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安民早先说起过，要写这样一本书。我问哪样一本书，他说这样这样一本书！他不是说不明白，我也不是听不明白，只是他认为这样写天经地义，没有别的更好的写法，就是办公室现象学！而我则质疑：这书需要这样写吗？办公室非得现象学？老实说，他的构想在我的认知之外。

当然，这与我没什么关系。

但我俩喜欢为一些没关系的话题争论，像两只斗鸡。争完也不记得究竟争些啥，或究竟因何而争。但争过两人分明都会有一种神清气爽的快意。我觉得，我们就是对方的一块磨刀石，思想之刃钝了，彼此砥砺砥砺，便锋利到吹发可断。第一次见面就这样。他说恨不早见，我说恨不晚见。早见晚见都这样！这是缘分！善缘孽缘说不清。

我以为书的事就此过去了，以为我与这本书的关系，止于那场争论。因为通常我们争论过的事，谁都不会再提起。可有天他突然说，要我为他的新书作篇序。以我的印象，他的书还在谋划与纠结中，怎么会莫名其妙先把作序的人约定了？譬如孩子还没出生，却为其找好了证婚人！

安民通常给我打电话，不是在酒桌上，就是刚从酒桌上下来。电话那头传来的话，每句都湿漉漉醉醺醺的满是酒味。只要喝了酒，他说的都是大主题——哲学、灵魂、人格分裂、审美救赎，或者余生，反正哪一个掉下来，都能砸破头。很奇怪的是，安民喝了酒说问题，总能条分缕析。平常你觉得他说不清的东西，趁酒兴他准能说得你恍然大悟。他那天是从自己人格分裂说起的。他很看不起自己做生意，却又离不了做生意。他说了很多哲学家，古典的、现代的、当代的，也背了很多他们的金句。总之是论证自己生活分裂、精神分裂、审美分裂、伦理分裂。然后又说到了要写这本书，说到让我写序。我终于明白，他是希望通过写这本书来缝合自己。至少，他觉得自己还能被缝合。分裂与缝合，这是他的人生。

还有一次来电话，也是酒后。他邀我去岳麓山爬山，说是约了某大学的一位哲学教授。那天大雪，约个哲学教授去爬山，倒是合适且很有范儿。只是他精神世界里的朋友，我知道只有维特根斯坦、尼采、海德格尔、萨特和邹容，怎么突然又冒出了个岳麓山下的某教授？着实让我讶异。我至今不知道安民大学学的什么，反正我觉得，他如今就是个职业现象学哲学家和自我人格分析师。一个人，把海德格尔和弗洛伊德两个人的活干了。

我猜想他本想写一本哲学或者生命状态分析的书。抑或因为些许胆怯，转而将哲学与办公室文化相结合。当然或许他开始就这样打算。安民总能找到将各种不可能粘贴、缝合的办法。这也是他自己总能分而不裂、裂而不碎的原因。

于是他开始隔三岔五给我发书稿，先是自序、跋，然后是纲目，再是第一章、第二章……看过序言和纲目，我觉得他是没法写完的，可他用不断发来的稿子，一次又一次戏谑我的判断。我以为他有了自序，便不再需要我的序言了，心头如释重负。再说，按照其序与跋的风格，我写的序言一定极其违和。可他仿佛又突然想起了，来电提醒我：得考虑为书作序了！再次将我和他的现象学扯上了关系。

就我读到的书稿论，这的确是一本天才的商业图书，因为天才所为总是奇险到他人所不能为。可以肯定地说，除了他，没人能将一本讨论办公室的书，置于现代哲学和人文生态之中，给人一种生命反思和审美批判的思想诱惑。无论你是否是这个行业中人，都可能被引发对办公室这一特殊生存场景生命意义和生存价值的追问，引发对生命自由向场景禁锢妥协的反思。一切功能与审美，都被升华为对生命状态及其意义的整体讨论，一切商业企图与价值，都被置换为一种生命拷问和文化拷问。

这当然还是一本另类的自我救赎之书。这种救赎既在于撰写的内容，更在于撰写的过程。将商业企图和利益，与生命自省和灵魂自救相纠缠，这本身就是安民的生命常态，而书的写作过程，只是针对日常的一种粘贴与缝合。即使不以办公室为书写主体，换了住宅或者旅途，他的哲学情结、审美情愫以及心理情绪，照样会全部灌注于书中。他需要的只是一个载体，以此承载其生命的确信与质疑、强大与软弱、骄傲与自贱、脱俗与势利、希望与绝望、有价值与无意义的深刻纠缠。书写是一种发泄，一种厘清，一种再思考和再缝合，一种诚实而决绝的自我救赎。如此而论，这本书也可以视为一本诗集、一部散文或者小说。就像司马迁写《史记》，书写的是历史，却每个字都浸润着《报任安书》式的自诉和自救！

我并不能完全理解这部书。一个人走进一个陌生的行业容易，但未必能走进一个骄傲的灵魂！安民的骄傲几乎与生俱来，尽管他也会自省甚至自谴，但那只是一种哲学的姿态，只是他维持和保护骄傲的一种方式。

力量与美！

即使在现象学意义上，这也是一本关于生命的骄傲之书。

且为序。

龚曙光
于甲辰晚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