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胡文生

（一）孙中山三次北伐未果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为直系和皖系，再加上东北已然坐大的张作霖奉系军阀，以及晋系、滇系等地方军阀，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为了争夺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各派军阀展开激烈的争斗，彼此之间战争不断。而在对外方面，则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以取得列强的支持。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面对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孙中山遂立志北伐，企图重建民国。从1917年到1924年，孙中山先后三次北伐。1917年，孙中山召集部分国会议员在广州成立非常国会，组成军政府，孙自任大元帅，而由滇系的唐继尧和桂系的陆荣廷任元帅，企图依靠西南军阀进行北伐。史称第一次护法运动。但最后却因受到西南军阀的排挤，孙中山愤而辞职离开广州，第一次北伐遂告失败。1920年，由孙中山一手栽培的陈炯明率领驻闽粤军回师广州，驱逐盘踞广东的桂系旧军阀，迎请孙中山回广东重建护法军政府。1921年4月，非常国会推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成立国民政府，准备发动第二次护法运动。1921年底，孙中山在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再次督师北伐。此次北伐依靠的主要力量是粤军许崇智、陈炯明的部队，此外还有桂军刘震寰，湘军谭延闿、鲁涤平，滇军杨希闵、范石生等的部队。由广西取道湖南，然后直捣武汉，打击对象是直系军阀吴佩孚。

就在北伐进行的关键时期，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却与北方军阀取得妥协，反对孙中山进行北伐。为了说服陈炯明，孙中山亲自从北伐前线回到广州，不料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包围孙中山居住的粤秀楼，幸而孙中山及夫人宋庆龄最终脱险，登上永丰舰离开广州去到上海。第二次北伐又宣告失败。

在平定陈炯明的叛乱后，孙中山重回广州。此时孙中山已经决定与共产国际和苏俄进行合作，并在苏联代表鲍罗廷的帮助下着手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大会正式宣布实行联俄容共的政策，重新改组国民党，允许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3月，又在苏联的直接帮助下组建黄埔军校，以蒋介石为校长，培养革命的军事力量。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这是一次北伐的大好时机，于是发表北伐宣言，将大本营移驻广东韶关，以湘、豫、赣、粤军等部队为主力，举行第三次北伐。此次北伐孙中山还与浙江军阀卢永祥、奉系张作霖共同组成反直三角同盟。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临阵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宣布成立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1925年1月，孙中山取道天津抵达北京，沿途受到北方群众的热情欢迎，但此时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经医治无效于3月12日病逝于北京。一代伟人就此走向他人生的终点。而第三次北伐也就此烟消云散。

（二）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孙中山去世后，北京政权控制在奉系军阀手中，而吴佩孚又以两湖、河南等地位中心东山再起，并与奉系的张作霖联手攻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玉祥被迫宣布下野，国民军也退守西北一隅。此时从原直系分离出来而坐大的孙传芳，占据着东南五省，自称为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及直系的吴佩孚、孙传芳是当时中国三股主要的军阀力量，也是后来国民革命军北伐的主要对象。

就在北方军阀混战不断的时候，南方的革命形势则由于国共的合作而逐步高涨。由于确定了“联俄容共、辅助农工”的政策，各地的工农群众运动风起云涌。而以黄埔学生军为骨干的新型军事力量也在逐步发展壮大。为了肃清广东境内的陈炯明残余势力，广东革命政府先后进行了两次东征，并南征邓本殷部，期间还平定了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使广东全境完全统一。

1925年7月，从旧桂系中脱颖而出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新桂系将领统一广西，并主动与广东革命政府商谈统一。1926年2月，两广实现统一。北伐获得了稳固的革命根据地。

1926年7月，广州革命政府成立军事委员会，统一改编在粤境内各军，取消各地方军的番号，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共有七个军，分别是：以黄埔学生军和部分粤军组成的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谭延闿率领的湘军为第二军，谭任军长；朱培德率领的滇军为第三军，朱任军长；李济琛率领的粤军为第五军，李任军长；程潜率领的湘军为第六军，程任军长；李宗仁、黄绍竑率领的桂系军队为第七军。此外，北伐前夕，湖南唐生智的部队接受广东国民政府的改编，是为第八军，唐为军长。改编后的国民革命军仿效苏联红军的建军体制，采用党代表制，普遍设立政治部，负责进行政治领导和思想工作。各军党代表基本都是共产党人。经过改编后的国民革命军，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这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北伐的条件逐步成熟了。1926年7月6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正式发动北伐。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其实早在此前，北伐战争已经打响。这还要从湖南政局的变动说起。原来此前唐生智驱逐了湖南省主席赵恒惕，赵向盘踞在武汉的吴佩孚求援。吴佩孚派兵进攻唐生智，唐部一路向南溃败。由于唐生智已经透过桂系与广东革命政府取得联系，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并允诺会出兵帮助唐抵抗吴佩孚的军事威胁。因此，在唐生智军事失利之时，桂系的第七军派部队先期入湘作战，此外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也被派往湖南作战。援湘作战是北伐战争的序幕。

援湘作战进行得十分顺利，很快就重新夺回长沙。8月12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高级将领军事会议，讨论北伐的战略部署。再次确立“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放弃张作霖”的作战方针。将主攻的对象集中在正面的吴佩孚，而对侧翼的孙传芳则严密监视，对北方的张作霖则暂时不理。按照部署，第四、第七、第八军为中央军，分左右两路向武汉进攻。唐生智、李宗仁分别为左右两路军总指挥。以第二、三两军集结在江西边界，负责警戒孙传芳，由朱培德任总指挥。以第九、十两军（黔军）为左翼军，由湘西向鄂西进攻，以掩护北伐军左翼，以袁祖铭为总指挥（左翼军实迟迟未动，中央军在打下武汉后，唐生智借故杀死袁祖铭）。

此时吴佩孚的主力正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南口展开激战，一时无法南撤。吴佩孚率部分精锐先行南下，企图凭借汀泗桥、贺胜桥等天险阻击北伐军，待大部队到达后再与北伐军进行决战。但北伐军进攻极为迅速，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趁吴佩孚援兵未到先克汀泗桥，并迅速向贺胜桥进攻。此时吴军主力已到达贺胜桥，双方在此展开激战，北伐军最终攻克贺胜桥。整个武汉的南大门门户洞开，不久北伐军就占领了武汉三镇。吴佩孚退守武胜关，吴军主力基本被歼灭。

北伐军在两湖地区的巨大胜利惊醒了孙传芳，于是调集重兵集中于江西，向北伐军侧翼进攻。此时两湖战场已接近尾声，北伐军主力遂回师江西，与原居于侧翼警戒的第二、六两军合攻孙传芳。江西战场成为主战场。最终北伐军取得胜利，孙传芳主力被击溃，被迫退往江浙一带，江西全境为北伐军所有。

北伐军再次调整战略部署，分为三路军，即东路军、中路军及西路军。中路军由蒋介石任总指挥，又分江左军和江右军。江左军由李宗仁指挥，沿长江左岸，由安庆向合肥、蚌埠进攻；江右军由程潜指挥，沿赣北皖南，由芜湖出秣陵关攻取南京；东路军由何应钦指挥，由福建进攻浙江及上海。此外又任命白崇禧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由江西向沪杭进攻。西路军由唐生智任总指挥，出武胜关进入河南境内。此次进攻的重点是安徽、江浙等省。

北伐军军事上的进展极为顺利，东路军于1927年2月初肃清福建全境，19日占领杭州，2月底占领浙江全省。3月22日东路军又进占上海。与此同时，中路军也迅速东进，在安徽境内基本未遇到什么抵抗，安徽省长陈调元宣布起义，接受国民革命军改编，其他各路敌军也纷纷投诚归降。江右军进逼南京，3月22日南京亦被攻占。至此，江浙及安徽全境为北伐军所有。

（三）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分裂

北伐军在军事上节节胜利，而政治上分离的隐忧则越来越明显。还在北伐军打下江西时，北伐军内部就因为迁都问题而发生分歧。原来，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广东革命政府决定迁都武汉，但此时独揽军事大权的蒋介石却主张迁都南昌，并阻扰由粤迁汉的国民政府人员，企图在南京另立中央。但广东革命政府仍于1927年元旦迁往武汉。武汉国民政府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决定提高党权，限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会议重新选举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国民政府委员也进行了改选，并组成了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这次会议体现了国共合作的精神，但这种合作引起国民党内右派的敌视。

其实国民党内对于贯彻执行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政策一直存在左右派之争。左派如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等主张贯彻联俄容共的政策，早期汪精卫也以左派的面目出现。而右派则对与共产党的合作十分不满，还在孙中山逝世不久，国民党右派分子就在北京召开了西山会议，反对国共合作，从而形成所谓西山会议派。而逐步掌握军事大权的蒋介石也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力图排挤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影响。国共之间的矛盾，以及国民党内左右派的矛盾一直存在，只是由于北伐大业未竟，国民党还必须借助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力量进行北伐。因此尚不敢公开与共产党决裂。

随着北伐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国共之间的矛盾开始凸现出来。特别是在北伐军占领江浙等地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认为羽翼已丰，于是决定铤而走险，打出“清党”的旗号，公开背叛国民革命。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残酷镇压上海工人的集会游行，并宣布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一切革命团体。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公然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从而形成了宁汉对立的局面。在蒋介石公开背叛国民革命，并且在南京另立中央之后，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着新的战略选择：是继续北伐奉张呢？还是东征讨蒋？如果东征讨蒋，则必将形成国民革命军之间的内战。北伐的完成将遥遥无期。最后武汉国民政府决定还是继续北伐并希望与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会师中原，打通同苏联的交通线，待取得与苏联的联系后，然后再回师讨蒋。后来证明这个决策是错误的。

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率军北伐，分三路纵队向河南进攻，而西北冯玉祥的国民军也自陕东出，从而形成对河南敌军的夹击之势。此时盘踞在河南的敌军主要是奉军及吴佩孚残部。北伐军的进展十分顺利，不久即占领了郑州、开封等重地，黄河以南已尽为北伐军所有。

按照原先的战略部署，武汉北伐军在占领河南后，即将河南交由冯玉祥管理，由冯部北上攻取北京，消灭张作霖的奉军，武汉北伐军则撤回武汉，准备实行东征或者南伐，消灭蒋介石。但冯玉祥在接管河南后，却跑到徐州去与蒋介石召开所谓徐州会议，与蒋介石达成“清党”的一致意见，会后发表《冯蒋联合宣言》，并通电要求宁汉在反共“清党”的基础上实现合流。

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开始右倾。7月15日，汪精卫不顾国民党内左派的反对，悍然实现“分共”，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屠杀。国民革命至此已遭到彻底的失败。

武汉方面实行“分共”后，宁汉合流已经成为必然。但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却在军事上遭受很大危机。原来就在武汉国民政府进行北伐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也渡江进行北伐，并占领了徐州等重镇，先头部队一度打到鲁南临沂等地。但武汉方面唐生智的部队自河南撤回后积极部署准备“东征”，南京方面不得不撤回部分北伐的部队加以防范。孙传芳的部队遂尾随而至，并占领了徐州城。蒋介石调集重兵企图夺回徐州，却中了孙军的圈套，主力部队损失惨重，大败而归，退回南京据江而守。此时武汉方面的“东征军”正磨刀霍霍，而孙传芳的部队又压迫而至，随时准备渡江进击南京。蒋介石腹背受敌，于是干脆宣布下野。南京方面的军事由李宗仁、白崇禧与何应钦三人负责。

蒋介石下野之后，武汉东征军失去了讨伐的对象，于是缓和了对南京方面的军事压力。但孙传芳已经聚集了其所有精锐兵力，并在栖霞山、龙潭等地大举渡江，南京城一时危在旦夕。南京方面由李宗仁指挥，在龙潭与孙传芳的部队展开决战，并最终取得胜利。龙潭战役后，汪精卫率武汉国民政府要员到南京，宁汉双方遂正式合流。

（四）“二次北伐”与完成对全国形式的统一

蒋介石下野只是以退为进的策略，暂时疏解武汉方面“讨蒋”的压力。下野后的蒋介石东渡日本，据说他曾与日本高层政要签订秘密协议，此事真相如何已难考证。但在日本期间他却为自己促成了一桩最大的政治婚姻，说服宋美龄的母亲同意蒋宋联姻。蒋宋联姻，使他获得江浙大财团的支持，为他的复出创造了良好条件。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完婚，这次婚礼在当时曾经轰动一时，被誉为世纪婚礼。蒋宋联姻后，蒋介石加快了自己复出的步伐。

此时国民党党务方面虽然已经实现了宁汉合流，但仍然纷争不已，汪精卫无法约束各方意见。军事方面，唐生智在蒋介石下野后仍然宣布要“东征”，于是南京方面在龙潭战役之后遂组织“西征军”，由李宗仁、白崇禧、程潜等指挥，并很快打败了唐生智的部队，唐被迫宣布下野。两湖及江西落入到桂系的控制之下。唐生智失败后，汪精卫已没有武力作后盾，不久也宣布下野。而此时全国对蒋的“劝进”声浪不断，特别是冯玉祥、阎锡山由于受到奉军的强大压力，通电要求蒋介石尽早复出，以完成北伐。

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正式宣布复出。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了事实上的独裁者。虽然当时名义上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央政治会议”，但实权却控制在蒋一人之手。只不过为了掩人耳目，蒋介石提议于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立政治分会，由李济琛、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任政治分会主席。并且把全国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以蒋介石（兼任，何应钦代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一、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其余不属于四个集团军战斗序列的部队，则由国民政府直接指挥。3月23日，蒋介石率师渡江，4月7日于徐州正式誓师北伐。第一集团军延津浦线北进，先后占领兖州、济宁、济南等。日本人为组织北伐军前进，制造“济南惨案”，蒋介石命令绕道渡河北伐，前进到德州、沧州等地。第二集团军从河南沿京汉线北进，先后占领了汉县、观城、顺德、大名、晋县，最后进占南苑。第三集团军由山西进入河北，与奉军在京汉线两侧展开决战，最后占领保定。并与一、二集团军取得联络，形成了对京津的战略包围。奉军见大势已去，遂主动后撤，向关外退去。张作霖被日军炸死于皇姑屯。第四集团军的进攻稍嫌迟缓，4月底才从武汉乘车北上，又由于车皮少，铁路破坏严重，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领的部队经过近一个月的运输才到达保定附近。保定克服后，即进入北京城。

1928年11月，张学良在东北宣布易帜，服从国民政府领导。至此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五）一些需要说明的问题

北伐战争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产物，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的一次壮举。通过北伐，打倒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结束了军阀分裂割据的局面，完成了对全国形式上的统一，为此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进行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北伐战争的历史功绩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国共两党都给予一致肯定。

然而遗憾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精神并没有持续的贯彻和延续下去，相反却在蒋介石发动上海“清党”之后，国共公开决裂，随后开始了国共十年的内战，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重新联手，进行第二次合作，并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历史证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这两个中国现代史上最为重要的政党，它们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现代的历史走向。它们的合作固能实现中国的统一，也能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然而它们的斗争也能使中国陷入内战，并造成国家的分裂。海峡两岸近60年的隔绝正是国共内战的结果。

幸而今天我们有机会翻过这不幸的一页，自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等相继访问大陆以来，国共已经实现了和解，两岸也随之走出战争的阴霾，迎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是两岸中国人民之福，中华民族之幸。对此我们应当倍加珍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忘记过去，相反在国共和解并携手共创未来的今天，我们应当以更宽容、更博大的心胸去总结、检讨过去的历史。

我们编辑这本《黄埔北伐》，收录的都是参加北伐战争的国民党方面人物的口述历史，其中有绝大部分传主都是1949年后迁往台湾的。某些口述者因为其特定意识形态而对于一些史实的叙述也并不一定符合事实，比如对于孙中山实行的联俄容共政策，对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原因等，许多传主的叙述就充满偏见。这些问题，也是读者在阅读本书时需要加以注意的地方。

当然，口述史的主观性是难以避免的，口述者可能因为某些原因而故意模糊甚至歪曲一些事实真相，也可能因为记忆的失误而出现事实的偏差，这些都要求我们在利用口述史时需要特别加以小心。但这些缺憾并不能损害口述史的价值，口述史最大的优点就是口述者作为事件的亲历者或者当事人，他们的口述具有极强的“现场感”，因此能够提供给读者许多被“正史”所忽略的细节，这不仅能够增强历史的可读性，而且也有更利于“真实”的呈现历史本身。这是口述史的价值所在。

口述史的这些特征使我们在接触这些口述材料时一方面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去对史料本身进行辨伪存真的工作，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透过口述者的讲述而随时感受到触摸历史真实的快感。因此阅读口述史是一种十分刺激的智力游戏。

这里需要对本书的编写体例作几点说明：其一，本书涉及的口述者都是国民党中参加北伐的历史人物，因此无可避免的会打上一些国民党史观的印记，这需要读者加以分别和注意。其二，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分辨历史真相，我们在编辑的过程中，尽量把不同口述者对于相同事件的叙述都放在一起。其三，本书在材料的选择上十分注意一些历史细节的呈现，以增强本书的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