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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之关系，既由于服从权力者之关系及个人相互平等之关系所由成，则法之所以维持此二种元素者，亦必分而为二，曰公法，曰私法是也。
公法者，为规定权力关系之规则；私法者，为规定平等关系之规则。而论者或于法之形式上区别之，如成文法及不文法之区别是也；或于法所规定之事物上区别之，如关系刑罚之规则则称为刑法，关系学校之规则则称为学校法是也；或又于法所管辖之人类上区别之，如贵族法、士族法、农民法是也。学者所论，言人人殊，不遑枚举。然此皆非学问上必要之点，不过于解释上求其便利已耳。
此外则有最大之区别。自有历史之学说以来，莫不主张此说，计分三种类：一、由法之主体上区别之。二、由法律关系之种类上区别之。三、由法之目的上区别之。
由法之主体而区别者，则谓公法者为国家所关系之法，私法者一私人相互关系之法，其说最为盛行。然彼仅以国家与私人所定之规则，或国家与国家所定之规则为公法，一私人相互间所定之规则为私法，而不言其区别之所由，则其说尚未为纯粹。今譬如一私人间相互之借债及国家与私人间之借债，其为借债一也，不得以其为国家之借债则定为公法，为私人之借债则定为私法。然则其所区别者，亦特机械之区别耳（犹言勉强区别），而于理论上实不正当。
由法之目的而区别者，则谓保护公益之法则为公法，保护私益之法则为私法。此说最古，罗马之旧法律书中即有此定义，故至今日而其根据亦最深固。但所谓公益、私益之区别，甚不明晰。盖同一现象中，在彼则为利益，在此则为损害。若于客观一面而概称之为利益，则于理论上未为完足，即社会之利害亦因社会之境遇而异，不可以“利益”二字概括之。
由法律关系之种类而区别者，即吾人所谓权力之关系及平等之关系是也。此外则启鲁开之学派，谓公法者为社会团体所立之规定，私法者为团体分子间之规定。启鲁开为法学之大家而专明于日耳曼人种之法律，故其思想亦自日耳曼人之历史而来，而表揭日耳曼人固有之法律思想者。然则日耳曼人公法、私法之思想，不可不一举示之。
罗马为主权统一之国，其国权归集于中央政府，故国权之施行与一私人之服从显有区别，而公法、私法之规模，亦即于此成立。独逸固有法之发达，与罗马法之发达迥不相同。古之独逸法无公法、私法之区别，不过仅有法之观念而已。中世以后，主权旁落，英雄豪杰割据地方，为社会分裂之时代，一私人之权利及国家之权力混而为一。启鲁开当此时代之变迁，因而特创学派，以求其公法、私法之区别，而究之彼所谓团体及分子之关系所规定者为公法，分子与分子之关系所规定者为私法，而不明示其区别之缘由。故其说实不甚满足，而不免为世所讥。
法兰西、独逸志之学者中，往往有以私法为财产法者，此观念则自古已然。欧洲一千七百八十年之际，所谓警察国时代，制度甚整，虽与今日之立宪政体不同，而民法及民事裁判之事已大为发达。此时学者之观念，凡财产及金钱上诸事，皆以之为民事。即至今日欧洲诸国之立法，尚有本此意思以行之者。独逸学者作摸之说，亦以私法为财产法，但独逸所谓物质能力者，非仅指有体物质之意味，而实含有人之权能意味在内。故其所谓财产者，与吾人所谓财产，殆异其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