策,这与北宋时期的状况颇为相似。 《元史》记载,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十一月,即攻占南宋都城临安后数月,元廷即“隳襄汉荆湖诸城” 。两年之后,江州路(今江西九江)官员曾鉴于江淮一带“草寇生发”,上书建议“于江淮一带城池,西至峡州,东至扬州二十二处,聊复修理”,但此议旋被元世祖忽必烈以“无体例”为由拒绝。 在元初的这次毁城行动中,鄂州城垣的具体情况尚不得而知,但史料中确实看不到元代对鄂州(武昌)城池进行大规模修筑的记载。可以合理推测的是,元代的武昌城墙,很可能与南宋中期的状况类似,即使城垣尚存,也已是残缺不全的状态了。

关于元代武昌城内外的具体城市状貌,我们只能从有限的史料中窥见一二。元末诗人丁鹤年有诗《武昌南湖度夏》写道:“湖山新雨洗炎埃,万朵青莲镜里开。日暮菱歌动南浦,女郎双桨荡舟来。” 诗中描绘的武昌南湖风光,与南宋陆游、黄庭坚笔下的景致几无差别。这一时期,武昌城内也有一些新的建设,城东北修建了新的社稷坛 ,城内的儒学和孔庙也得到了恢复和扩建。元代改鄂州为武昌路后,原鄂州州学也改为武昌路学,不仅得到恢复和修缮,其规模也不断扩充。元代文人程文海于大德四年(1300年)出任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而到武昌时,主持了对武昌路学的一系列修葺工程,“其年冬,郡学礼殿与祠祀之庑、棂星之门,俱一更张,情文粗称;又三年,讲堂成,观瞻粗完。” 元仁宗延祐四年(1089年)五月至六年十二月间,武昌路学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修缮扩建工程,时任湖广行省参知政事的元明善在《武昌路学记》曾记述道:“礼殿、东庑、西庑、㦸门、仪门、斋庐,为屋五十余间。端大坚致,丹碧藻绘,象设筵帟,皆视仪度,尊豆钟磬,不爽典祀。惟讲堂、经阁诸室,不创而葺。岁丁巳五月肇基,越己未十有二月告成。学后曰‘鹄山书堂’者,废而入于豪夺,征剂归公。” 元统一后,湖北地区从原本宋蒙对峙的前线,变为内陆腹地,军事地位下降,迎来了“武弛文张”的新时代。而元朝统治者尽管出身于草原游牧民族,但从世祖忽必烈开始即崇尚儒学,重视文教,元武宗时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是历代孔子封号中最为世人熟知的一个。在经历了南宋末年的战争洗礼后,武昌在元代重新迎来文教的恢复和发展,经过重新修缮的武昌路学和孔庙,不仅建筑齐备,规模宏大,且“端大坚致,丹碧藻绘,象设筵帟,皆视仪度,尊豆钟磬,不爽典祀”,一派威严气象。

始建于元朝的武昌洪山宝塔上,还保留有数块元朝大德至延祐年间的塔记,其中提到的几位大德十一年(1307年)捐资建塔的信士,在武昌城内的住址皆在“花蕊门”附近。根据这几方塔记的描述,这座“花蕊门”位于“武昌南城右隅”(即城之西南部),临近“河岸”,附近还有一“堤”。 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大致可以推断,这座“花蕊门”很可能即是平湖门,而其附近之堤,应即是后来的“花堤”,也即前文提到的宋代平湖门外的“长堤”。至于“花蕊门”一名是民间俗称,还是元代这座城门的正式名称,则不得而知了。

图1-14 近代明信片中的武昌城东郊洪山宝通寺塔(张嵩收藏)

与宋代一样,元代的武昌城中,亭台楼阁和地标性建筑最为集中之地,依然是在黄鹄山一带。元朝建立之后,黄鹄山上曾建起一座“元兴寺”。根据史籍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今上皇帝嗣承丕绪,孝思祖武,以鹄山乃黄屋临御之地,诏就压云亭故址创建大元兴寺,阐世尊慈悲之旨,以演世祖慈仁之恩。中书右丞相哈孙答剌,时以平章政事开省湖广,承制鼎建,不扰而办” 。这座建于黄鹄山压云亭故址处的“大元兴寺”,既是作为忽必烈驻跸鄂州的纪念建筑,也是元朝征服南宋故地,统治湖广地区的一大象征。

除此之外,南宋时期一度仅存废墟的黄鹤楼,在元代再次得到恢复,并重新成为黄鹄山上的重要地标性景观。元代前期诗人陈孚曾震撼于黄鹤楼的雄伟,而赋诗歌咏道:“嶪嶪乎黄鹤之楼兮,突起乎天之东南。吾不知其几百尺兮,踞石磴而仰望。眩金碧之耽耽,手扪星汉如可近。” 元末文人余阙也曾歌咏黄鹤楼道:“嶣峣黄鹄岭,岿巍构楚材。澄江环画楯,连城抗铅阶。雕衡朱鸟峙,渊井绿荷开。隐见长沙渚,想望阳云台。晴霄一仰止,轮奂信美哉。淮南傥好道,日夕化人来。” 毫无疑问,元代的黄鹤楼是一座体量高峻、气势雄伟的醒目建筑。我们从现藏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元代画家夏永所作的《黄鹤楼图》中,可以窥见这座江畔名楼的建筑细节。

图1-15 武昌“元兴寺造”青砖(张亮收藏)

在武昌古城中保留至今的最主要元代建筑遗存,是原位于黄鹄矶头黄鹤楼前的胜像宝塔。全塔高不足10米,体量并不雄伟,但因位居江边黄鹄矶高台之上,又与其后的黄鹤楼相映成趣,是明清时期武昌城江边最醒目的地标建筑之一。这座小建筑,曾被民间俗称为“孔明灯”,并附会出一些民间传说故事来。著名建筑学家楼庆西在青少年时代曾到此一游,1947年尚在中学就读的他路过武昌时,曾登临黄鹤楼故址游览,并记述了当时所见的这座“孔明灯”以及坊间的传说:“(孔明灯)是一个如小塔状的石质建筑物,相传塔内原有一盏永明灯,但后来不知被哪人将这盏点着永久不熄的灯吹熄了,于是这灯从此也不再亮了。大概这传说不过是符合那孔明点押灯求延命的故事而已。”

图1-16 元代画家夏永笔下的武昌黄鹤楼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事实上,此塔确实与诸葛孔明或“长明灯”毫无关系,而是一座建于元代的古塔。清中叶著名学者钱大昕曾到访黄鹤楼,并作诗道:“城以依山壮,楼因得地奇。塔仍元代创,枣说古仙遗”,并自注道:“楼前有胜像宝塔,题云‘大元至正威顺王太子建’。” 据此可知该塔当为元代受封武昌的威顺王宽彻普化之子所建,为一座典型的藏传佛教覆钵式佛塔,也是武汉目前现存唯一一座古代覆钵式塔的实物。1955年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将此塔拆卸,并东移至蛇山高处复建。拆卸迁移时,曾于塔内发现石佛幢一座,铜质宝瓶一个。铜瓶腹部铭文为“如来宝塔,奉安舍利,国宁民康,永承佛庇”,底部落款“洪武二十七年岁在甲戌九月乙卯谨志”,可见其为明初时放入。 胜像宝塔现位于黄鹤楼公园西门内,其后不远即是新黄鹤楼。虽已不在黄鹄矶原址,但迁移后的宝塔却恢复了与黄鹤楼的位置关系,亦可谓旧景之重现。

图1-17 民国时期立于江畔黄鹄矶头的胜像宝塔(张嵩供图)

图1-18 胜像宝塔内出土的明洪武款铜瓶(湖北省博物馆藏) insOi3eF5nW/XqTOMTomKxkc2FEyyRezAZrIyggYcXLftVJzviPufRFyT71X11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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