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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炳哲认为，1984年在超级碗比赛中播放的苹果广告是一个划时代的隐喻，“规训社会”的铁笼被砸碎了，社会进入一种新形态，表面上的剥削不见了，每个人被鼓励做自己的主人，为自己负责，一种新的权力规则即将上演。一列列毫无意识、麻木不仁的工人以整齐划一的步伐走进一个大厅，静静地聆听电幕上“老大哥”的精彩讲话。这时，一个女子冲进大厅，思想警察正在追赶她。这个女子坚定地向前跑着，手握巨大的铁锤放在健美的胸前。她毫不犹豫地跑向“老大哥”，使出全身力气将铁锤掷向电幕，电幕随后爆炸，火光冲天。人们从麻木中清醒。这时，一个声音伴随着文字出现了：“1984年1月24日，苹果电脑公司将推出Macintosh（麦金塔），到时你会明白为什么1984年不会是小说中的1984年。”
在苹果的广告之前，知识分子早就听到了新时代的召唤，和工业时代不同，新时代里最重要的生产不是物质的生产。这种生产当然也不能只依赖人的肉体，而必须依赖人的精神。早在1960年，道格拉斯·麦格雷戈就提出了著名的“Y理论”，他在《企业的人性面》中写道：“自上个世纪起，通过各项法案，管理的自由化开始逐渐得到限制。这些法案涉及禁止雇用童工、促进女性就业、增加工人补贴、加大集体谈判等其他社会道德管理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认为所有的这些管理限制都不可理喻，然后盲目地对其反驳抗争。这种方法在一二十年前的企业管理里屡见不鲜。另一种方法则是通过树立积极自主的道德标准来不断提高对价值观的敏感度，不断强化自我约束意识。”然后是1962年，德鲁克提出了“知识工作者”的概念，“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时代，首要的资源是知识，而不是厂房、机器。知识工作者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主要生产力”。“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并不是生产本身具有效用的产品。他并不生产有形的产品，例如，挖一条水渠、制造一双鞋或一个机械的零部件，他生产的只是知识、创意和信息而已。”
和管理学家的热情洋溢不同，作为哲学家，韩炳哲对这种社会现实进行了更加冷静深刻的观察和分析。在《精神政治学》这本书里，他写道：“如果把规训政权比作‘肉体’，是一种生物政治政权，那么新自由主义政权的行事则更像是‘灵魂’。”这样，精神政治就是它的统治形式。它始终把不容后退的对抗心理标榜为充满治愈能量的力争上游和出人头地的激励动力。动力、项目、竞赛、优化和倡议被归为自由主义政权的精神政治学统治技术。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有效且智慧的体系，它可以对“自由”进行充分的利用，包括一切与“自由”相关的实践、表达，比如情感、游戏、交流等。违背其意愿去利用别人的行为是无效的。对异己的利用收效甚微，只有对自由的利用收益最高。新自由主义政权的权力技术采用了一种微妙的模式，它并不直接掌控个体。确切地说，它要做的是让个体从自身出发，自己去影响自己，让环境威力法自发形成；同时，还会把这种法则诠释为自由。
从福柯笔下的“规训社会”到韩炳哲所剖析的“绩效社会”，这一思想上的转变是权力逻辑的再次深刻嬗变，其核心在于从外部规训转向内在驱动，从“必须服从”转向“你能做到”，从“禁令”转向“可能性”，并由此催生了全新的办公室形态。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狂欢，“绩效社会”的口号是“成为你自己”，潜台词是成为那个优秀的、进取的，能够完成KPI（关键绩效指标）的自己。这样的“自己”自我激励，不但能完成规训社会里的工人不能完成的复杂任务，还能为资本主义制造前所未有的庞大消费。“绩效社会”的权力运行规则是“平等”和“透明”。平等的幻想可以消除抵抗，最大程度地激发潜能，而透明则保证信息的快速流动。
如今的很多办公室就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出现的。它没有巨大的总裁办公室，普通员工占用风景最好的位置，独立房间供所有人预约使用，足够的沟通空间支持各类会议，趣味盎然的娱乐设施、丰富的饮品和零食，为哺乳期女性专门准备的母婴室……在谷歌这样的公司里，办公室提供的服务如此之多，多到足以让你忘记家的必要，这是一种精明的讨好，诱惑你把足够长的时间放在办公室。“绩效社会”里的自我感动经常是，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生活。
人跟人之间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某总”“某董”“某主席”这样的称呼对一些年轻的企业来说太土了，有点外资背景的，以直呼英文名字为上；实在普及不了英文名字的，则以互称“花名”为妙。先行者阿里巴巴完整地借用了金庸世界的符号系统，惜乎这样的系统资源实在太少，后来者只能独辟蹊径，一时间，“土豆”“白菜”“辣椒”这样的花名都成了稀缺资源。
资本主义的精英主动革了自己的命，他们从炫耀性的个人宫殿、标注身份的总裁套间走出来，坐到了群众中间。这是一种面对新时代的宣言和展示：我和你一样，没有特殊的资源，没有外力的协助，没有意外的成功，只不过比你聪明，比你勤奋，还有，比你会跑步。在这张面相的背面，隐藏了一个深刻的诉求——你也要和我一样，和我一样努力、勤奋，善于沟通且富有创造力。
作为批判者，韩炳哲发出了如下的哀叹：“功绩至上的主体自认为是自由的，实际上却是一个奴仆，是没有主人强迫却自愿被剥削的绝对的奴仆。没有主人强迫他去劳动。活着这件事因为只剩下劳动而变得纯粹。纯粹地活着与劳动是一枚勋章的正反面。这种活法的理想状态是身体要健康。”
办公室形态的演变，标志着权力的又一次升级：
权力核心：从“外在的规训机制”转向“内化的绩效理想与自我优化冲动”。管理者角色从“监工”转向“教练”“赋能者”，但权力通过个体内驱更彻底地渗透。
权力技术：从“空间网格化、监视、规范化”转向“空间流动/场景化、自我展示/数据化、话语激励（激情/赋能）、舒适诱惑”。控制变得“柔软”、愉快甚至令人向往。
个体状态：从“被规训的驯顺身体”转向“主动自我剥削的功绩主体”。个体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责任”，却陷入更深的倦怠与自我攻击。
空间性质：从“生产规训的工厂”转向“诱发自我剥削的绩效乐园”。它设计精美、设施齐全、充满“机会”，但也消除了逃避的场所和暂停的可能。
现代办公室以其开放、灵活、舒适、高科技的面貌，成功地将福柯笔下的中央瞭望塔拆解，却将它的凝视内化到了每个员工的心里。我们不再是被迫服从的囚徒，而是满怀“激情”、在数据排行榜上追逐、在舒适工位里精疲力竭的“自由”囚徒——我们既是绩效的囚徒，也是它最忠实的狱卒。韩炳哲的警告在于：这种以“自由”和“可能性”为名的权力形态，其剥削性和对精神的损耗，可能比古老的规训更为彻底和隐蔽。办公室的“乐园”表象之下，涌动着的是“能够的暴力”所带来的普遍倦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