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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上及逝世经过
马超俊
（1）北上经过
决定北上民国13年10月23日，冯玉祥、胡景翼两军从热河潜回北京，联合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扣。张作霖进军天津，段祺瑞入京主持政局，张、段电请总理北上，召开国是会议。10月30日，总理由韶关回广州，先派孙科、谢无量赴东北报聘，并准备北上与会。
我于11月初先乘英国皇后轮赴沪，召集在沪本党同志及工运领袖，积极筹备欢迎总理北上大会。11月10日，总理发表北上宣言，13日乘永丰舰到达香港，改乘日本春阳丸，于17日抵上海，民众十余万人，齐集码头欢迎，全市悬旗，热闹非常。19日总理在沪寓（莫利爱路29号）举行茶会，招待新闻记者，宣布此次北上目的。那天总理召汪精卫与我到他房间，对我们郑重地说：“此次北上，关于军事政治事项，由精卫负责，关于民运工运事项由星樵负责，你俩人要多作联系。”
总理原拟由陆路北上，惟津浦路受军事影响，尚未通车。而在两星期内，复无船直航天津，此时日本朝野有电邀请总理先往日本，商洽中日合作问题。总理乃作绕道日本之决定。于21日启程赴日，我亦随行，23日船泊长崎，24日抵神户，25日晚由在东京、大阪、神户之本党同志开欢迎会。26日以后，总理接见日本友人并赴各地演讲，“大亚洲主义”是总理28日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之讲词。
总理北上之际，北方同志，原主张政府采取委员制，俟总理到京后，再决定组织政府，讵料安福系政客，迫不及待，不等总理到京，11月24日，段得各军阀之拥戴，自称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于一身，成立执政府。总理在日闻讯，深为诧异，惟念国民久困兵燹，亟待苏息，为谋国家和平，仍毅然北上，并派我与汪精卫率同志数人先行。总理于11月30日，自神户乘北岭丸，向天津进发，经黄海黑水洋，狂风巨浪，总理备感辛劳。12月3日抵大沽外。
途经天津总理抵大沽时，海河已封冻，轮船驶入，须赖破冰船引导。当时执政府派许世英、龚心湛（内务总长）在津为总理筹设行馆于张园，我与汪到津，即前往会商布署。那天傍晚，闻总理已抵大沽，我与汪精卫、孙科、张国元、陈剑如及段执政代表姚堤昌及京奉铁路警务处科长郑家荣、副官李荣等，深夜由天津北站乘火车赴大沽，夜宿车内，拂晓，转乘小火轮，驶向大沽外北岭丸。适遇狂风，惊涛万顷，凡经三小时，始驶近北岭丸，我等以绳索软梯攀登而上。总理闻讯，自卧床跃起，并邀我等与李烈钧、戴季陶、黄昌谷、黄惠龙、马湘等同进早餐。餐后，日本船长、机师等各携宣纸，求总理赐墨宝，总理据案挥毫，尽数十幅。此时破冰船开冰引导，北岭丸随之徐徐驶进码头，登船欢迎者，有段祺瑞代表许世英、冯玉祥代表张之江及张作霖代表等，其他民众立于岸上，向总理欢呼。总理登岸，乘马车至张园行馆，甫经登楼，即感腹部剧痛，面色苍白，稍事小坐，乃立即偕汪精卫、孙科往河北曹家花园奉军总部，访张作霖，五时返行馆，即请德医克利博士诊视，晚间各界代表在张园举行欢迎会，总理遵医嘱不克赴会，派汪精卫代表参加，同时张作霖回拜，总理卧床未起，张即坐于榻旁，两人纵谈国事，历两小时之久。第二天张复设筵招待总理与随从人员，我亦参加，席间张氏盛称孙先生主义正确，谋国公诚，遵循其道，定能救亡图存。张氏语简言赅，颇有推诚合作之意。张外表文质彬彬，身材短小，佩一小剑，穿一外套，颇为英俊。
总理在天津行馆，疗养四周，病势日趋沉重，并加聘德医聂彼、日本医学博士管简勇及山东留日医学博士癌症专家王伦，共同处方，仍毫无起色，最后乃接受医生劝告，入北京协和医院治疗。
到达北京12月31日，总理由段祺瑞代表许世英、冯玉祥代表鹿钟麟、张之江，迎护入京，车抵北京前门车站时，各界列队欢迎，人山人海，约计有10万之众，其中以青年学生与农工团体居多数，北京政府全体阁员吴光新（陆军）、林建章（海军），王九龄（教育）、叶恭绰（交通）、龚心湛（内务）、李思浩（财政）、章士钊（司法）、杨庶堪（农商），及各大学校长、警察总监、警卫总司令、各省军民两长驻京代表、国民一、二、三军驻京全体官兵、各民众团体皆到站欢迎。群情至为热烈。总理出站台登汽车直抵北京饭店下榻。
总理于卧房对门，辟侍从室一间，由我主持，来访宾客，我先予接见，非关重要公务及经医生许可，不得晋谒总理。每日来访者，数以百计，我也不能一一延见，只好按其身份，指派人员，分别接见。凡重要宾客，总理常要我代表回拜，故甚为忙碌。当时在侍从室服务者有李仙根、喻毓西、赵超、邓彦华、黄惠龙、马湘诸人，经为分配，昼夜轮值。此外有秘书韦玉、谢无量、邵元冲、黄昌谷，另辟室办公。孔祥熙及宋霭龄则各辟室一间，代表孙夫人招待女宾，及看护总理病体。
1月4日，克利博士与诸医生会议，断定总理为“肝脏痈疡”，需饮矿泉水，后探知玉泉山之水最佳，我每日凌晨乘汽车往玉泉山汲取泉水，以供总理饮料，此虽琐务，但恐遭人暗算，不得不躬任其事。当时正值隆冬，冰天雪地，寒气袭人，蜷曲于破烂车中，手瘃足僵，至感痛苦。惟念总理一身系民族之安危，只求回天有术，赴汤蹈火，亦复奚辞。
（2）就医及治疗情形
马超俊
确诊为肝癌晚期 1月23日，克利博士诊察时，发现总理眼球忽有黄晕，断为肝脏作脓，渐侵及他部，非施行手术不可。我问克利：“万一开刀，总理体力不胜，将如何？”克利说：“只有听凭上帝作主了。”我听了潸然泪下，泣不可抑。26日，病势益趋险恶，大家向总理请示是否施行手术，总理允许，乃由汪精卫召集本党执行部，及到京之中央执行委员，假北京饭店五楼，开紧急会议，报告总理同意医生施行手术，当经决议，即日下午3时，用担架送总理入协和医院，派我与黄惠龙、马湘、赵超、李仙根、梅光培驻协和医院，日夜输班看护。我们在病房旁另辟三室，为侍从人员办公之用，并假地下客厅招待各省代表及各地同志。
总理于入院后四日，实施手术，其时医生特许孙夫人、马湘、黄惠龙、戴恩赛、陈友仁与我入手术室看视。手术经过一小时，由克利、刘瑞恒两医生主持。开刀后，发现肝癌症已发脓，无法割治，恐施刀割去，立时殒命。只得将脓头割去，立即缝合。刘瑞恒临出手术室时告诉我：“病势危殆，在24小时内，恐生不测。”我听了心里悲痛万分，幸好总理回卧榻后，历一昼夜，未见险状。
总理施行手术后，德医彼亚曾对我说：“孙博士之病，若开割时，毅然将腐乱之癌割去，可延长生命三年。”我反问他：“当时你在场，何以不如此主张？”他说：“我是旁观医生，无此特权，不能坚持主张，有什么办法？”此事被卫护人员得知，引为大憾，并疑刘瑞恒在北洋恶势力包围之下，或许受北洋军阀贿买，故意不为根治。我亦疑信参半，惟顾全大局，约束左右，不得以无稽之言，妄加传播，招人讥评。
段祺瑞探病不见总理动手术的第一天，段执政亲来探病，径行登楼，我立即出迎，延至天台花园客厅小憩，并马上命令卫士打电话请孔祥熙等来陪坐，我入报总理，询问可否请段至榻前相见，总理未允，我遂以总理病重，无法见客为辞，向段婉谢。
总理入京之时，段未亲至车站欢迎，寓北京饭店期间，亦未前来拜访，至此知总理病势沉重，始来探病，为时已晚。总理愤执政府之一意孤行，自不愿与其晤面。此实段傲慢于前，有以招至总理之不快。
采用中医治疗2月2日，总理精神更为衰弱，李石曾请北京著名中医陆仲安至院诊视，惟总理信仰科学，并自习西医，曾谓：“中医无系统、不科学，只凭个人之聪明、经验，盲目诊断，决不能医好我的严重癌病。然中药确有效验，惜未能按科学方法，加以提炼制造，难以对症下药，是一憾事。”李石曾秘密与我商量，总理虽不信中医，尚信中药，陆仲安谓总理需服参汤，似可一试。乃由李石曾每日自炖人参汤一壶，携至医院，由我转交孙夫人，俟总理须饮水时，即以参汤代替开水，连饮两日，剧痛稍止。大家感于中药已有小效，若改延中医，或可有济。遂一致以改延中医为请。总理则谓在医院既由西医诊视，如暗服用中药，是不以诚待人，坚主出院后，方可改服中药。又过十多天，协和医院宣布束手无策，总理乃于2月18日出院，至铁狮子胡同顾（维钧）宅静养，改延陆仲安诊治，初诊两日，颇见小效，继则药石无灵了。
梁启超问疾被乌鸦攻击总理迁入铁狮子胡同行馆后，有一特殊之异征，即行馆屋脊，日有乌鸦飞集，千百成群，啼声彻耳。自3月9日起，群鸦飞集更众，日达数万只，密布天空，俨成张盖。
3月11日，梁启超来行馆问疾，竟有乌鸦数千，猛扑梁氏，争啄其项，梁氏遭此突然攻击，不知所措，举手狂挥，状极狼狈。守门卫士，急举枪击一乌鸦堕地，群鸦飞集益多，行馆全为遮黑，顿时不见天日。当时在行馆同志，以梁氏为总理平生政敌，其唆使北洋军阀，破坏本党，极尽官僚政客纵横捭阖之诡谋，至感愤慨。总理北上，梁氏并未迎谒。总理弥留之际，前来问疾，迹近揶揄，飞乌予以掊击，殆非偶然，莫不称快。并有少数同志，拟乘机加以讥侮，我出面力阻，适汪精卫从外归来，遇梁氏于行馆大门，我将他们导至客厅，略事寒暄，再护送梁氏出门，一场扰攘，乃告平息。
邓家彦总理卧病协和医院时，余常往采疾，但始终未能入室面谒总理。每次皆由汪精卫出来接见，仅有一次得稍窥总理之容颜，乃张静江来探病，张亦患病，坐椅中，连椅抬入总理病房，因此门房敞开，余得趁隙窥视，但见总理已黑瘦脱形，旋闻总理呜咽语张静江曰：“君亦染疾，犹抱病来探……”
总理病势日笃，西医宣告绝望。于是有荐中医一试者。但总理素不信中医，乃由李石曾往邀胡适之，由胡出面，陪中医陆仲安来诊视。惟总理坚拒服药，谓夫人曰：“中医并非完全无效，其效力较之西医犹舢板之于轮船也。舢板亦自能到达彼岸，唯日期难卜，毫无把握。”
群医束手之后，同志乃作种种建议，图挽救总理生命于万一。竟有人欲乞灵于道士符咒之镇邪驱病。汪精卫告余有人作此建议，余力斥其无知。自医院迁回铁狮子胡同顾维钧住宅之初，总理精神仍旺盛，黄昌谷出语余曰：“总理眼睛睁得颇大，仍炯炯有神，病况未必绝望。”
侍总理疾者除宋庆龄、霭龄姊妹，孙科、宋子文等亲属外，尚有何香凝、汪精卫、马湘、马超俊、黄惠龙、邓彦华、赵超诸人。余与李烈钧、谢无量、陈剑如等则派招待探病之宾客，未知是否彼等故意之安排，不令余等亲近总理。何香凝则时至客厅，宣布病况之变化。
3月12日，总理垂危，汪精卫出语曰：“医生告诉，总理仅有两小时之寿命，众同志可入室与总理见最后一面。”余等乃鱼贯入室，总理之面孔缩成干瘦黝黑，已不能辨识同志矣。
（3）逝世及治丧
马超俊
总理逝世总理开刀后，我曾急电广州，请孙哲生速来北京（哲生原随总理北上，后总理卧病，特派其南下，赴广东宣慰）。2月24日，哲生与汪精卫等均在榻前受遗嘱，那两天我正忙着全国各省区联合会指导筹备各事，未得与闻。3月12日晨，总理病笃，时作呓语，并呼：“和平、奋斗、救中国！”至9时30分，竟与世长辞。总理逝世后，本党中央执行部，组织中山先生治丧委员会，以汪精卫为主任委员，我负责护灵。当日下午将遗体送往协和医院，医院请解剖遗体，研究致死的真正原因。经治丧委员会决议可行。并派我与戴恩赛、梅光培、马湘、李仙根在解剖室负责护视。第二天上午9时，协和医院外科全体医生齐集，实施解剖，肝已全部溃烂，脓头蔓延其他各部，实为恶性肝癌，乃继续施行保存遗体手术，至15日10时，手续完毕。遂举行大殓。关于总理遗体之棺柩选材，治丧委员会计划在美订制铜棺，以期保持久远，制运需时，乃决议先用香沙木棺大殓，俟铜棺运到后，再行更换。这时鲍罗廷及苏联大使加拉罕自告奋勇，谓将由莫斯科赶制与安葬列宁同样之棺柩，运送来华，以安总理之灵。治丧委员会当表示嘉纳，惟向美订制铜棺，亦未中辍。
总理灵榇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坛不久，苏联赶制之棺柩运到，加拉罕宣称，此系最新式之佳制，并大事宣传。经我与数同志加以检查，乃系用锑铝皮制成，外漆白银色，片片浮起，颇似鱼鳞。我用指在上轻捺，即现裂痕，其不适用，一望便知，故摒置未用。
身后哀荣总理遗体大殓时，在协和大礼堂举行基督教殡殓仪式，肃穆庄严。治丧委员会决定停灵地点在中央公园社稷坛，并通告3月19日上午11时，敬迎灵榇。
那天早晨，群众已经纷集协和医院门外，至10时灵榇出发，由本党追随日久同志24人，分3组，前后舁挽。沿途民众及青年护灵致哀者，约10余万人。灵榇所到之处，高呼口号，声震遐迩。花圈挽联，布满通衢。至12时，灵榇抵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安放，择日开吊。
24日上午10时，举行发丧，先家祭，然后来宾依次行礼。自是日起至4月1日止，各机关团体、各省代表、海外党部、华侨、中外人士，前来公祭者，每日不下数万人。执政府曾订期公祭，届时段执政并未亲来，派内务总长龚心湛代表主祭，外交总长沈瑞麟、交通总长叶恭绰等陪祭。本党同志咸以段氏不亲来致祭，深致不满，尤以李烈钧同志，愤慨最甚，严词追询段祺瑞不能亲来之原因，段之代表，诿称段因足疾无法着靴，不能亲身参加。其实北洋军阀作风，怕致祭时遭民众之侮辱，故畏葸不来。
4月2日，护送灵榇至西山停厝，上午11时，由于右任等8人，将总理灵榇舁至中央公园大门，驾上灵辆，移往西山，是曰参加执绋者10余万人，民众扶老携幼，罗列于天安门至西直门，以迄燕京大学途中。尤以青年学生、军人及工人为多，途为之塞。下午4时，灵榇抵西山碧云寺，奉安灵榇于石塔内。
（4）国共斗争情形
马超俊汪精卫负党政重任，总理依畀至殷，惟汪氏个性好大喜功，领袖欲太强，此时掌理机要，不免矜持。汪受跨党分子之包围，乃与本党老同志意见扦格不入。凡遇李（大钊）陈（独秀）介绍之青年（多为S.Y.、C.Y.、C.P.分子）来谒，汪即喜形于色，笑逐颜开，特别兴奋。而本党老同志来谒总理，汪反不愿代为接见，常要我出面接洽。老同志专程访汪，他又托词拒绝，偶尔接见，又复大言炎炎，不得要领，使老同志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汪送客后，对来客多加讥讽辱骂，笑其无能。于是本党一般忠贞同志，咸以汪氏得新忘旧，别有私图，积愤难平，群起攻击，竟有结队准备饱汪以老拳者，总理得知，召我到榻前说：“精卫原甚精干，惜稍涉轻浮，目前来此客地，左右乏得力之人，暂嘱其主持一切。务速转告各同志，切不可对他发生误会，如有轻举妄动，将贻人笑柄。”我原对汪甚为钦佩，近见其对人态度，缺乏诚意，认为如果此人得志，将危及本党之前途。惟以总理谆嘱，乃向各同志婉劝，故局面稍形缓和。
到北京后，我除了按时指挥侍从室庞杂事务，与代表总理答访重要来宾外，每晚辄陪同汪精卫赴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举行会议，每次开会，皆由汪亲自主持，鲍罗廷、加拉罕、李守常、瞿秋白等咸来参加，经常谈至夜深一两点钟，始返旅社。因此我看出汪与彼等另有阴谋，不免忧心忡忡，常此下去，将来真不堪设想。当时一般老同志于右任、蔡元培、丁惟汾、吴稚晖、李石曾等在铁狮子胡同行馆整理总理遗嘱，尚未察觉汪的用心，毫无防范。
邓家彦余回北京，到北京饭店，欲谒总理。时总理已病笃，孙夫人宋庆龄迎余于客室中，而阻余面谒总理，谓医嘱毋得会客。盖余于德国曾上总理万言书，痛陈外党阴谋。此信为孙夫人、汪精卫等截留，故对余具戒心。以后在北京亦与鲍罗廷、李大钊等会面。鲍一见面，即谓余曰：“I know you are German school（我晓得你是德国学派）。”余立答之曰：“No, I'm Chinese school（不是，我是中国学派）。”在北京余渐察知国民党左派人士已深悉余之立场，且对余存敌意。又一次，鲍罗廷告余，总理所患乃肝癌绝症，恐不久人世，并询余以何人可继续领导革命。余答曰：“革命自需继续，至于何人可以领导，一时尚难推测。”鲍即进一步探询，曰：“余认为廖仲恺是最适当人物。”余支吾良久，徐应曰：“ye-ye-ye-s。”鲍罗廷察觉余语气游移，颇表不满，谓余应断然答应：“yes！”而不可作“ye-ye-ye-s”。余到京未久，加拉罕大使正式邀宴国民党人士。赴宴同志中，李石曾、丁惟汾、于右任、白云梯与汪精卫等均左倾，而余与李烈钧、居正、田桐、石青阳、杨庶堪等则被目为右派（余始终谢绝宴会，未尝涉足苏联使馆）。
2月1日，在北京饭店开中央执行会议，在京重要同志，除张静江因病未赴外，余均出席。李烈钧、柏文蔚、石青阳、居正当时均为执行委员，余以侯补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列席，杨庶堪则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以上数人均为左派所敌视。以后加拉罕在大使馆开会，左派人士咸参与，惟余等甚少列席。何香凝、宋庆龄常参加会议。邹鲁此时与汪精卫、廖仲恺、何香凝等颇接近，其态度似可左可右之间。
其次为金佛郎案，在铁狮子胡同总理行辕举行会议，两派人士均赴会，此日于右任因事未往（此时于已左倾，拥汪精卫甚力）。会中居正与丁惟汾发生争执，居勃然大怒，攘臂而起，曰：“老子要揍你！”丁抱头鼠窜而去。可见当时左右派竞争之剧烈。
对于继承人选，有图拥汪（精卫）者、有拥胡（汉民）者、亦有拥廖（仲恺）者。事实上亦无人具有与孙总理相埒之声望足以继起领导也。吴稚晖一度提议拥蔡孑民为首领，余立予反对。余鉴于蔡回国过上海之际，尝公开发表谈话，表示并不反共也。然蔡早时出任北大校长，余亦竭尽绵薄，余固对事而不对人也。
总理逝世以后，党魁问题一时既无法解决，党人遂纷纷作南归之计，同时亦各谋增厚实力，广结同志，准备回粤以后活动。此一时期，先后向余拉拢者有三人。汪精卫于总理逝世之前，即约余密谈。汪善做作，对余执礼甚恭，以“邓君”相称，曰：“先生已病危，恐难有起色，今后愿与君共同奋斗。”余察知汪之意图在拉余为彼“抬轿子”而已，故未置可否。汪见余态度冷淡，遂不再深谈。第二次为宋庆龄。宋见余在京态度激烈，再三劝余返广东。余婉拒之。盖此时余在北京学生界中之工作似尚乐观，不愿轻离也。第三次为孙科，拉余至彼卧室中，曰：“我辈亦必返广州始有前途。”余告以，愿在北京继续努力革命之事业。
邓家彦抵北京知总理方卧病北京饭店，余即赶往探疾，由孙夫人接见，告余曰：“先生病势严重，医生切戒不许会客。俟稍愈后再与邓先生面谈如何？”不数日，闻悉总理迁入协和医院，余乃益感忧虑。遇李大钊，余即向之探询总理病况，李曰：“恐须施行开刀手术。”余曰：“开刀后是否有痊愈希望？”李曰：“未可乐观，总理所患恐为肝癌症。”
时余下榻一小旅馆，名“中西旅馆”者。一日，孙夫人遣仆送来英文函一封，略称总理已悉余返国，虑余或川资匮乏，故随函送来若干款项。
一日，丁惟汾过访，嘱余出言谨慎，盖此时左派声势嚣张，而余在德国时上总理之万言长函，则已为汪精卫等左派人士所截获，故彼等对余颇存敌意。后遇汪精卫时，汪亦告余曰：“君有长函致先生（当时余等均以‘先生’称总理）者，文笔极佳。弟已拜读，佩服之至，但先生正在病中，故未敢上呈，以免触怒先生也。”
2月1日，在北京饭店召开国民党重要分子集会讨论，余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参加讨论。以后常有集会，对总理病状，同志咸已绝望，故纷纷讨论总理病后事宜，人多口杂，意见纷歧，总理承继人选，无法推定。此时汪精卫住西山，甚活跃，李石曾、吴稚晖与于右任诸人与汪往还密切。但汪精卫自恃聪明而少读书。某次会议中，汪放言高论，马素与余依学理严词驳斥，汪面红耳赤，从此避不出席。
又一次开中执会时，讨论遗嘱问题。虽咸知总理病将不起，总理本人亦自知其病况，然吾等终未便向总理提出后事。乃推汪精卫草拟遗嘱。草成后，汪仍未出席，由吴稚晖携来，当众朗读，逐句讨论，读至“联合苏联，共同奋斗”，余即起立反对，曰：“今日联苏固然待我友好，他日万一国际情势发生变化，则又将如何，且总理之遗嘱必公开发表，昭告国人与世界，岂能如此措辞？”讨论结果，乃改为：“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当时并未另立英文遗嘱，以后遗嘱译稿则由陈友仁执笔。但另有一份有关总理家事之遗嘱，然均未敢即请总理签字。
2.孙中山逝世后的南方政局
（1）广东国民政府的成立
周雍能（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东成立，采委员合议制，以汪精卫、胡汉民、孙科、林森、谭延闿、廖仲恺、于右任等16人为委员，并选汪精卫为主席。选主席时，出席委员11人，汪获11票当选，显然汪也投自己一票，其政治欲望，由此已可肇见矣。7月1日那天，天气阴而闷，委员们在广州市政府公园内，露天当众宣誓就职。仪式简单，布置平凡，表示此为国民组织的政府，所谓“为民所有”者也。
汪精卫虽因谋炸摄政王载沣事勇敢著名，但入民国后并未任过方面大员，亦未真正做过实际职务，在国民政府成立后，却平地一声雷忽然当起国府主席，真是幸运非常。汪为人聪明灵巧，工于应付，惟性情浮躁，容易冲动，尤缺少诚实，所以国府主席的地位对他来说，甚不适宜。后来政治上不断发生事故，非无由也。
国府为建设军事计，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会中设参谋团，分组办事，以湘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岳森（宏群）为团主任，配有俄国顾问多人佐理之。设政治部，以陈公博为主任。设秘书处，以朱和中为处长，嗣因胡汉民先生被迫赴俄考察，朱和中随同远行，职务由我代理。军委会实权掌握在俄国总顾问鲍罗廷之手。每次开会，参谋团提案最多，所有提案，都先经鲍总顾问看过。开会时，鲍并不出席，只派若干俄顾问参加。会中有所发言，要辗转翻译向俄顾问说明，经他们同意，始可作决定。遇有较为重要问题，主席汪精卫便亲自在座旁摇电话向鲍总顾问请教，言词态度，异常恭顺。当时我看在眼里，十分难过，古应芬委员冷眼旁观，彼此相视而隐痛。政治部主任陈公博，生长于广东翁源县，为人言行乖谬，自己拟订政治部的组织，要设部长并叙上将阶级，他常穿着上将服装招摇过市。当商订军委会组织时，我说参谋团主任已定为中将阶级，政治部主任只应为少将阶级，与秘书处长相同。他极不高兴，对我斥责。陈公博原是共产党，他和陈秋霖等在香港所办的《新闻日报》，立场偏激，却月领香港币2500元津贴，而本党办的《晨报》（现任立法委员陈素系当时主笔之一），艰苦奋斗，只月给500元，我为此事与汪精卫理论过两次，但他并无意改正这项错误。当时我是革命青年，血气方刚，看不惯这种不平的事情，邓泽如、林直勉又从旁鼓动。遂与汪主席在国府主席室内大起争辨。我在理直气壮下竟大拍桌子，指责汪“事理不明，轻重不分，对不起自己的同志”。汪恼羞成怒，也动了肝火，大声嚷道：“你太放肆了，我开除你！”我说：“开除有什么了不起，革命党员到处可打天下！”他气极了，即亲写手令，把我的秘书处长免了职，并说要交给卫戍司令部去看管。这一幕，表面看来是我与汪之间的争执，实际上是左派人士觊觎秘书处长之职位与陈公博在汪面前多方挑拨所引起来之结果。事后我自己思量，觉得不该这样吵闹，遂由广大街搬到一条陋巷——狮子桥八号居住，闭门思过，以待时机，并以为汪主席如此作事，我真为国民政府前途担忧。数月之后，有位国府秘书李守诚（我在故乡江西饶州中学的国文老师）来到我家，说：“汪主席已问及你的近况，愿给你位置。”云云。我闻言叹息，并表示：我一属员在国府办公室对主席拍案争吵，犯了大不敬之罪，他将我免职处分，是罚所当罚，我已无怨无恨矣，惟望主席办事能一秉大公，知错既改，国之福，党之幸也。至于位置一节，我只得心领，请为我致谢。后来在广州，与汪常有碰面，握手寒暄，若无前事，“人生何处不相逢”，总宜留些余步也。
民国15年6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特任蒋介石先生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组织总司令部，准备统军北伐。某日，我在广州邂逅好友张定璠与邵力子二人，那时邵任总部秘书长。张任总部参谋处长，两人方劝我加入总司令部工作。我心想，参加北伐军可有机会离开沉闷的广州，并可出到大江南北一行，遂慨然应允。过了两日，接到邵、张二兄函告已承蒋先生约期召见。我依期到东山蒋公馆晋谒，正值蒋先生回邸。那时先生年方四十，神采焕发，轻衫暑帽，手杖革履，气宇轩昂，态度自若，赫赫大儒将也。我与蒋先生昔曾相见，经面谈后即任我为总司令部秘书，命随同出发。
（2）胡汉民被迫出国
马超俊总理逝世后，本党未再设总理之职，暂举胡汉民为临时大元帅。迨7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成立国民政府，受中央党部监督指导，掌理全国政务。由委员16人组成，以汪兆铭、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五人为常务委员，并以汪兆铭为主席。
总理生平品评党内人才，恒推重胡汉民，比及晚年，依畀更殷。民国13年秋，总理督师北伐，驻节韶关，以胡代理大元帅职务，其重视与信任胡氏，寄以惟一继承人之厚望，可以想见。总理北上，仍以代帅重任付之。而携汪兆铭偕行，其视汪固不薄，但属望所在，亦仅于党务方面，期汪佐胡。总理逝世后，论党内资望风格，以胡氏居翘楚，故本党推为临时大元帅。惟胡氏秉耿介之操，赋刚直之性，意所不可，立见词色，威棱自露，无所蕴藏，不免授人以隙。而汪氏趋向功利，习于圆滑，亟图利用环境，以快意于一时，遂暴露弱点，转为外党所利用，而投鲍罗廷之怀抱与跨党分子相唱和，一犬吠影，百犬吠声，朝联甲以倒乙，暮合丙以排丁，以左派自诩，而强指老成为右派，致使中枢失主，八表为昏。此实汪氏一念之差，流毒无已。胡汉民既失领导地位，意自怏怏，汪氏并进而以特使名义畀胡，阳若尊崇，阴则屏诸远方，作变相之谪戍，使本党忠贞人士寒心矣！
（3）国民党右派之反共活动
孙文主义学会
马超俊西山会议首振义声，孙文主义学会亦踔厉奋发，有若朝曦。此时（民国14年12月）广东中央党部震悸之余，乃用鲍罗廷之阴谋，推派吴铁城来沪，游说孙哲生，劝其回粤，重任广州市长，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藉以削弱西山会议之力量，我得此消息，深滋焦虑，乃力诤于孙哲生，谓：“此次策动反共，你为主谋，西山会议既已决定移中央党务于上海，而孙文主义学会亦以沪为发展之地，你在此执中务实，正可有为，倘单骑返粤，势必俯仰随人。如以沪滨嘈杂，不宜久居，最好先往各省作三民主义之宣传工作，稍迟数月，再赴海外宣慰侨胞，藉答华侨卫党之高谊，并从事国民外交，联络与国，是为远大之图，切不可轻率南返，自入彀中。”顾孙氏绌于资斧，未能作国内外之周游，并以在沪日与中下层民众接触，难耐烦扰，遂不作慎密之考虑，竟拒余之诤言，断然离沪返粤。
孙哲生回粤后，果受鲍罗廷之包围，鲍遣谭平山日侍孙氏左右，曲意逢迎，貌为恭顺。孙氏为人，坦白直率，大为所动，并屡致函电，劝我早日脱离孙文主义学会，以免粤中误会。我曾回信严词拒绝。
（4）西山会议
马超俊余回沪后，一面加紧孙文主义学会之筹组工作，一面吁请本党负责同志，速作护党运动。当经邀集在沪本党中央委员张继、许崇智、戴传贤、叶楚伧、邵元冲、居正、谢持等，在孙哲生寓所，商讨反共对策，旋由在场各中委决定往北京西山碧云寺总理灵前，举行会议。
西山会议开会未久，即假上海成立本党中央党部，推谢持、林森等为常务委员，叶楚伧为秘书长，刘芦隐为组织部长，邵元冲为宣传部长，沈定一为农民部长，我为工人部长，刘启明为商人部长，积极展开反共工作，与孙文主义学会，俨若桴鼓相应，对抗广东容共的中央党部。
邓家彦北京学生界，余原已有关系，此次自德返国后，学生界知余为孙总理之信徒，益表欢迎。当日孙总理北上之时，北方学生对其钦仰之热烈，诚非笔墨所能形容。朝阳大学反共学生最多，徐天权等为学生领袖。交通、法政、北大各校亦有反共学生。
西山会议派之与北京学生发生冲突，固非始料所及。西山会议为谢持所发动。彼表示：“反对赤化是应该的，反共则不可。共产主义为一种学术思想，可予研究。”彼竟不知“赤”与“共”为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总理在世之日，亦尝责骂谢持之低能。此次大约得广州第一军方面之金钱支持，便以此拉拢戴季陶、石青阳等穷困潦倒之党人，在西山总理灵前开会（蒋公率第一军在粤从未显然反共，但从事戒备而已）。闻其在开会时尝以手指左方曰：“左的在这边。”又一指右方曰：“右的在这边。”可见其立场矣。
西山会议派虽标榜反共，而是非不明，敌我不分，且倾轧争哄，自坏长城，林森有言：“余与孟硕私交虽笃，但余同意谢持之主张。”此一时期余曾著《为什么要反共产》一书，印一千册，交石青阳散发，以广宣传。
一日，安徽退伍军人王亚樵，率众赶往会场，打邵元冲耳光，复绑囚戴季陶。事后王等来与余商量，余颇不谓然，且嘱彼等从速释放戴季陶。从此西山会议派多对余衔恨，彼等误信此举为余所指使者。其中居正、石青阳对余尚无甚恶感，林森亦能谅解。而戴季陶恨余最切，叶楚伧等对余亦始终不谅。其实余与楚伧原有交谊，叶在上海筹款办报，得余助力最多，余尝引之往谒总理。叶至广东，余复介绍于胡汉民、廖仲恺，然后彼乃有钱维持《民国日报》也。
叶楚伧在沪主办《民国日报》，旋为经费等事到粤有所请求，而熟人甚少，乃由余介绍与胡汉民等相识。缘楚伧之初识总理，亦为余所引介者。民国元年，楚伧与姚雨平等在沪办《太平洋报》，经费拮据，余乃引之往谒总理于环龙路寓所，并郑重荐之于总理曰：“此乃江苏名士叶楚伧。”总理因器重之，允每月津贴楚伧之《民国日报》五百大洋。然报馆开支浩大，楚伧仍常感窘迫，某日楚伧闻四川同志林镜台汇医药费若干与苏曼殊，由余经手，乃昏夜叩门，欲先挪用此款，以济眉急，且曰：“曼殊明日不会死，报馆如无此款，明日必停业。”余睹其情急如此，终不忍拒。
（5）中山舰事件
袁同畴中山舰是一条大舰，其政治部主任为李之龙，李为军校之毕业生，曾任军校特别党部第一届常委，第二届落选后，因有俄顾问之支持，得为中山舰政治部主任。事件发生之原由是，蒋先生每日由广州去黄埔，多乘小汽艇，盖水路近便快速之故。而中山舰事前没有命令即升火待发，且一再请示蒋校长何时回广州？蒋先生发现情形异于平时，知道一定别有企图，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扣留李之龙，并夺回中山舰。是即所谓中山舰事变（民国15年3月20日）。当时邓演达任军校教育长，名义上虽非共产党，实则为共产党工作。
马超俊中山舰事变后数日，古应芬急电数通，邀我返粤，号召农工，协助政府，扑灭共产党。此时上海中央党部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拟于3月29日举行，坚留我参与会议。我以情势已迫，义无反顾，即日束装就道，买舟南下，古应芬闻我行期，派李仙根到港接船，将中山舰事变，及汪兆铭出走情况，详为见告。我到广州，往见古应芬，畅谈数小时，古亲写一函，交我次日赴黄埔军校见蒋校长，面商反共方略。我辞出，赴大沙头东堤葵园，晤孙哲生，他对我前函，毫无芥蒂。畅叙阔别之情，并问我来粤意见。正密谈间，谭平山闯入，使我感到万分惊异，倍具戒心。哲生留我暂住他家，我婉谢辞出。当晚住河南马华家。次晨依照古应芬之指导，觅电船径往黄埔军校，访晤蒋校长，畅叙两小时，承示防共规划甚详，并留午餐。下午乘原船回城，途经岭南大学下游，突有小艇四艘，向我射击，我立伏舱下，命电船加速马力，向东北角冲出。后据船夫称：“有八字脚前来行凶。”我自到广州，不过两日，行藏未露，竟遭袭击，可见彼等恨我入骨，使我益加警惕，所有召集各工运干部会议，皆秘密进行。4月中，政府原拟以突击检查办法，将其一网打尽，讵事机不密，被侦悉，彼辈并检得公安局长吴铁城之密令，载有奉命办理字样，鲍罗廷即据以提出严重抗议，此役遂不得不作罢论。
（6）国民党二全大会
马超俊民国15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当时军校有代表6名参加，蒋先生最初也由军校选出，为了使军校能多增席位，改以浙江代表出席，此6位代表国民党老党员，但已站在共产党一边。因此除主席团有几个国民党外，上至秘书长，下至会场卫兵，大多是共产党人。而戴季陶、吴稚晖、张溥泉、居正等人反而没有来参加，整个大会完全由共产党主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