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浩江水,滚滚东流。在穿越了坦荡的江汉平原后,亚洲第一大河来到了鄂东丘陵地区。在这里,大江两岸分布着连绵的低矮山峦,它们在洪水季节也不会被淹没,而在山峦之间,更有着数量众多、面积广阔的湖泊,共同构成了一幅山水连绵的壮阔图画。
正是在这样一片低山与大泽的天地间,荆楚先民开始留下文明的足迹。在那些滨水的丘陵高地上,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开始现出曙光。今天武昌东湖西岸的放鹰台一带,1956年发现了一处古文化遗址,随后在1965年和1997年先后进行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丰富的历史遗存,其中延续时间最长、年代最早的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在放鹰台遗址中存在大量红烧土的建筑遗迹,这些红烧土中含有稻谷壳,与湖北境内的屈家岭、石家河遗迹中的发现相类似。该遗址还出土了许多磨制石器、陶器等,这些出土文物皆表明这一时期生活在武昌地区的先民,已经掌握了水稻种植技术和慢轮制陶技术,并有了较为发达的新石器农耕文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武昌地区的古代文明日渐发达,先民聚落不断扩展。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在《九章·涉江》中曾写下“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之句,唐宋以来历代文人多认为此“鄂渚”位于今武昌城一带,如南宋朱熹曾对此句注称:“鄂渚,地名,今鄂州也”
,此“鄂州”即今武昌城。而南宋王象之编纂的《舆地纪胜》一书,更明确提出鄂渚在“江夏西黄鹄矶上三百步”
,也就是今巡司河口武昌造船厂一带。在明代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鄂渚”都常作为武昌的代名词,唐宋时以“鄂州”为城名,亦是取自“鄂渚”。
图1-1 为纪念屈原在鄂“行吟泽畔”而建的武昌东湖行吟阁(摄于2021年2月)
当然,这些都还只是武昌城史的序奏。本书所要讲述的这座古城,此时尚未登上历史的舞台。
见诸唐宋以来各种史志文献中的通行说法,皆认为武昌城的最早建城历史,始自三国初年。东汉末季,天下豪强四起,至赤壁之战后,最终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主要势力原本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孙吴政权,为了争夺荆州,便将其统治中心迁移到了长江中游的鄂县,并将之改名“武昌”,即位于今天武汉市下游的鄂州市。在这里,孙权驻跸八年之久,并最终于公元229年称帝,改元“黄龙”,正式建国号“吴”,史称“东吴”或“孙吴”。
除了新都武昌以外,孙吴政权在今天的湖北境内还有诸多经略,其中的一项重要建设便是营筑夏口城。关于这座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记载道:“黄鹄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二年孙权所筑也。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庸藉阻,高观枕流。上则游目流川,下则激浪崎岖,实舟人之所艰也。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
《南齐书》亦有记载云:“夏口城据黄鹄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鹄过此上也。边江峻险,楼橹高危,瞰临沔汉,应接司部。”
唐宋以来,各类史籍、方志文献中,皆将这座“依山傍江”“瞰临沔汉”的军事城塞夏口城,认定为武昌城的最早前身。如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便记载称:“州城本夏口城,吴黄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也。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
这一记载虽然在筑城年份上与《水经注》略有出入,但也强调武昌城最初即是由孙权在三国初年始建的夏口城。
对于这一流传上千年的通行说法,学界另有不同观点:这座见诸众多传世文献记载的始筑于三国孙吴的夏口城,究竟是否位于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曾有著名学者提出颠覆性的新说
。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或许还有待于武汉城市考古的进一步深入,以提供更多的线索和史据。不过南朝时期成为郢州州治的夏口城,在梁末陈初以后确在今天武汉市武昌区,这应是学界普遍共识。我们还可以确知的是,梁末以后这座郢州城,与三国时代的那座夏口城相比,城池规模更显宏大,这一点可从史籍记载中窥见。侯景之乱后,萧梁陷于分崩离析之中,陈霸先控制建康朝廷后,割据长江中游的梁将王琳仍不归服。陈朝甫一建立,王琳便在郢州拥戴梁朝宗室萧庄为帝,不久即趁陈霸先病死之际举兵攻陈,而北周趁王、陈相争之际,也大举兴军南侵,意欲攻下守备空虚的郢州。这一年是陈文帝天嘉元年、梁萧庄天启三年、北周明帝武成二年,公元560年,当时郢州由守将孙玚据城坚守,《陈书》对这场城防战曾有一段生动的描写:
周遣大将史宁率众四万,乘虚奄至,玚助防张世贵举外城以应之,所失军民男女三千余口。周军又起土山高梯,日夜攻逼,因风纵火,烧其内城南面五十余楼。时玚兵不满千人,乘城拒守,玚亲自抚巡,行酒赋食,士卒皆为之用命。周人苦攻不能克,乃矫授玚柱国、郢州刺史,封万户郡公。玚伪许以缓之,而潜修战具,楼雉器械,一朝严设,周人甚惮焉。及闻大军败王琳,乘胜而进,周兵乃解。
这段记载透露出关于郢州城市空间形态的一个重要线索,即此时郢州城已有所谓“内城”和“外城”两重城墙。当北周大兵压境时,外城的守军献城叛变,周军随后又纵火焚城,烧毁了“内城南面五十余楼”。但梁守将孙玚以不足一千人的兵力据守内城,并亲上城墙,对守城军士“亲自抚巡,行酒赋食”,使得守军士气大振,最终以少胜多,成功守住了郢州内城。这场郢州城防战,是南北朝后期的一场重要战争。孙玚对郢州的固守,虽无法扭转北强南弱的大势,但仍暂时遏阻了北周对江南的进一步进攻,为此后陈朝在江南统治的巩固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于南朝后期的郢州外城城垣,明代《湖广图经志书》记载称其“因州治后山,增筑左右,为重城。”
据此描述,结合《陈书》的上述记载,我们可大致推断,此时的郢州外城,部分城垣乃依蛇山延展,且蛇山以南地区,亦有相当部分被圈入外城城垣内,即所谓“因州治后山,增筑左右”。至于内城,唐代《元和郡县图志》称其“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北宋文人张舜民在其所著《郴行录》中则说其“因山附丽,止开二门,周环不过三二里”
。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可以推知,这座内城西面紧邻长江,西南角在蛇山西头的黄鹄矶上,南墙建在蛇山上,全城周长仅千余米,若以方形平面推测,则边长约三四百米。从近代武昌老地图中我们可以发现,这座早已消失的内城(又称“子城”),在明清武昌城中似乎依然留下了蛛丝马迹。据清末实测地图可知,武昌城西城墙南起鲇鱼套巡司河口,经过黄鹄矶,北达大堤口后折向东,全长约6华里(3000米)。这段城墙虽然西邻长江,但并非紧挨江岸,其城外江边仍有狭长地带分布有街市,其中靠近城墙一侧还掘有护城河。不过,其中自黄鹄矶起向北经汉阳门、七星闸,至衡善堂码头(今中华路码头)一段,城墙却向西突出,紧邻江岸,城下也没有护城河。在衡善堂码头处,城墙东折一小段,至万年闸复又折向东北,而此段城墙外也又有了护城河(筷子湖)。上面这段向西突出,紧邻江岸,没有护城河的城墙,自黄鹄矶黄鹤楼旧址起至衡善堂码头转角处,总长度正好是400米左右,且其南端恰以黄鹤楼为终点。这一段走向略显反常的城墙,是否正是沿用了此前鄂州子城的西城墙呢?在城墙实体早已无存的情况下,我们或许可以存有这样的遐想。
图1-2 清末地图中的武昌城墙西北段,图中可见从黄鹤楼向北经汉阳门至烟波楼一段城墙,明显向西突出,紧邻江岸。
(本书编纂委员会编辑:《武汉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年)
图1-3 清末武昌黄鹄矶、汉阳门一带临江城垣及江岸护坡(陈思收藏)
虽然从平面上看,郢州城垣的外城没有完全包围子城,而是选择让子城西侧城墙直面大江,但在古代社会,以长江天堑作为天然屏障,从军事防卫上看亦可谓安全无虞,而紧邻江岸更可拥有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此外,其南面城墙依蛇山而建,利用天然山势作为城墙基础,进一步加强了守备性。
南北朝后期,北周在侯景之乱后趁势攻占了长江中上游的荆、雍、梁、益等州,版图大增,国力日盛,而南朝则疆域狭仄,国势日衰。在北周灭亡北齐,杨坚代周立隋后,北方统一南方已是大势所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军渡过大江,攻克建康,陈朝灭亡,郢州陈军旋亦投降献城。当年,隋朝即改郢州为鄂州,州治仍旧,同时将县一级行政区划改名为“江夏”
,而因为此城是鄂州州治所在,故也被称为鄂州城,“鄂州”这一地名从此一直延续到元代初年。
始于汉代的“州”,本是地方上的监察区,地域范围很大。此后其日益行政化,在东汉末年完全成为地方上的最高一级行政区划。自魏晋时期开始,“州”就有数量日多、面积益小的趋势。南朝的郢州乃分割自原荆州东部而设,到了隋唐时期的鄂州,更是只包括今天的鄂东南地区而已了。唐代前期地方上的监察区“十五道”中,鄂州属江南西道,其长官江南西道采访处置使治洪州(今江西南昌)。由此观之,隋和唐前期的鄂州城,其政治地位较之南朝时期,是有所下降的。
但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和唐朝政治经济形势的剧变,鄂州在中唐以后的城市地位开始快速上升。在唐代前期,鄂州的最高长官为州刺史,安史之乱后,这里开始出现一个新的官职。据《旧唐书·穆宁传》记载,唐代宗广德初年,“是时河运不通,漕挽由汉沔自商山达京师。选镇夏口者,诏以宁为鄂州刺史、鄂岳沔都团练使及淮西鄂岳租庸盐铁沿江转运使,赐金紫。”
由于安史之乱,华北地区形成藩镇割据局面,朝廷无力节制,维系京师运转的经济命脉,转为依靠江南地区。而在这一新的经济格局之下,“漕挽由汉沔自商山达京师”,地处江汉交汇之处的鄂州,其交通枢纽地位也就日益凸显了,其对中晚唐时期的唐朝中央政府而言,自然具有空前的重要性。正是有鉴于此,唐朝将以鄂州为中心的周边数州,自原江南西道剥离,分设一个新的“道”,并以鄂州为中心统为管辖节制。这一新职虽由鄂州刺史兼任,但由朝廷下诏专设,“赐金紫”,可见其地位尊崇,已非昔日一州之刺史可比。其具体管辖州数,此后时有变化,如周边的沔、蕲、黄等州亦曾划入,而以今湖北东南部和湖南东北部的鄂、岳两州为主要辖境,则始终未变,故后世一般称其为“鄂岳观察使”,其所辖区域,也被称为“鄂岳道”。
图1-4 唐中后期鄂岳道范围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深陷藩镇割据的困局之中,而仍能维持近150年的统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在江南富庶地区的藩镇,尚能为朝廷所掌控。在这其中鄂岳道便是一处重要藩镇,其治所鄂州不仅经济日益发达,已成长江中游大都会,更因其地当水陆交通枢纽,关系京师漕运命脉,重要性便格外突出。在设置鄂岳观察使后,唐朝更于此增设了“武昌军节度使”,使这一藩镇在江南地区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凸显。牛僧孺、元稹等唐代知名政治人物,都曾出任鄂岳观察使和武昌军节度使。鄂岳道(武昌军)事实上是唐代中后期在朝廷之下、州之上新设的一级行政区划。因此,此时的鄂州已然重新升为“省会”城市,而直追江陵,开始成为长江中游沿岸的重要中心城市,这是中晚唐政治形势变化,和长江流域经济开发、武汉地区城市发展取得巨大进步的具体体现。
城池建设的飞跃性进步,也是这一时期鄂州城市地位快速上升的一大具体表现。敬宗年间出任武昌军节度使的唐代名臣牛僧孺,在任期间对鄂州城池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新唐书》记载称:“鄂城土恶亟圮,岁增筑,赋蓑茅于民,吏依为扰。僧孺陶甓以城,五年毕,鄂人无复岁费。”
牛僧孺治鄂期间,对鄂州城垣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缮,将原先夯土裸露且已年久失修的土墙“陶甓以城”,也就是在土墙外包城砖,改为砖墙。经过牛僧孺的这次包砖修缮以后,鄂州城墙变得更加坚固耐久,既极大增强了城防能力,也减轻了城墙的维护和修缮压力,纾解了民困。这样的筑城工程,势必需用大量砖石材料,这也反映出唐代长江流域烧砖技术的进步,以及砖石建筑建造技艺所达到的新高度。
至于牛僧孺此次筑城的具体规模和范围,目前尚难准确厘清。在现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的斯坦因敦煌遗书第529号写本的背面,抄录有一部五代时期的佛教名胜游记。在这一文献中,作者记述鄂州“城周卅里……商侣便填,水陆居人三万余户,寺院卅余所,僧尼二千人”
。与该文献中记述的长江流域其他许多大城市的城墙规模一样,这里记载的“城周卅里”恐有夸大之嫌,但从“商侣便填,水陆居人三万余户”的描述中,也确能使我们窥见唐末五代时期鄂州城的繁华景象。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子城西南角黄鹄矶上的黄鹤楼,在唐代开始登上中国文化历史的舞台,并迅速成为闪亮的明星。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在南朝以前的各种史籍文献中,虽然有“黄鹄矶”“黄鹄山”“黄鹄岸”“黄鹄湾”等地名,但却并没有出现“黄鹤楼”的明确记载。虽然诸如《南齐书》中有称夏口城“边江峻险,楼橹高危”的记载,但这种作为军事瞭望设施的“楼橹”,与后代作为登赏游宴之地的“黄鹤楼”,显然并不是一回事。真正意义上的黄鹤楼,应在南朝后期甚至唐初方才建成,而从唐代开始,作为文学形象的“黄鹤楼”才大量见诸诗文史籍之中。
唐人阎伯理的《黄鹤楼记》一文曾写道:“州城西南隅,有黄鹤楼者。《图经》云:‘费祎登仙,尝驾黄鹤返憩于此,遂以名楼。’……观其耸构巍峨,高标巃嵸,上倚河汉,下临江流;重檐翼馆,四闼霞敞;坐窥井邑,俯拍云烟,亦荆吴形胜之最也。何必濑乡九柱、东阳八咏,乃可赏观时物、会集灵仙者哉!”
从这段简短的文字不难推想,唐代的黄鹤楼“重檐翼馆,四闼霞敞”,是一座规模宏伟,结构精巧,装饰华丽的楼阁建筑。而当时在鄂州一带的军政要人,“或逶迤退公,或登车送远,游必于是,宴必于是”,更表明此时的黄鹤楼,已然是鄂州城最著名的风景名胜地和游宴聚会地。
唐代既是黄鹤楼文化的勃兴时代,也是黄鹤楼诗歌史上的一篇灿烂华章。诗仙李白在黄鹤楼留下了众多千古名句:“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赋予了武昌“江城”的美誉;“黄鹤楼前月华白,此中忽见峨眉客”,“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等句,则写尽了无限的别离情思。此外,诸如王维、白居易等唐代著名诗人,也在黄鹤楼留下了词踪。在大唐诗歌的壮阔天幕中,黄鹤楼是南天中一个新升而璀璨的星座,而这座江南名楼的华丽登场,也为其所在的这座“江城”增添了更加绚烂的文化色彩和厚重的历史积淀。
图1-5 清代画家石涛所绘《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图》(故宫博物院藏)
在唐代黄鹤楼的文学世界里,崔颢的《黄鹤楼》无疑是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名篇。“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一联,写尽了登楼远眺所见之山川水泽胜景。不过,此联下阙在不同的古籍中,文字略有差异:如唐人芮挺章所编《国秀集》、北宋姚铉所编《唐文粹》和李昉等人所编《文苑英华》等书中,收录的该诗此句皆作“春草青青鹦鹉洲”
;同样是北宋时期成书的《太平寰宇记》中,所录该诗此句则作“春草萋萋鹦鹉洲”
。类似存在文字差异的还有此诗的第一句:今天的通行版本中,前三句连用三个“黄鹤”,颇异于诗词格律之常,而前文提到的唐宋时期各古籍中,此诗首句皆作“昔人已乘白云去”。近代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古代文献,也为我们探究这一唐诗名篇早期版本的面貌提供了重要线索: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伯希和敦煌遗书第3619号卷中,便抄录有崔颢的这首《黄鹤楼》诗。根据学者研究考证,此卷抄写年代当为唐代。录于该诗卷中的《黄鹤楼诗》版本如下:
昔人已乘白云去,
兹地唯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
春草青青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在?
烟花江上使人愁。
显然,包括敦煌遗书在内,唐宋时期的各类文献中,此诗的首句和第六句的两个关键词皆分别作“白云”和“春草”,这恐怕才是此诗的原貌。从全诗的行文逻辑上看,只有首句为“乘白云去”,第四句“白云千载空悠悠”方有所依,而头四句“白云”与“黄鹤”两相对照,亦十分工整。当然,个别字词的变化,丝毫不影响这一千古名篇在中华诗歌文化史上的地位,而日后由之衍生出的“汉阳树”“晴川阁”“白云阁”等,更已成为武汉三镇的风景名胜和文化地标。乃至于今天武汉地铁4号线的主题色“芳草绿”和6号线主题色“鹦鹉绿”,也是出自此诗,足见其穿越千年时空的深远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