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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在我大学毕业二十一年，从华润离职创业十七年之后，我开始认真考虑“余生”——面对无可逃避的死亡，一个人该怎么正当地活下去的问题。经过一番天马行空的思考和大胆的设想，2023年，我带着自己的规划和困惑，和朋友一起去拜访一位著名的方丈。方丈北大毕业，著述颇丰，阅读量惊人，正在建设一个堪称宏伟的寺庙建筑群。那真是一次失败的沟通，方丈辩才无碍，而我觉得“余生”绝非言辞可以说明，交流还没开始，那天中午丰盛的午餐和桌上剩余的饭菜就让我产生了深刻的不安。一个月后，我一个人再次到了山上，试图挽回点什么。又一次不同逻辑的碰撞，方丈已有愠意，我们约定十年之内互不打扰。在天黑之前，我开车逃离，背后一排排复古的唐式建筑像极了追兵，勇猛绝伦，让人无所遁形。我把车开到附近县城的地摊上，就着一盘鸭霸王，喝了半斤白酒，内心一片荒芜。
我决定转身去求教学院里的哲学家，在经过一番网上搜索之后，托朋友请了两位哲学教授在岳麓山小聚。席间嘉宾满座，除了两位教授外，还有其他几位政商两界的朋友。彼此的熟悉和试探花了一点时间，某个银行的行长率先向教授提出了疑问：一个在混沌大学授课的哲学教授某某，你们熟悉吗？两位教授都表示茫然，“民哲”和“职业”之间，有个巨大的鸿沟。“他曾经说过，人生没有意义，两位怎么看？”行长接着发问。也许是酒精的作用，几乎是同时，我和两位教授发出了不同声量的笑声：人生没有意义，还需要他告诉我？人生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于是，当天晚上变得异常的轻快。很久以来，那天的笑声凝固为一块巨石，压在我的心头——人生没有意义，你能否接受如此轻快地活？
事实上，马上就有了一场并不轻快的活动。聚会后没几天，我和两个小伙伴去参与一个当年省内最大的办公项目投标。在此之前，这个项目已经有过一次后来被宣布为不作数的投标，那一次，我们是无可争议的第一名。这一次投标，种种信息都让我觉得我们中标的机会渺茫。在一个临时搭建的项目部工地上，我的同行们精神抖擞，热切而焦虑地等待被甲方叫进去汇报方案。我带着一种听天由命的心情，和两个小伙伴在附近的土路上来回转悠，然后突然转向他俩：如果把自己这二十年对于办公室的观察写下来，有没有价值？
人生也许没有意义，但为了活下去，我们在每一天，总要给自己找点理由。西西弗斯在推动石头的时候，并没有抗争的主动，石头一次次地落下，带着巨大的空虚和沉重，推上去，再推上去。这是纯然的、没有诉求、无所依归的力，这是生命的迹象，这是人之有别于石头的证明。
没错，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力量的聚合之地，它之存在和它之发展都是力的显现，如果要选取一个典型场景来观察当下社会的力量特征，有什么是比办公室更典型的呢？个人的成就欲望，人与人之间的影响、控制和斗争，形形色色的组织和规训，它们现在几乎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舞台——办公室。某种意义上，你如果揭透了办公室的秘密，就理解了当下社会的运行。
每个办公室的落成背后一定有个强有力的愿望。穿透组织的层层迷雾，这个愿望一定来源于某个具体的人，最后，借由不同形态的办公室空间，组织成员得以凝聚，组织性格得以形成，组织者的个人意志得以阐发。和所有的事物一样，办公室一旦形成，就拥有了某种超越它的造物者的品格和意志，它可以生产仇恨和衰败，也可以生产幸福和繁荣。在仇恨和幸福之间，在衰败和繁荣之间，很多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都给出了非常富有启发的洞见，但大多数的观察都停留在“实然”阶段，而很难回应“应然”的问题。回应这样一个挑战，需要借助哲学的力量。
关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判断标准，人类非常难得地形成了一致意见：真、善、美。不同的人群选择其中不同的词汇来表述自己，但毫无例外，不管他们选择哪个词汇来指导自己，都不会排斥其他两个，而只是认为他们选择的词汇更具有概括性，另两个概念自在其中。对于三者的关系，作为美学家的李泽厚作了如下论述：
我曾把自然界本身的规律叫作“真”，把人类实践主体的根本性质叫作“善”。当人们的主观目的按照客观规律去实践得到预期效果的时刻，主体“善”的目的性与客观事物“真”的规律性就交会融合了起来。真与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这种统一，就是美的根源。
个体的内在目的和外在规律融合一致的时候，就是美——这是李泽厚先生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在这个框架里，个体的内在目的是尼采的“权力意志”，是弗洛伊德的“超我”，是生生不息的成就欲望；外在的规律是力的运行与碰撞，是康德“头顶的星空”，是宋明理学的“天理”。当人经过内在深刻的煎熬、外在漫长的挣扎之后，终于让两者和谐并处而不相悖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充溢的、透明的，让人心神沉醉、物我两忘的感受。这种感受足以让我摆脱告别方丈后的荒凉感，让岳麓山的聚会不再是“不可承受之轻”，让我面对那个不可能中标的投标时，坦然而谦逊。这种对于力量的体感和对于美的渴望，促使我打开电脑，开始书写。
2024年5月23日晚上，我在电脑上敲完最后一个字，坐在铜官窑一个酒店的长廊上，一边愉快地喝着啤酒，一边打电话征求几个朋友关于书名的意见：《力量与美：办公室叙事学》，这个名字怎么样？正在牛津访问的朋友小心翼翼地问了个问题：“叙事学，有这个说法吗？”“没有，”我有点儿得意地回答，“这个是我们自创的，我们用了很多年，主要是强调办公室的设计要完整且有故事性地说明企业。”放下电话，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忐忑，查一下吧。这一查，让我陷入了严重的自我怀疑，“叙事学”作为一个研究叙事的机制、结构和功能的学科，距今已经五十多年，堪称“显学”。于是立马上网下单了一批叙事学的书，这里面就有法国作家保罗·利科的作品。保罗·利科不但是叙事学家，还是现象学家，因为他的双重身份，又把我从“叙事学”引入另一个陌生的领域——“现象学”。随后两个月，我沉迷于对一系列现象学作品的阅读。正是这种学习，一点点把我过往的认知串联起来，不，不是认知的问题，它进入了我精神的私密地带，先是一小股骑兵的侵袭，然后是铺天盖地的呐喊，沉睡的思虑者被唤醒了，抬头一看，山岩熔裂，火光明亮而温暖，草原深处，无数的秘密纤毫毕现，纵马所及，无处不是远方，每个远方都充满诱惑，又澄明安静，足以消解每一个骑手的执念。
现象学的产生起源于对哲学中的“本体论”和科学的“实证主义”的反思。一般来讲，胡塞尔被认为是现象学哲学的开创者，借由海德格尔、列维纳斯、萨特、伽达默尔、德里达等一系列大师，奠定了深厚的哲学基础，并形成了现象学独有的研究方法。现象学是反对真理的，它不愿意徒劳无功地解释这个世界，面对各种叠床架屋、好大喜功的理论建构，现象学家坚定而优雅地喊出自己的主张：回到事物本身。这是一个艰难的转向，回到事物本身之前，人要先从真理和上帝那里回到自己。当现象学家抛下所有给人庇护的观念，看到自己，进而回到事物时，他们天真如孩子，对世界充满了惊奇。如果说对生命的热爱是现象学的根源，“惊奇”则是一切现象学研究的开始。为了给这可贵的惊奇护航，胡塞尔发明了伟大的现象学研究方法——“悬置”和“还原”。这是一个概念的两面，前者让我们消除所有可以抵达现象本身的障碍，后者则让我们“直观”现象的缘起和生成。这样的研究注定不提供对世界的系统化解释，任何冰冷僵硬的系统都是现象学的反面，它饱含深情地追问意义，让每一次探索都增进智识和理解。
好奇的现象学探索者迅速用自己的方法进入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们讨论存在、解构、伦理等一系列哲学问题，也讨论性别、梦想、孤独、沟通、诗意等和人切身相关的问题，最后，他们进入教育学、心理学、医学、技术、护理等一系列专业领域。进入专业领域的现象学探索者往往是自身领域的专家，他们从现象学大师的作品里寻求灵感，但无意于讨论理论的、方法论的哲学，而是把它作为应用和反思的工具。为了区分对现象学的专业兴趣和纯粹的哲学兴趣，产生了一个新的词汇——“人文科学现象学”。
2024年5月23日，那个让我陷入自我怀疑的问题，至此找到了一个出口。如果用现象学的方法来考察“办公室”这一如此普遍然而并不久远的“现象”，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洞见和启发？当我们“悬置”所有关于战略、管理、文化、品牌这些词汇对于办公室的内在规定，“悬置”结构、景观、布局、审美等属于办公室的自我说明，“悬置”扁平化组织、敏捷性办公、知识工作者、Y世代等这些观念对于办公室的无形影响；我们试着“还原”进入办公室的大门、走过走廊、来到自己的工位、跟同事开会、和老板争吵的每一瞬间，试着“还原”我们坐到椅子上、俯身到桌面上、打开电脑、看到窗外的细微感受，我们这些早晨从不同角落匆忙奔赴一个盒子，然后在傍晚彼此散去的奇怪行为，能否得到更为深切全面的描述？
解决问题的钥匙似乎就在手边，关于办公室的探查有了新的路径，现在我陷入了一个设计工作者的经典难题。重新开始的话，前期的工作等于白费，而作为一家公司的经营者，而非职业写作者，团队给我的期限就是一年时间；况且，尽管前期的文字掺杂了各种驳杂不纯的观念和自我偏见，仍然真实地反映了我在过往对于办公室的真实观点。思虑再三，我决定不全面推翻前期的文字，而是在诚意的基础上，做适当调整。
时刻保持精进和敏锐，永远真实地面对自己，同时接受各种不可避免的缺陷，这是所有人，不管是办公室的建造者（那个为组织命运负责的人），还是负责设计办公室的人（他们最终决定了办公室的样貌），都必须接受的宿命。这是现象中的现象，直指人类最深处的困境：不管拥有多少理解和勇气，我们都没办法摆脱内心的荒凉；轻快的日常，无法摆脱力的缠绕，更无法抹杀我们内心对于美的渴望。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种“无法摆脱”如此不可抗拒，又如此显见：现在是周六的午后，我坐在家里的窗台边，敲下这段文字，下周一的早晨，我要准时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
但还是有什么东西变化了，不是吗？也许不需要十年，就在此刻，如果再次面对方丈的话，我不会再期待一个可以指引自己的答案；如果再回到岳麓山，还有人告诉我“人生没有意义”的话，我应该也不会笑出声来。关于这一点，米歇尔·福柯给了我及时的安慰：
我觉得没有必要确切知道自己是谁。在生活和工作中，最主要的兴趣在于成为另一个与原初的自己不同的人。如果当你开始写一本书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会在结尾说些什么，你认为你还会有勇气写下去吗？这道理适用于写作和爱情，同样适用于生命本身。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结局会怎样，所以这场游戏是值得的。
大多数时候，我写作的形式主要是图纸和PPT，而我的业主需要用利润和规模来书写。这不重要。在这里，请允许我引用我在现象学领域的导师马克斯·范梅南《实践现象学》一书里的开篇：“这本书是一封邀请函，邀请读者怀着开放的态度来看待生活意义的现象学，看待意义之意义和意义之源头。”再进一步，我还想邀请我的同行们（负责设计办公室的人），还有我的业主们（那些创造了办公室的经营者），不要只是看见，而是“积极行动”起来，这里的行动不指向任何具体目标，它同样需要“悬置”——放弃所有既定的观念，“还原”——回到我们原初的感受。最后，我们不会一起创造荣耀，而是一起寻求“改变”。
就这样吧！这就是我认为自己可接纳的、正当的、唯一的“余生”。
全书共有七章，分别是外在的力、内在的力、事件、模式、美、建造、侧面画像。
希望你能从办公室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