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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联俄容共政策的确立
（1）早期的接触
马超俊民国10年12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G.Maring）到桂林，逗留三日，两谒总理，并提出三项建议：①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农工大众。②创办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武力之基础。③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总理期期以为不可，反复辩论，马林毫无所获，愤然而返。不久远东共和国在赤塔开劳工大会，北方以李大钊（守常）为代表，南方则以我为代表，即向总理请示，以定行止。总理说：“现正出师北伐，你如前往，谁负责工会和运输工作？”乃改派黄文山参加。
陈炯明叛变之前，我在广州作工运工作，经常晋谒总理，谈论劳工问题，以及青年人的理想，有时则用电话交谈。很多重要会议我也应邀参加。其时陈独秀担任广东省教育会长，马文车作秘书长，谭平山、杨匏安、陈公博等都在广州，这一批人都是共产党。S.Y.（社会主义青年团）、C.Y.（共产主义青年团）、C.P.（共产党）都很活跃，他们筹划夺取工运领导权，以便打击本党，我随时将彼等活动情形与陈逆叛变阴谋报告总理，廖仲恺却骂我挑拨离间，可见其成见之深。
邓家彦民国10年冬，共产国际所派代表来粤桂有所接洽。此人正确姓氏应为“马丁”（Martin），而世人多记作“马林”（Marling），或谓当时张溥泉负责招待，故根据张之回忆。其实溥泉记性甚劣，其回忆未尽可靠。且此时溥泉奉总理命，在穗主持国民党特设办事处，不能陪马丁来桂谒总理。余时任国民党广西支部部长，奉命招待马丁。当时桂林之建筑以广西银行较为堂皇，且已有电灯设备，故招待马丁于此处。犹忆马丁一路跋涉，沿途所见皆为农舍陋屋，及抵桂林，见电灯辉煌，竟跃然大喜，曰：“吾今乃复履文明世界矣！”余亲自款待之，对其姓氏自较他人为清楚也。关于马丁来桂谒总理之经过，拙作《马丁谒总理纪实》一文可供参考，见党史会出版之《革命文献》第九辑。
邓家彦马丁至粤时，陈独秀以为良机难得，极力怂恿，促其与陈炯明洽谈。马丁与陈炯明见面以后竟言语扦格，并不投机，乃转而入桂谒总理。
（2）确定联俄容共政策
马超俊
反对联俄容共民国12年1月，总理与苏俄代表越飞在上海晤谈，越飞说明列宁的主张，是解放被压迫的民族，放弃沙皇时代在中国掠夺之一切特权，尊重中国之独立及领土的完整。总理对人，向来推心置腹，闻越飞之言误信为真，颇有联俄容共之意。当时我与孙哲生在苏州、无锡，闻讯赶回上海，力劝总理应慎重行事，警惕某些组织非但在粤拥护陈逆，并向各地工会诋毁本党主义，肆意捣乱。上海工界领导人物，希望总理万不可轻信越飞之谎言，任外党羼入，篡夺党权。我俩八次密陈，最后总理对我们说：“现在国家患严重的贫血病，南北都被军阀所割据，要打倒军阀，救国救民，一定要靠青年。青年热情澎湃，思想激进，本党如不收容他们，反易误入歧途。如今虽允外党加入国民党，但有党的纪律可以制裁，不怕他们不服从。而且有我在一天，他们决不敢胡作妄为。”言时声泪俱下。我俩说：“我们不是不要青年，是不要某党。”但终无法改变总理的决心。国共谈判沟通民国11年某月某日，总理派张继、居正、汪精卫、戴传贤、谢持诸同志，假上海永安公司大酒楼，邀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等谈判，我与工界代表吴公干、何中民、关民生、张志余、张渭川、王光静、吴子恒等亦皆列席。先由本党同志说明三民主义，是救国建国的主义，全国人民莫不拥戴。最近广州《群报》竟著论拥护陈逆叛变，尤乖情理之常。后经陈独秀说明，广州方面谭平山、陈公博等所主持之报纸，其言论并非出自本人授意，须由谭平山、陈公博负责。继而解释中国共产党决无意制造阶级斗争，更无鼓动工人反对三民主义与孙总理之意向。经此次谈判后，双方意见渐趋接近，遂有总理与越飞共同宣言之发表。
国民党内意见不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我参加广州市党部工作。市党部委员为孙哲生、吴铁城与我三人，我兼任工人部长。那时中央党部的工人部长是廖仲恺，他的思想左倾，每次谈到外党问题，他都意存偏袒。我因职务关系，与廖时有接触，辄发生激烈争论。每当他理屈辞穷，便面红耳赤地说：“人家行，我们不行！我们落伍！落伍！落伍！”虽然如此强辩，但我毫不为其所动，广州一市，我们绝对不允许外党逞其威力。
民国13年8月25日，汪精卫视察京、沪、汉党务后回粤，在广州市党部举行秘密会议。当时出席者，有邓泽如、黄隆生、孙科、吴铁城、刘芦隐、黄季陆、陈其援、潘歌雅与余等十余人，汪精卫报告视察各地党务经过，历述跨党分子之情况，他幽默地说：“本党容共，如患绞肠痧症，吞下一颗药丸，谁料这颗药丸，就像孙悟空钻入腹内，大翻筋斗，使你痛得肝肠寸断。”这个妙喻甚为恰当，外党之患，就是病急乱投医的结果。可惜汪精卫缺乏自知之明，终于也上其圈套。
2.国民党一全大会
邓家彦民国13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会议第一天，中山先生讲话，上午自8时至12时，下午自2时至6时，滔滔不已。7时在西濠饭店晚餐，席间人私语云：“总理讲了一天，现在该‘食不语’了吧？”但中山先生仍又讲话，言词形式上是教训国民党员，事实上是警告共产党，李大钊、毛泽东均在座，时毛泽东为一年轻人，未甚受人注意。犹记中山先生于演讲中鼓励国民党员勿为容共忧虑，因为共产主义为民生主义之一部分，其方法洪秀全于占领南京时已经用之，并算不得什么新东西，且共产党之参加国民党，乃是俄国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承认创造三民主义的孙逸仙是中国惟一的革命领导者，命令他们参加本党的。可惜此次讲话迄未发现记录，不然“联俄容共”决策之真意将可大白。冯自由先生时为大会秘书长，其遗稿尚有部分未公开者，不悉其中有所记载否？
跨党之共产党员集中住一旅馆（东亚酒店），彼等每日必集会商讨次日大会中之策略。如某次会议中山先生为主席，韩麟符上台肆意宣传共产党理论，余不耐，高呼主席注意，议事日程为报告当地党务及政治情况，此人讲话溢出范围，应予以制止，韩某闻言自动下台。晚间彼等集会即提出此事，并商对策。原共产党籍之代表，既存心以党团姿态出现，复有顾问鲍罗廷之指导和支持，于是声势甚盛。
至国民党籍代表则组织松懈，部分觉悟者于“华侨招待所”开会，参加者百余人，余亦在内。该会由冯自由、刘成禺召集（时冯为大会秘书长，刘为中央临时委员），鲍罗廷鼓动共产党员要求中山先生开除彼等党籍，并予审判。时令已与覃振受任国民党汉口执行部，主管陕西、湖南、湖北党务，及闻讯乃电中山先生云：“容共乃容纳共产党于本党之内，而竟有本党之人反取容于共者，此决非先生之本意。怀疑共产党之加入仍未失党团作用者即为有罪，则余亦曾参与华侨招待所之集会，宜一并辞去现职，与冯、刘同受审判。”总理来电叫我不要辞职。冯、刘后亦仅予警告处分，未受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