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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中山入桂组织北伐
（1）孙中山与旧桂系的关系
邓家彦 民国5年以后，旧桂系陆荣廷、谭浩明、陈炳焜、莫荣新等先后盘据两广，跋扈异常，总理欲断然解决，而同志意见纷歧，有主张调停者。总理不愿养痈贻患，终于民国7年亲率黄大伟至虎门，指挥发炮轰击观音山莫荣新所住之广东督军署。时余适在穗，深知总理困顿烦恼，大元帅府即在广东士敏土厂，总理炮击既无法驱除莫荣新，情绪更极恶劣，对胡汉民、汪精卫等均予拒见，因彼等为桂系软化也。一日，张继往谒，犹欲有所劝说，总理勃然大怒，立命黄大伟扣留。余闻讯颇惊，急往探听真相，总理笑谓余曰：“无妨！令彼在此稍事休息而已。”可见总理并不以余为桂人而歧视，此则总理之伟大，独具知人之明也。
此时马济、林虎均为莫部将领，唯林虎尚识大体，预先嘱士卒曰：“但闻炮击，不得理会，如闻枪声，然后应战。”故总理亲自发炮，而林部均蛰伏不出，事态乃未趋严重。
马超俊 总理于民国6年7月回广州后，民国6年底（11月）派兵北伐，陆荣廷、谭浩明等进至衡阳，遇到赵恒惕，双方协妥，结果失败。民国7年元月3日，广东督军莫荣新拘大元帅府卫队官，并擅杀数十人。3月，总理合同安、豫章二舰，炮轰督军署。在炮战之际，莫荣新派人将我逮捕，罪名是鼓动工人，反对桂系。炮轰事件和解后，我被放出。7月，护法军政府，因政学系阴谋，国会非常会议修正《军政府组织大纲》，改设七总裁，总理辞职赴沪，广东完全落入桂系之手。
香港机器工人大罢工的胜利，给广州工人莫大鼓舞，于民国9年4月各机工俱乐部，请广东机器工人维持会向资方广东机器商务联益公会，提出加薪减时要求，及星期例假休息等条件。但资方勾结桂系军阀，不容谈判，而先发制人，由莫荣新调派军警对各厂严加监视，声称倘有自动怠工，或鼓动罢工的，一律军法从事。工人至此，愤不可遏，喊出粤人治粤，为打倒桂系军阀而罢工的口号，造成有组织的罢工运动，粤省各县，水陆交通，顿成阻塞。罢工发生后，我谒见总理，说明支持罢工运动，但工潮不要太扩大，应适可而止。那时孙科、朱执信在香港，我在广州，莫荣新认为此次工潮为我与黄焕庭所鼓动，欲杀之而后快，阴谋百出，但终因我等临机应变，化险为夷。
8月奉总理电召赴沪，此时（民国9年8月6日）总理已下令粤军（陈炯明、许崇智）回粤，并密令各地民军内应，派我担任广东东路第一路游击司令，我星夜驰返，设司令部于罗浮山，派人四处联络，粤东一带机器工人、各县民团、自卫队、农民闻风起义，一个月内，集中两万多人，在增城、博罗、东莞、番禺等县活动，进而控制广九路。海疆军（滇军）总司令李根源所部梁悦师，在广九沿线设防，被我军会同友军击溃，并将梁部一旅，完全消灭。
粤军前锋为许崇智第二军所属赖世璜部（赖为师长），其所派先遣部队一团，团长刘峙进攻增城，我带游击队犄角作战，经两昼夜之苦战，我部首先入城，刘团长误认我为敌军，要将我部缴械，幸蒋中正参谋长赶至，加以说明，乃免误会。旋奉命率部沿广九路直扑广州，经石龙、番禺，分途推进，一路攻龙眼洞，一路攻白云山、瘦狗岭、白沙河，计二日而克广州（粤军民国9年10月26日克广州，莫荣新率部退回广西）。11月29日总理偕伍廷芳、唐绍仪由沪回粤，重开军政府政务会议。
我以讨桂目的已达，立向总理呈请解甲，将所部交粤军总司令部改编，我遂再度从事工运。
（2）孙中山出巡广西
邓家彦总理离穗在是年10月15日。动身之先，曾函召蒋中正，时蒋公方丁母忧，在原籍奉化。许崇智则卧病广州，不能行动，扈从赴桂者乃许部三团（或两团，已难清楚追忆）。团长为吴忠信、许济与张明达。
胡汉民、陈少白、李禄超与余等随行入桂之同志，则已于首次谈话时追述。惟余与兰馨未与总理同舟，乃自备一小艇，随总理之大舟行止。每夜泊岸辄与总理及诸同志聚首，总理和易近人，或则与余等闲话家常，或则下象棋消遗。诸人之中，胡汉民棋艺最精，观棋时，每曰：“我助谁，则谁胜。”
总理为取得陈炯明之合作，乃劝其筹饷协助北伐。马君武时任广西省长，亦在南宁。此均于以前各次谈话中追述。自南宁归梧州，水流湍急，顶水行舟极速，途经三江口，有魏邦平所部旅长陈章甫驻防此处（魏本人在广州），遣兵士从岸上抛掷一包礼物于总理坐船。抵梧州后，总理呼问何物，令解囊谛视，则昂然活跃直上长蛇也。粤人固以蛇肉为美味，总理独无此嗜好。而胡汉民、陈少白、曹亚伯、朱卓文等则偏觅善烹蛇肉者与余辈共啖之以为乐。
沿途经昭平、阳朔等地，均受盛大欢迎，总理登岸发表之演说均载于总理全书中，可查考。总理演说常就近取譬，触类引伸，故辄能说动地方人心，如在阳朔发表之演说，即谓阳朔地方，万山环抱，不识者每以为土瘠民贫，难于发展。而自我观之，则阳朔遍地皆黄金也。盖此等石灰层之蓄积，乃制造石灰与水泥之富源。且岩层之中，蕴藏煤炭及其他矿苗甚丰，如知而开发之，则见阳朔皆富翁也。事实上，总理此种见解亦非无稽之谈，曹亚伯随行，亚伯专攻矿冶，每至一处辄携钉锤登岸，各处敲凿勘查。总理尝偕行，惟总理更留心山川形势，备他日用兵参考。
总理一行，循漓江至拓木墟即弃舟登岸，换乘轿子赴桂林。行辕设于桂林城中紫金山下之桂王府中。清末已改王府为科举之考场。关于总理抵桂之情形，当地之《四民报》记载颇详。
总理于民国10年12月4日抵桂林。明年春，陈炯明愈形跋扈。3月下旬，邓铿遇刺消息传来。4月16日，总理自桂林返梧州，陈炯明不应召来晤，总理乃动身返广州。总理初未宣布与陈炯明决裂，故自桂林回师，次平乐，李烈钧始悉总理之意向，大惊，盖恐因此影响北伐大计也。朱培德亦热心北伐，至是咸相顾太息，故梧州会议时，主和者亦不少。
（3）招抚策动桂省军队之经过
邓家彦粤军自入桂之先，余等桂籍同志在广州有一组织，名“广西改造同志会”，负联络桂省军队与绅商从内策应之任务，主其事者为马君武、王乃昌与余三人。其时君武佐总理，任非常大总统之秘书长，不克分身，故王乃昌与余实际负责，而王出力尤多。王为民初国会议员，属孙洪伊一系（即民治派），孙系有四大金刚者，乃昌之外，有湖北彭介石、江西萧金镛与河南万鸿图。余少小离家，而广西人士在外省活动者不多，故余不如王乃昌之与广西同乡熟稔也。而且当时广西之苏无涯、刘崛、杨愿公等人素与君武及余不睦，彼等为外府人，君武与余均桂林人，前清桂林人科名较盛，不免骄矜，颇招致外府人之不满，双方之嫌隙，固非一朝一夕也。刘崛为余介绍加入同盟会者。广西主盟人原由余担任，余离日赴美后，推刘崛继任。关于此点，冯自由之记载未尽确实。刘崛在广西对余芥蒂不深，唯野心大，冀望总司令之荣衔。当时不少自称总司令者，往往无甚势力，但令一名哨兵在门口荷枪站岗，傲睨群众，亦一时之现象也。苏无涯亦然，苏为藤县人。
粤军入桂驱逐陆荣廷等，颇得力于内应。事先之策动可分两面：一方面为邹鲁之策动刘震寰部。其时刘仅为旅长（或团长），惟首先反正，对于陆部士气影响匪浅。一方面为余等广西同志之联络地方绅商，如秦步衢、王寿彭（芰生）、陈智伟（君武之表舅，曾任川东道尹）等人。总理抵桂之欢迎场面均为彼等所策划。《四民报》为同盟会旧人所主持，故对总理之来桂宣扬颇力。
在桂时期，余奉总理命奔走各处，联络军队。李烈钧部约两万人，自湘黔交界处洪江一带南来，余亲赴柳州小长安迎迓。李明扬与赖世璜为李部旅长。赖世璜以后在粤作战甚为勇敢，北伐时曾任军长，后因故在上海被捕杀。
入桂之先，滇军朱培德部，余亦参与联络。朱部驻洪江，约为一旅，王均、黄实等将领均属朱部。余与朱培德之结识，得王乃昌之介绍。乃昌告余，朱决心反对唐继尧，而苦于缺乏军饷，此时总理亦感饷款短绌，无法济助。惟富滇银行中朱培德名下有巨额存款，如总理能助彼诉讼胜利，彼即可凭此款为本钱，协助驱除陆荣廷。余禀呈总理之后，总理驰函上海张静江，嘱聘律师为朱辩护，后朱亲赴上海，终获胜诉。朱部因得开拔广西。杨益谦、胡若愚等滇军杂牌部队，来归较早，与余交往均甚密切。杨部约有三千人。胡若愚为青年将领，惜已吸鸦片。云南盛产烟土，滇军均吸大烟。故俗谓云南兵有两支枪，一支来复枪，一支鸦片枪。云贵军队出征发饷，所发者，并非银洋，往往为烟土，士兵随身携带。各处均可折换现钱。
谷正伦所率贵州部队约两旅。另有滇军驻柳，为李友勋所统率者。李为人甚和善。
此时朱培德尚未加入国民党，以客军地位驻桂，尚非完全听命于总理也。余等随总理至平乐时，朱电余曰：已解决杨益谦部，并愿自任滇军总司令。余持电谒总理报告此事。胡汉民反对甚力，以朱培德结婚太奢侈，不足为革命军人之楷模。余则劝总理接受其请求，谓纵使不予承认，朱氏亦将自称总司令也。总理颔余说，复电许之。朱培德之入党，在总理回粤以后，由余陪同，赴观音山总理官邸行入党仪式，总理亲自主盟，余任介绍人。余且告朱曰：“平生尝介绍两位得力之军人同志于总理，许崇智（汝为）为第一人，君乃第二人，愿君与汝为能尽忠竭力，总理亦必倚两君为左右手，革命前途实利赖之。”
2.陈炯明叛变，北伐功亏一篑
马超俊
（1）陈炯明叛变的经过
恩怨重重广东光复的时候，胡（汉民）作都督，副都督有三人，为陈炯明、朱执信、黄土龙。是时各路英雄集结广州，胡从香港来，李准、张鸣歧投降。陈从惠州来，收容湘军洪兆麟部，在石龙与王和顺的绿林豪杰会合。广州城内，土匪民军甚多，龙蛇混杂，黑白不分，甚至包围都督府，拿着炸弹要钱，因而被抓到枪毙的很多。总理自海外归来，借胡汉民赴沪，旋至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胡出任总统府秘书长，陈代理广东都督。当时有人拥护汪精卫，有人赞成朱执信，也有人推举孙德彰（字寿屏，总理长兄）。汪、朱皆为文人，无军队作后盾，民军虽拥护孙德彰，但总理不以为然，总理认为他哥哥只能从事实业，不适合做都督，大家拥护他，有失公平，爱之反足害之，其议遂寝。德彰闻讯，甚为愤慨，然亦莫如之何。德彰原在檀香山经营大牧场，有华侨两千人参加垦牧，后来在香港开酒店，以其雄厚资财，助总理革命，他有政治野心，但乏政治才具，知兄莫若弟，总理不愿乃兄卷入政治漩涡，以自毁其声誉。
总理辞临时大总统职后，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陈炯明愤而走香港，虽被朱执信劝回，但陈、胡之间已深存芥蒂，分裂之机，即肇端于此。及二次革命失败，党员星散，总理至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重振声威，李烈钧亦到日本，谒总理，总理询曰：“君来此何为？”答称：“愿继续献身革命。”总理乃面予责斥：“我将江西一省的重任交给你，你却刚愎自用，不服从命令！叫你发动，你不发动。不叫你发动，你反而擅自妄动，贻误戎机，一败涂地，还有何面目见我？”烈钧无辞以对，赧然走南洋，与陈炯明、柏文蔚、熊克武等组织水利促成社，与总理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朱执信赴南洋联络，碰壁而返。陈炯明自视甚高，夜郎自大，对总理并不忠实，至此竟别树一帜。加之陈、胡间恩怨重重，裂痕日益加深，所以民国11年陈的叛变，可说种因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叛变的主因陈炯明叛变的主要原因，可分下列四点说明：
1）个人英雄主义。陈炯明极富个人英雄主义的意识，大家捧他，南洋华侨也拥护他。他在广东的势力很大，军队最少有10多万人。他总想做领袖，不甘屈居人下。
2）吴（佩孚）赵（恒惕）对陈的联络。在一般军阀的心目中，陈炯明的名气反在总理之上，因为广东方面，总理的力量是虚的，陈的力量是实的，总理只有对党员的影响力，陈却掌握实际的兵权。所以吴佩孚、赵恒惕都派人跟他联络，希望他赞成联省自治，阻止总理北伐计划的实施，并诡称俟全国统一后，拥护他做领袖，适投其所好。
3）左派的拉拢。陈是秀才出身，嗣又入广东法政学堂毕业，向往社会主义，当其驻军漳州时，许多社会主义者前往襄佐政治、宣传、教育等工作，梁永弦任教育局长，派学生出国留学。陈秋霖主编《闽星报》，炯明亲撰发刊词，倡导社会主义。粤军回粤后，邀陈独秀主持教育，言听计从，相处若师友，因此受毒甚深。邓铿常常说：“陈竞存的思想最不坚定。”可称持平之论。
4）封建思想。陈炯明为广东陆丰人，该地甚为偏僻，与外鲜交通。陈氏见闻不广，不懂现代政治，不会国语，满口的海陆丰土话。他虽一度赞成君主立宪，但未曾接受康梁思想，转而参加革命，又不了解总理的学说和主张。所用部属亲信，亦多海陆丰人，非亲即友。如钟秀南、钟芾农为其表弟，陈达生、陈伯华为其族弟，陈炯光为其堂弟。其智囊马育航则为同母异父兄弟。将领如叶举、洪兆麟、杨坤如、钟景棠、黄强等，多不学无术，其中以黄强比较有知识，陆军小学毕业，后留学法国，但妄自尊大，目空一切，到大元帅府，向不称总理，只问“中山在不在？”其骄悍可知。此外诸将，率皆缺乏远见，毫无知识，满脑子封建思想，把广东当成自己的天下。这种封建观念的作祟，是促成陈炯明叛变的主要原因。
总理主张北伐，以武力统一全国，彻底肃清军阀余孽。陈则受吴佩孚、赵恒惕愚弄，持相反的意见，号召“模范起信”，建设两广，联络西南。当时邓铿周旋双方之间，颇尽缓和疏解之责。民国11年3月21日，邓铿被刺于大沙头车站，伤重身死，不久，陈达生亦被刺殒命，因此双方疑忌日深，终至不可排解。4月20日，总理下令准陈辞去粤军总司令与广东省长职。陈即离广州赴石龙，转惠州。22日总理抵达广州。此时陈将亲信部队，布防于石龙、虎门各地，其驻桂军队，由叶举率领，自南宁还师广州，5月6日，总理离广州抵韶关，9日在韶关誓师北伐，全力注意北伐军事，而陈部主力则集中省城及白云山等处，已显露谋叛迹象，粤垣人心，一夕数惊，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6月1日，总理令胡汉民留守韶州大本营，自率卫士回广州，以资镇慑。未料竟发生16日陈部炮击观音山之变。
叛变经过6月14日，我得工会密报，叶举侦探长黄福生连日积极行动，叶部机关枪队，已密布交通要道。下午2时，我去观音山粤秀楼晋谒总理报告，总理不以为然。下楼时，往吊桥，遇廖仲恺，告以叶举、洪兆麟、李云馥等，调兵遣将，甚为频繁，有一触即发之势。廖故示镇定，但已显露恐惧之色。并对我说：“万不可听信谣言，自相惊扰，妨害大局。”
15日，居正、马君武去白云山访叶举，传达总理推诚相与之意，叶举佯允服从。当日下午，秘书长谢持已知陈部密谋，秘书林直勉兼广东电报局长，亦检获陈部密通北政府证据，同时报告总理，恐粤军有不轨行动，宜速离公府，以防反侧，总理拒绝。夜间3时（16日晨）洪兆麟已率队包围总统府，总理仍坚持不去，经林直勉、林树巍等数人强挽出府。
此时各重要街口皆已布满步哨，不能自由通行，总理单身走至财政厅前，恰遇洪部大队，乃杂入队中同行。总理临变镇静异常，从容不迫，洪部以为同事，亦不查问。至永汉马路才脱险至长堤，安抵海珠海军总司令部，与海军总司令温树德等同登楚豫舰，召集各舰长，决意戡乱定难。
营救孙夫人当天夜里，我得到陈部叛变的消息，即偕余妻沈慧莲女士趋往粤秀楼营救总理，虽冲过叛军数条防线，然终被阻，不能进入。天亮后，我打电话给总统府卫队长马湘（系我的族侄）与黄惠龙，我问：“总理在哪里？”他们说：“已经脱险了！”“夫人呢？”“还在粤秀楼。”我嘱他们二人，务必尽力与敌人周旋，乘隙保护夫人向附近水母湾马伯麟家突围。
同时我又电请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迅速设法营救夫人。16日下午3时，马湘、黄惠龙护送夫人突围逃去，惠龙中途被冲散，4时，马湘与孙夫人到达马伯麟家。我闻讯后，立偕余妻驰往，留余妻随侍孙夫人，我即赴沙面与工部局巡捕长吴有、副巡官姚昌等商洽奔走接应办法。继又返马伯麟家，请孙夫人改着黑色纺绸衫裤，与余妻并肩步行，我做前导，马湘殿后。行至濠畔街十三行杉木栏，孙夫人体力渐感不支，举步维艰，这时突有人呼喊“宋庆龄”者，我急中生智，找到一副肩舆，供夫人乘坐，至沙面西桥闸门，遇有叛军十余人赶来，喝令停止检查，吴有、姚昌正在门闸等候，立启闸门，我们迅速进入，即刻将闸门关闭，总算化险为夷，又逃出了一关。
17日晨，我到岭南大学访钟荣光校长，设法营救孙夫人出险。适孙哲生与美籍顾问努文先生赶来，乃共同商定营救办法，借电船一艘，驶至沙面，由余妻及马湘伴夫人登船，冒枪林弹雨，折返岭南大学，再由我与努文先生一同登船护送夫人至黄埔永丰舰，与总理团聚。
邓家彦总理欲谋北伐，湖南方面赵恒惕方倡联省自治之说，未允合作。民国10年11月，总理亲访陈炯明于南宁，商谈北伐出兵事，亦为陈所婉拒。总理不得已乃命陈返广州负责接济饷械，而自任北伐之军事。陈返广州后，极力巩固其在粤之势力，集陆军部长、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长之要职于一身，而于北伐甚表冷淡。总理北伐军需乃多赖第一师师长邓铿（仲元）筹措，因此邓颇为陈派所嫉视，终于民国11年3月21日在广州车站遭暴徒之狙击。仲元之死，总理极为痛心，而双方之关系，自愈趋紧张。以后且查出主谋暗杀者乃陈炯明之族弟陈达生。
3月26日，总理在桂林大本营召开紧急会议，有主调停者，有主回师广州者，而蒋公中正尤为激烈，力主讨伐陈炯明。总理乃决定回师返粤。陈炯明闻讯，即来电表示辞职。总理电召炯明来梧州面商解决一切，而炯明始终拒不来晤。总理乃准彼辞去粤军总司令与广东省长职，但仍任以陆军部长，以留转圜之余地，而图继续北伐。至是年6月，陈部益形跋扈，总理亲赴广州镇抚后方军队，16日遂有观音山之变。
陈炯明原亦隶属同盟会。辛亥广东光复，胡汉民任都督。汉民旋随侍总理北上，任临时大总统之秘书长，炯明遂接任广东都督。大约从此以后，陈即蓄志窃据广东。
余与陈炯明虽相识，但无甚交情可言。朱执信则与之关系较深，盖陈尝从执信受业于广州法政学堂也。执信死后，陈之态度日形跋扈。然以陈个性倔强而言，即使执信不死，恐亦难就范，与总理终不免决裂也。
陈炯明叛后，总理尝一度命吴稚晖往说炯明，如彼肯填写悔过书，可不究既往。陈炯明无悔过之心，拒写悔过书，遂无法复合。
（2）讨伐陈炯明
马超俊
沪上组织讨逆总理到沪后，我一面策动各地工会，加强组织，严防阴谋，同时协助总理，激励各省部队会师广州，讨伐陈逆。
此时（民国11年9月）到沪各省军事代表，计有滇、桂、湘、赣、鄂、豫、皖、陕、苏、闽、鲁、黔、川等13省，都拥有相当部队，惟缺乏开拨费与经常饷粮，而本党经济极为匮乏，无以支应。总理乃想到台山、开平、新会、恩平各地华侨旅居香港者甚众，财富亦大，我与刘季生又都是台山籍，就派我俩于9月下旬赴港，与上述四县旅港殷实侨商领袖伍举焜、杨西严、林护、伍于簪、伍鸿南等商洽，请共为救国捐献，彼等慨允为助。我俩即返回上海，晋谒总理，磋商筹款办法，第一次是筹港币50万元，作为分发各省赴粤义师之开拔费，至于各军经常饷糈，在粤省未收复前亦由彼等陆续筹拨。总理派我与孙哲生至港，筹设总机关，主持军政，因应策划，并与古应芬、廖仲恺、邹鲁、林直勉、胡毅生等，终日众处，筹商机要。复促许军长崇智，自赣闽边界进兵，规复福州，一面与陈策联络在粤海军，应援陆军，会同讨逆。
此时桂军梧州警备司令黄绍竑密派代表到港，访孙哲生、古应芬，接洽桂军投诚讨逆事项，系请先拨桂军薪饷港币10万元，即可开拔入粤，经电总理核准，即由余面交该代表10万港币，并推邹鲁前往梧州宣慰。
桂军为讨逆主力桂省既已投诚，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督师东下，滇军杨希闵、范石生、朱培德，赣军总司令李烈钧，率李明扬、赖世璜，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率陈嘉佑、蔡巨献、方鼎英、鲁涤平，及川军卢师谛等部队，均先后开拔赴粤，革命声势，至此大振。
是时，我已奉命重行组织游击队，所有地下活动，都假手粤省各地工会为联系。各地工会，有当年打倒龙济光、莫荣新的劳绩，一向拥护总理，闻讯莫不跃跃欲试。游击队集结迅速，行动飘忽，四处埋伏，乘间进袭，并与各地正规军先遣部队密切配合，做其前导，发挥了极大的力量。使陈逆部队，杯弓蛇影，鹤唳风声，大为不安。至民国12年1月16日，陈逆不得不率部退出广州，径奔惠州老巢。当其撤退之日，我已率游击队迫近广州，当即入市区，布告安民，并分电各地报捷，至是广州完全收复。
不久（1月17日至25日），胡汉民、廖仲恺、古应芬先后到穗，各路军事领袖，亦纷纷抵达。总理因与苏俄代表越飞在沪谈判，不能即刻赶到，一时广州顿成群龙无首的局面，遂有“工防司令部之变”。
复任大元帅职总理于民国12年2月21日返广州，复任大元帅职，22日派徐绍植为广东省长，杨西严为财政厅长，伍学焜为盐运使，陈树人为政务厅长，孙哲生复任广州市长，吴铁城为广州市公安局长。3月1日，大本营组织告成，分设四部，外交部长伍朝枢，内政部长谭延闿，财政部长廖仲恺，建设部长邓泽如。
陈炯明悔悟民国14年3月12日，总理在北京逝世，灵榇暂停于西山碧云寺，并保存总理生前衣物。8月初我随孙哲生先生到达上海，17日，黄大伟邀宴，并且说纯原为我们洗尘，绝没有外人参加。当天中午我与孙哲生如约到达霞飞路底黄宅。进入客厅，陈炯明、马育航竟赫然在座，始悟此系黄大伟有意之安排，俾使双方言归于好。当时情形甚为尴尬，彼此寒暄后，陈嗫嚅而言：“我一生最遗憾的事，是背叛了中山，而且在其临终时，也没有机会见他最后一面，解释误会，实感衷心难安。”言下不胜伤感。我怫然作色说：“死者已矣，夫复何言？”立即拉着哲生走出，结果不欢而散，饭也没有吃成。我认为这并不是个人的仇恨而是国家的仇恨，私谊方面尽可通融，而出处大节，分毫不能马虎。
记得陈炯明叛变后，总理宽大为怀，派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白映斗（五台人）到惠州小西湖百花洲劝陈写悔过书，陈态度顽强，坚持不肯。曾几何时，今突然表示忏悔，真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平心而论，陈操守尚佳，廉洁自持，其在广东施政，如禁烟、禁赌、民选县长各项，皆颇有成绩，粤人对他的印象良好，亦非偶然。可惜他缺乏中心思想，一朝铸成大错，致百身莫赎。如果他能一心一意拥护总理，则总理视为心膂股肱，畀依之殷，他人岂能望其项背，则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继承总理衣钵者，舍彼其谁？若然，以后的局面，或将完全改观了。
（3）商团叛乱
马超俊民国13年8月初，广东商团总会会长陈廉伯（英商汇丰银行买办）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南方经理陈恭绶，受陈逆炯明及英帝国主义者之主使，组织商团军，借口抵制苛捐杂税，阴怀驱逐总理离粤之逆谋。于8月下旬，酝酿广州商民罢市。9月14日，又集中商团军于西瓜园（即惠爱路、静海路、永汉路、西关长堤）一带布防，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顿成草木皆兵，变生肘腋之势。商团军并有夺取兵工厂之企图，我指挥护厂队严阵以待。
10月15日拂晓，总理指挥正规军，于一昼夜间，将商团军完全消灭。此事英总领事曾照会我政府，声称沙面领团抗议对一无防御城市开炮之野蛮行动。在商团叛变之际，余妻沈慧莲约同陈璧君、何香凝等，组织妇女救护队，出入阵地，抢救死伤官兵，日以继夜，救护伤员甚众。彼等勇敢赴义之精神，大为穗垣人士所称道。总理得知，备极嘉许。
（4）继续推动北伐
马超俊自直系曹锟篡总统之位，倒行逆施，为国人所不齿，国内各方面业已形成反“直”大联合，当时段祺瑞派许世英，张作霖、卢永祥亦各派代表至广州，与总理联络，遂有“粤、奉、浙三角同盟”之产生。直系亦得英帝国主义之资助，谋武力统一全国，并遣杨森入川，孙传芳入闽，又唆使齐燮元、孙传芳夹击卢永祥。总理遂于9月5日，在广州大本营召开军事会议，认为粤省陈逆余孽，虽尚未扫除净尽，但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亟应共讨曹吴，策应浙卢，乃决定整军北伐。任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兼广东省长，廖仲恺为军需总监兼财政部长。9月8日，出发赴韶关，并宣告粤民三事：①在最短时期内，悉调各军，实行北伐。②以广东付之广东人民，实行自治。③现行一切苛捐杂税，悉数蠲除，由民选官吏，另订税则。
总理既督师北伐，驻节韶关，电召我前往，告以俄国已派加伦将军来华充任军事顾问团长，不久俄国将有大量军械运穗，命我觅定忠实可靠工人，往虎门担任起运，存放兵工厂仓库，候命分配各军使用。我即赶返广州，派邓汉兴率领工人，妥为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