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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君主为主权者之国，其宪法上必宣明此义。是非谓君主主权必俟有宪法法典以授与之也。特将其国历史上主权在于君主之事实于法典中明白揭载之耳。例如日本宪法第一章题曰天皇，其第一条云：大日本帝国以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是特就日本建国以来数千年历史之结果而以明文表示之，非以此付与君主之权力者也。据日本历史上以君主主权为国体，皆毫无疑义，似无烦更设明文。然恐世人误解立宪政体，谓君主与国会平分统治权，故以此防万一之疑难。然各国国体，自有其特别之事，漫然引外国之例，以供贵国参考之资，则于事理反多所窒碍。日本国体与中国国体之异同，非可故为牵合者，故且略之。
观欧罗巴诸国之宪法，虽或称皇帝，或称国王，然实非如日本以君主为纯粹之主权者。其皇帝或国王之称号，系历史上之敬称，苟受人民之依托，管理其国政而为之首领，则虽非主权者，亦得称之。如欲以欧罗巴诸国之宪法与日本之君主同日而论，则殊为误解。例如德意志国皇帝为德意志联邦之首领，其联邦之主权在于联邦政府，皇帝非德意志国之主权者，实为联邦之最高机关之一。皇帝及帝国议会、联邦会议三者，皆为联邦之机关，相需为用，以执行帝国之政治。又如比利时王国，其宪法明文，谓主权自国民而出（比利时宪法第二十五条），而比利时国王除宪法上所付与之权力外，更无何种权力（比利时宪法第七十八条），是则主权在于人民，为宪法所揭示，特戴一君主为国王耳。比利时国王，其法理上之地位殆与民主共和国之大统领相同，惟一则由人民选举而就其职，一则以一定之血统世袭相承而就其职耳。凡法兰西宪法系统之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诸国，虽皆奉戴国王，而其宪法之精神，实与比利时相似。故自表面上观之，则君主国之宪法规定君主之地位，其体裁大略相等。然其在国家上之地位，则大有所异，不可不注意也。国体云者，非利害之问题，而为其国固有之历史之特质。当用君主主权，抑当用民主主权，决难据学问上之议论以解决之者也。君位之继承，不可援引外国成例以立论，至其用何种方法，以规定君位继承之条例，则有可言者。试观诸国有揭载之于宪法中者，有以为王室之家法而不揭载于宪法中者。日本宪法第二条于皇位继承一事，仅示大纲，至于细则，则别入皇室典范，而不以为宪法之条件。欧罗巴诸国宪法中，其以之为宪法之条件而揭出之者，盖实以之为政治上之问题，而日本于此事则不以为政治上之问题，全视为王室之内事。夫王位之继承，实为一国主权者地位此所由确定，事情重大，固不待言。然苟揭之宪法，则他日宪法改正时，必使议会议之，王位继承之事，亦必归议会所议决，故别载之皇室典范，以省去纷更之患也。
所谓君主之大权者，谓对于立法权及司法权而为君主独自专有之权力。在君主主权之国，国之全体皆为君主所擅，故以广义言之，则大权者即谓统治权之全体。然立宪政体之主意，在以独一之国权，擘分其作用，使为三事。立法权则使国会参与之，司法权则藉独立之裁判所以执行之，在此二者，其权力之行动，君主必不能以独裁专断行之。至于立法、司法以外之事，则属于君主独裁专断之范围，谓之为君主之大权。在专制时代，凡统治权之全体，皆为君主之大权，故其范围不必揭示于宪法。唯在立宪政体，则君主大权之范围，必直接间接于宪法揭示之。日本宪法于第一章《天皇篇》列举君主大权之重要事件，然君主大权之范围实不尽于此数事。虽非宪法所列记，但须在宪法明文上未言，必当以法律规定，而使国会参与之者，即不妨以君主之大权独断而行之。其必列记某重要事件者，特示此事专属于君主亲裁专断之范围，在国会不得侵犯之也。察欧罗巴诸国之宪法中，亦列记君主大权，且不独君主国为然，即共和政体，亦列记大统领之大权。其所列记之事项，随国而异，难以概括之辞言之，当求之于各国宪法之条文。至于列记大权之精神，则诸国宪法大有所异。如比利时王国之宪法，虽列记国王之权力，然列记以外之事，则不属于国王权力之内，故其列记之者，即有制限国王权力之意。而日本宪法中之列记，则绝无制限之意。虽列记以外之事，但在宪法上未尝明言，当以法律制定之者，实皆属于大权。其列记诸事，明指为宪法上之大权者，乃宣示不许议会以法律左右之之意，此事于宪法之精神大有关系。比较日本宪法与欧罗巴宪法时最宜注意者也。
日本宪法特认为君主之大权事件者，其重要者如左：
一，法律之裁可。
二，帝国议会之召集开闭及众议院之解散。
三，因紧急必要之事情得发代用法律之敕令。
四，因执行法律及维持安宁幸福而发布命令。
五，行政各部之官制及文武官吏之任免。
六，海陆军之编制及其统帅。
七，宣战、讲和及缔结条约之权。
八，宣告戒严之权。
九，授与荣典之权。
十，恩赦之权。
十一，于战时及有事变时得施行非常之大权。
以上为最重要者，是等大权，议会不得发布法律以侵犯之。其发布命令之权，范围甚广，但以不及变更法律为限，得以命令规定一切之事物，此事于君主大权，极为广大。例如教育、农工商、宗教、交通等，凡百行政事项，君主皆得发布命令，或使行政官发布之，但不得以命令变更法律而已。凡在宪法上，必尽将君主大权事件悉行记入者，有制限君主权力之意。如某国宪法，除宪法列记之事件以外，在君主更不得有何种权力，故不得不尽行揭示，细大不遗也。
规定君主命令权之范围，各国宪法上大概有两种主义。其一仅得因执行法律之规定，而发布命令，其法律规定之事件，不许以命令制定之。其一则承认君主有广大之命令权，但以不及变更法律为限，皆得发布命令。日本宪法即采用第二主义，而法兰西系统之宪法皆采用第一主义。法兰西大统领及比利时国王等，仅得于执行法律条件之时，有发布命令之权。其命令不得与法律对峙，以规定事物。然以实际上言之，政府之命令权过于狭小，实多障碍，盖法律仅定大体，至于细目，必宜归之命令。故有别设法律正文，将法律应行规定之事项委任之于命令，使大统领及国王等有广行命令之权者。日本宪法不以此种法律委任为必要，在君主自有广大之命令权。故日本宪法第九条云：天皇因执行法律又因保持公共之安宁秩序及增进臣民之幸福，得发布必要之命令。至于法兰西系统之宪法，则但言国家之元首因执行法律得发布必要之命令，其因保全秩序及幸福而有广大之命令权，则为宪法所不许。是君主大权之范围上大相差异之点也。
又日本宪法第八条云：有紧急必要之时，得发布代用法律之敕令。其意以为法律者，非议会开会中不得制定之，而在议会闭会时，苟遇有临时紧急之事，则可以君主之大权，规定属于法律权限以内之事物，又或废止法律或变更之。其所发之敕令，与法律有同等之效力。此等紧急敕令之大权，于欧罗巴诸国之宪法上殊为罕见，惟普鲁士国宪法第六十三条，及墺地利国宪法第十四条有与此相类似者。至法兰西系统之宪法，不许有此。盖法兰西系统之宪法，务极力制限君主之权力，故虽在事机紧急之时，非开国会不得制定法律也。紧急敕令一事，议论甚繁，或谓以此种权力授与君主，则必至有滥用权力之虞。法兰西宪法系统之国，即以此种议论为依据。然在实际上，无论何国，皆必有紧急事情，迫不及待者。当此时若必拘守宪法，势必不能应弦赴节，以维持国家之秩序。故有时大政治家，每用政治上之见解，不肯胶执宪法文字，以贻误国家。遂径行违反宪法，以政府命令权，发布代用法律之命令。例如英国大政治家，遇有必经议会决议之事，而因事机紧急，遂以政府之责任，违反法律而决行之。嗣后更付议会议决，以乞解除责任，是为惯例。此种惯例，于条理上殊为不当。盖宪法既经制定，则虽有何种紧急事情，亦不得违反之也。今既不能逆睹将来，而豫设非常之规定，在宪法上实为一大缺陷。故日本及普鲁士王国，特于宪法明文上揭示君主得有此种特别之权力，使径用非常处置，而不至违反宪法，盖实为政治上之要图也。
裁可法律之大权，于日本宪法上为君主对于议会之自由权力。既有此权力，则立法权乃得由君主执行之。纵令有上下两院一致之议决，然在君主有不与裁可之权，故法律为必由裁可而成立者。欧罗巴诸国，于表面上则君主及大统领亦有裁可法律之形式，然其实际上大有差异。英国国王，其宪法上虽有可否法律之权，而据英国宪法学者之说明，则君主之裁可权，在今日已经丧失。历时既久，君主绝无拒否国会议决之事实，且亦无拒否之权力。以共和国言之，其大统领苟不以国会所议决为然者，则有要求国会再议之权。然再议时，如国会仍采前议，则大统领不得再拒之。又德意志诸国，其解释宪法者，谓君主之裁可为其自由，对于国会之议决，得自由可否之。然在实际上，则君主拒否国会议决之事实，极为罕见。日本宪法特置重裁可权，非得君主裁可，即不得成为法律。而裁可与否，为君主之自由，故国会非自能立法者，特参与君主之立法权者也。
制定行政各部官制及任免文武官吏之大权，即监督行政各部之权力也。行政云者，谓在法律之范围以内，执行各种政务行政之官制，及官吏之任免，专属于君主之大权，而在国会权限之外，固为立宪政体应有之事。然在欧洲诸国，则有以国会直接间接侵夺行政权者。试观英国政治，其所谓行政在于君主大权之下者，不过表面上事，其实则政府内阁，全以议院信任之决议而为进退，即内阁大臣任免之实权，亦不在于君主，而在于国会。以是监督行政之权，已间接而归于议院之手。至法兰西、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皆用议院内阁政治，其行政权于名义上虽在君主及大统领，而其实际亦间接在于议院。美国虽不采用议院内阁政治，而于议院内部，常设各种行政事件之委员会，以审议行政之细目，政府为委员会决议之方针之所束缚，故国会于实际上实有监督行政之权。惟德意志诸国稍有区别，其行政各部于名实上共属于君主大权之下，其国会仅参与立法及豫算而已。日本宪法于此事殆与德意志相类云。
编制陆海军及统帅之大权，大抵皆属于君主。盖军事之权力必宜统一，而行动必宜机密。其事务之性质上，贵专任于一人也。陆海军之统帅权者，即指挥战斗力之大权也。指挥战斗力，必出于君主之亲裁，国会不得而干涉之者，为各国所同。惟陆海军编制及常备兵额之事，日本宪法特于第十条明言属于君主之大权，是为最宜注意者。其不仅言统帅之大权，而言编制及制定常备兵额之权者，因陆海军之编制与常备兵额需款甚巨，此项经费实与国家之岁计、豫算大有关系。欧罗巴诸国，凡关系于经费者，皆不肯委任于君主之大权，因是易启政治上之纷争。盖指挥陆海军，虽为君主之大权，而编制陆海军及制定常备兵额，为国家之经费问题、豫算问题，必不可不经国会之议决，是为政治家之所主张。欧罗巴诸国宪法上皆作如是解释者，固无足怪。据近例言之，德意志帝国政府与德意志国会，因此事屡起政治上之纷争，国会既有议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兵额之权，则国家之兵力必以国会之议决而为制限，于政治上实多困难。故日本宪法以此为鉴，而设定第十二条，明言君主不独统帅陆海军，即编制与制定常备兵额，亦皆属于大权之内。国会对于陆海军经费，虽有豫算议定之权，而编制及兵额则以君主大权制定之，绝不由国会所左右。是乃日本宪法之特色，而为欧洲诸国所罕见者也。
君主有外交之大权，为各国所同。外交之事与军事等，必力求机密，力求统一。苟使国会直接自当外交之事，甚不适宜。然此事日本宪法与欧罗巴诸国亦大有差异，是宜注意者。日本宪法第十三条明言，天皇得宣战、讲和及缔结各种条约。宣战、讲和由君主专断者，系君主国之所同，而在共和国则必经国会议定。至缔结条约之权，日本宪法之主义与欧罗巴君主国之主义则大有差异。日本宪法第十三条既言缔结各种条约，即不问如何之种类，凡条约之缔结皆属于君主之大权也。夫政治条约，如同盟条约之类，当属于君主之大权者，固为各国普通之例。至于通商条约，在欧罗巴大陆诸国，无论为法兰西，为德意志，皆必经议会决议而后缔结之。德意志诸国之宪法，虽多与日本相似，至于此点实有大差。盖德意志诸国，凡人民有负担之条约及通商条约，皆必经国会之决议，而后缔结。而日本宪法，虽通商条约，亦全属于君主之专断，此事在政治论上利害关系，为说甚繁。然日本宪法之趣意，凡对于外国之关系，皆以君主大权力求统一，且国会之性质，究非适于外交之机关，故吾党仍以日本宪法之规定为适当也。
宣告戒严之大权者，谓于战时及遇非常事变时，停止普通法律，而施行军政，以维持秩序之大权也。详细事件无暇说明，规定戒严事件之法律，各国皆特别制定之。例如某都府受敌人攻困之时，其地方之行政即委任于军队。或某地方因战事起见须严加约束，即以警察权一任军队之指挥是也。
日本宪法第三十一条，有规定君主施行非常大权之事，其文云：本章所揭之条件，于战时及国家有事变之际，并不妨碍天皇大权之施行。其所谓本章所揭之条件者，即宪法第二章所揭之立法事件，谓制限人民自由之重要事件，必以法律定之，不得以君主大权定之。然既有此条，则战时及国家有事变之时，即不妨以君主之大权，制限臣民之自由也。日本学者常以此为非常大权之施行。此种大权于欧罗巴诸国殊为罕见，惟德意志诸国之宪法上，有与此相类似之规定。至法兰西宪法系统诸国，绝不许以如此非常大权之行动载于宪法之上。诚以制定宪法之主义，在将国家政务分别为二：一为以法律规定之者，宜归国会决议；一为以君主大权专断之者。此种区别如有不明，实大反于宪法之精神。故法兰西系统诸国守此主义，至为严谨。于宪法之表面上，无论何种事变，绝不得以君主或大统领专断之权力，破除法律而为临机之处置。惟日本宪法特许施行非常之权力。盖国家政治变化无极，当战时及非常事变时，绝不能以平时之法令律之。苟政府被束缚于宪法，不能出身以当国难，是反有自危其国之虞。宪法者，为国家而存立，国家者，非为宪法而存立。故于宪法上必豫定非常之处置，且苟无此规定，一旦为时势所迫，事变既起，则君主政府，或至万不得已而停止宪法，蹂躏宪法，实为最危之结果。故日本宪法特设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使不致违背宪法，而得据宪法所许之权力，以临机应变。是亦日本宪法之特色也。
授与爵位勋章及各种荣典之权，与大赦、特赦之权，无论何国，皆属于君主，其条理自易明白。惟某国行大赦时，亦必俟国会之议决。然以大体论，是等诸事，皆为国家元首之特权也。
日本宪法上君主之大权，为独立存在，而不得以法律摇动之者。欧罗巴之宪法，其揭示国王大权时，谓其国王之特权由法律付与之，故其后亦得以法律夺去之。而日本宪法，则君主之大权，非法律所得而变动之者，故称为大权之独立。其行使大权时，虽必赖有国务大臣之辅弼，然辅弼之国务大臣，又皆以君主之大权，自由选择而任免之。故大权之独立，至为安固。至于英国，其国务大臣之选择任免，不属于君主之自由，而由于国会之信任。故英国君主之大权非能独立者，盖国王行使大权时，必不可不赖国务大臣之辅弼。而辅弼大臣，不能由君主自由进退之，其进退大臣者实为议院。是君主之大权，于事实上已移于议院，而大权之行使，君主亦不得自由。此为日本宪法与英国宪法相差之要点。欲使君主之大权名实相副者，则辅弼大权之国务大臣，必不可不使君主自由任免之。故日本宪法特为如此之规定。德意志诸国，君主与其辅弼大臣之关系，与日本宪法相似。而法兰西、比利时、意大利及其他法兰西宪法系统诸国，与英国相似。是即前次所言，议院内阁政治与君主大权政治之区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