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幸福才是终点站

阿曼达

当我还是小女孩时，我从来没有梦想过成为母亲，我也没有洋娃娃，我根本不需要。我妈妈讲过，儿时我们住在逼仄狭窄的房子里时，我的小弟弟们夜里醒来需要喂奶或换尿布，我就会从床上跳起来，穿着Ladybird（英国童装品牌）的尼龙睡衣，光着脚丫子穿过走廊，走进父母的房间，无奈地叹口气，然后我会坐下来抱着小家伙，或者和妈妈聊天，好像这也是我的责任一样。然后妈妈不得不把我们所有人重新哄睡。

家人经常分享的一个故事是，我出现在他们的床尾，怀里抱着八个月大的弟弟，大声宣布说：“他需要换尿布了，这个麻烦鬼！”

当时的我才三岁。

你能想象吗？

一个三岁的小孩在半夜怀抱着婴儿！当然，那是一个育儿健康和安全知识还未被普遍重视的年代，是一个安抚奶嘴会被蘸上威士忌来缓解婴儿的出牙痛的年代，是一个会在牛奶里掺上“婴儿米糊”让婴儿吃饱的年代，是一个妈妈们被告知要让婴儿趴着睡觉的年代。那时，我的三个兄弟和我轮流躺在爸爸宽敞的福特汽车行李架上就开启了长途旅行，我们轮流坐在前排妈妈的腿上（不太宽敞）依偎着她小睡。我们无休止地沿路奔驶，多希望前面有更多平顺的高速公路。是的，我出生在一九七〇年代，一个我们中任何一个人活下来都堪称奇迹的时代。

儿时这种完全裹挟在婴儿世界的经历可能足以让我对成为母亲望而生畏。我想起在很小的时候，大家坐在教室里，老师轮流问我们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人想当女演员，有人想当足球运动员，轮到我时，我简单地回答说我想要写书——这是一个让我在那破败的公立学校——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消极怠工和漠不关心的学校——显得鹤立鸡群的抱负。我记得老师向我投以轻蔑的目光——她尖锐、刻薄，微笑的时候也是薄唇紧闭，露出细小的黄牙——仿佛在说： “你？写书？哈哈！”

当我听到一个女孩宣布她长大后想成为一名母亲时，我能听到笑声在整个房间里荡漾；我能想象她脸上惊讶的表情，好像在说，难道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吗？

根据现场的笑声来看，我得说显然不是啊，米歇尔同学！

我想我多少受了亲妈的影响，她就像豌豆妈妈弹射豌豆一样，噗噗噗地生孩子。有一段时间，她同时有三个不到五岁的孩子。即使写下这些，也让我感到些微恐慌，让我的输卵管陡然一紧。同时有三个不到五岁的孩子？我的父母在想什么？我的意思是，那时我们的房子连中央供暖系统都没有，但是天哪，我们有“万能”的母亲，她可能有办法不让我们冻死吧。

有趣的是，尽管童年充斥着嘈杂和混乱，但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最好的时光。是的，最好的时光，甚至可以说是神奇的。虽然我父亲刚送走青少年时代，才二十出头，但他并不觉得这种生活令人畏惧或不堪重负。他乐此不疲、忘我无私地工作，白天努力在公司摸爬滚打不断晋升，晚上则在道路修建工作中卖力铲沥青，周末在车道上修理他的福特汽车。他尽全力维持家庭生计，并给予他的家人梦想中的生活。我的妈妈同样年轻，她把我们位于罗姆福德科利尔街的那间橙色砖砌的三室一厅小屋变成了一个温馨的避风港。我现在还能想象得出那个场景，地板上铺满了玩具，我们经常在桌子下用床单搭成的帐篷里吃饭，而那台双桶洗衣机在逼仄的厨房里轰鸣作响，她最爱的摩城（Motown）唱片在一片嘈杂混乱中为我们伴奏。她穿着高腰喇叭牛仔裤跳舞，乌黑发亮的长发披在肩上，两根手指夹着一根香烟停在半空中，嘴里哼哼着至尊乐队（The Supremes）的《追忆往事》（ Reflections ）。我们被悉心爱护和珍视，我对妈妈和爸爸的感觉是美好的，但我想要的是不同的东西——我从小就是个书呆子，对男生一点兴趣也没有；呸！至于婴儿，更让人讨厌！

结果证明，这是好事，因为我的骨盆有先天缺陷，我年轻时经历了大大小小十几场艰难的手术——这意味着我生出孩子的概率很小。在我们家里，我的身体畸形并不是一个大家特别感兴趣的话题，也不是讨论的焦点，就像我们家缺钱、更缺乏空间，或者我的妈妈和爸爸每天晚上因为工作和带孩子而筋疲力尽地一头躺倒在床上一样，都是习以为常的事。并且，受父母的潜移默化，我早就坦然接纳了自己不稳定的骨盆，迈着摇摇摆摆的步伐向前走。毕竟，我是听着“你的常态就是上天安排给你的‘正常’”这样的话长大的，这个道理对我来说至今仍然适用。

我记得少女时期让我日渐困扰的就是能否“正常”地走路，我无比希望摆脱那种笨拙不堪的步态。有一次，一名理疗师毫不避忌我在场，直接对我妈妈说：“天哪，她走起路来像只怀孕的鸭子！”我呆立在那里，不太记得妈妈的回应是什么，但我很确定是以“滚”结束！我希望手术能帮助我摆脱摇摆的步态。医生匆忙而尴尬地提到我几乎不可能生下健康孩子，这并没有让我感到困扰，我当时看着那名满脸轻蔑的医生，还有把我看作小小书虫的爸爸妈妈，未来成为母亲的想法离我如此陌生和遥远，我一点也没放在心上。我更感兴趣的是如何把妈妈的《蕾丝》杂志偷出来，在熄灯后偷偷摸摸躲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照着看完，而对可能永远不会有孩子这个事实毫不关心。这个话题像是属于成年人的世界，对我而言既遥远又难以想象。

有趣的是，我如此珍视这生命，这光辉灿烂的生命，全部的一切：每一次咀嚼，每一次小酌，每一声欢笑，每一次深呼吸，每一抹美妙的气味，每一次在海边的时光，每一次仰望天空，每一次与我所爱但终将失去的人互动，每一道皱纹，每一次痛楚，每一个难眠的夜晚；而我的愿望，我最大的愿望是向桥西展示这生活可以有多么美好！但我不能急于求成……

糟糕的教育经历让我大部分雄心壮志都被消磨殆尽，我离开学校时并没有进入任何职业领域的崇高想法，只是努力从事各种不尽人意、报酬低微的工作来支付房租和餐食。无论是实际上还是隐喻意义上，我都在修补生活的裂痕。我把一张海报（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是大卫·鲍伊扮演的摇滚偶像齐格）贴在我租的房子里发霉的地方。每天出门工作前，我都要强颜欢笑，涂上厚厚黏黏的草莓味唇膏。每周都要跟上司周旋，躲开他那不怀好意的“咸猪手”、令人作呕的暗示和让人生畏的恐吓，当然，现在的我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回应。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就像一只渺小的仓鼠在生命之轮上无休止地奔跑，计算着可怜的工时，领着微薄的薪水，勉强应付着账单。周末我会喝廉价的葡萄酒，在伦敦的夜店跳舞到凌晨，我涂了唇膏的嘴唇比被酒溅湿的舞池地板还黏腻一点。我像妈妈一样穿着喇叭裤，长发披肩，只是没有点支烟。然后我会乘坐夜班公交车回家，梦想着有一天过上这样的生活：我可以四处旅行，不用定闹钟，一觉睡到自然醒。

当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不做母亲的想法开始在我心中生根发芽，我开始畅想这样一幅场景：未来我会成为我兄弟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姑姑，但可能永远不会有自己的孩子，这也没关系。西米恩、保罗、尼基和我一直都很亲，我知道他们会欢迎我加入他们孩子的生活。我原以为，通过我尚未出生的侄子和侄女，我可以找到满足感，满足我养儿育女的渴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自己对不能生育子女的事实感到悲伤，但我最终还是与之和解了。我从小被教育“没有人能获得所有恩赐”，尽管孩子是上天非常大的“恩赐”，但我也接受了这个事实——我与孩子这个“恩赐”没有缘分。

我28岁那年，新婚不久便有了身孕。这可不像你想象的那般美好——怀孕本身并不棘手，棘手的是如何保住胎儿。随着时间流逝，我难以置信又小心翼翼地看着自己日渐隆起的腹部，内心愈发惶恐不安，生怕又一次流产（我前后经历多次流产）。但让我惊喜又欣慰的是，这个孩子竟平安地足月降生了。

我并非“讨厌”怀孕，但也绝非那种捧着大肚子、疯狂收集孕期知识，陶醉于自己日渐丰腴的身材，一边兴致勃勃研读专家的育儿著作，一边筹办产前派对的狂热分子。我的状态介于两者之间：为怀孕感到开心，却也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丝恐慌，为了付房租加倍努力工作，但始终坚信一切终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毕竟，自人类诞生以来，地球上已有无数女性生过孩子。生个孩子能有多难呢？

现在想来，这些念头真让我发笑。

那时的我是多么天真。

那年一月大雪纷飞，尽管希望渺茫，桥西仍像陨石降落般一头撞进我的世界，摧毁了我的情感防线，将我的生活计划炸得粉碎。坦白说，这简直是场地震！当然，我有九个月的时间去适应这个事实，但我从未真正相信这次怀孕能够修成正果——上天真会赐给我一个孩子——天啊，孩子真的来了。

当我的小男孩“爬”到这个世界时，这几乎是奇迹了，“爬”就是字面意思。桥西是通过剖宫产生出来的，他伸展双臂，举起脑袋，急匆匆地从我身体里出来，投入广阔世界的怀抱。那位接生他的澳大利亚医生将他举起来说：“这孩子急着要探索世界呢！”

我和整个医疗团队都笑了。

我们笑是因为桥西终于平安降生了，笑他的滑稽动作，而我笑是因为我偷天换日了——我本不该成为母亲，但此刻他就在这里，我的儿子：上天赐予我最珍贵的礼物。我感到惶恐，这个小人儿竟是我的责任了——我，那个曾被父母说“连豚鼠都养不活”的女孩。如今距离他们拒绝我养豚鼠的请求已过去二十年，我却开始担心他们或许是对的。我信心不足，不确定自己是否懂得如何照护一只豚鼠，更别提婴儿了！我完全不知所措。那一刻就像我们渴望已久的事情终于实现时，却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无法胜任。

作为一个筋疲力尽、浑身酸痛的新手妈妈——骨头软绵绵的，皮肤被拉扯着，胸部沉得像灌了铅——坦率地说，整个分娩过程让我彻底崩溃。当时我那短命的婚姻正摇摇欲坠，我唯一渴求的只有睡上一会儿和冲个热水澡。我把刚出生的桥西抱在怀里，怯生生地问助产士：“你觉得他什么时候才会打瞌睡？”因为只有他睡着了，我才有机会跟着休息一会儿。我不可能在他醒着时睡着；我不想错过他第一次打量这个新世界的眼神。再说了，我猜他可能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快了！”助产士咯咯笑着，“他今天也经历了很多，很快就会累的。”

护士帕梅拉，你算说对了……

我安心地靠着枕头坐在吱呀作响的病床上，儿子在襁褓中躺在我支起的腿上，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我。毫无疑问，他是我见过最美好的事物——一个充满神秘与奇迹的小生命，长着纽扣般的鼻子、湛蓝的大眼睛，睫毛浓密得让人嫉妒。他的嘴唇像完美的丘比特之弓，小拳头蜷在下巴下面，宛若天使。我被他迷住了，虽然有点害怕，但主要是迷恋。我无比确信，此生再不会有任何事比凝视这个崭新的小家伙更令我幸福。

“生日快乐，小家伙……”我柔声道，“我爱你，很高兴见到你。我是曼迪，你的妈妈，今天是你生命的第一天……你会做很多了不起的事……”

“很多了不起的事……”

我的絮叨在六小时后戛然而止——是的，整整六小时，他终于打了个盹。

桥西从来都不按常理出牌。

那时我就知道，这孩子会走自己的路。这种前景让我既兴奋又恐惧。

我望着他，许愿他健康、快乐，我必须承认，还有成功。那时我的生活很艰难，成功对我而言意味着体面的事业、幸福的家庭，填满了一切美好的事物。如今想起自己曾为儿子祈求物质上的成功，我哭笑不得——这些年，我的愿望早已改变。

我们给他取名桥西亚（Josiah），以此纪念我深爱的祖父，简称为桥西（Josh）。

我之前提到的那段婚姻的确触礁了，从失败婚姻的残骸中挣扎出来后，我成了单亲妈妈，而桥西才刚学会走路。我二十四小时不停歇地拼命工作，有时同时打三四份工：打扫办公室、当餐厅服务员……受父母“努力工作就能实现一切”观念的影响，我决心为儿子树立最好的榜样。由于前夫住在国土的另一端，我父母便帮忙照看桥西。我因为每天不得不离开他而充满愧疚，渴望尽可能多地与他共度珍贵的时光。和许多职场父母一样，夜晚、周末和假期变得无比珍贵：我们在公园里捉虫子、探险、野餐，在树林里奔跑、看电影——确切地说，只看一部电影——《虫虫危机》。直到二十年后，我仍能背出整部电影的台词！

我们过着平凡而幸福的小日子。

幸福的小日子。

桥西从小就对世界充满好奇，而我对太空旅行和蜘蛛等话题的浅薄知识远不足以满足他的求知欲。他的洞察力既迷人又令人不安。他很容易感到无聊，而不幸的是，我为养家糊口疲于奔命而无暇顾及他——于是我发明了一个巧妙的方法来让他的大脑和手指忙碌起来，那就是让他每天忙于“夹子分拣”的差事。你没听过这个重要差事？让我来解释：我买了一堆彩色晾衣夹，把它们和旧冰激凌盒堆在厨房地板上，然后可怜兮兮地请求桥西帮忙分类。“妈妈太忙了，你能帮我把夹子按颜色分好吗？”这简单的任务能换来半小时的耳根清净——足够我回邮件、洗碗或快速打扫。他会认真地将夹子按颜色分类，并骄傲地展示成果。

“太棒了！桥西，谢谢你，你真是帮了大忙！”

他总因自己“能帮上忙”而雀跃。后来亲朋好友纷纷效仿，奇怪的是这些夹子总在桥西睡前神秘地混成一团……

桥西很聪明，从小就比我智胜一筹。有次我做晚饭时他要吃饼干，我告诉他不行，因为已经接近晚饭时间了，我不想让他影响食欲。他晃悠一圈回来问：“妈妈，你想吃饼干吗？”

“不，桥西，我可不想。”

我正疑惑呢，他说：“我喜欢你吃饼干的样子，因为你最会分享了！”

这事我至今想起来仍会忍俊不禁呢。

他还不会撒谎。你可能觉得这是好事——我们不是总教育孩子要诚实吗？但有时我真希望他能撒点小谎。比如，我必须向住我们楼上的老太太道歉：某天我们在垃圾桶旁遇见她，桥西说：“妈妈说想知道你家里长什么样，还说等你死了，我们要在天花板凿个洞、搭个梯子，把楼上变成我们的，扔掉你所有的旧东西。”

老太太惊恐地问：“曼迪，你真这么说过？”

“呃……”我倒吸一口冷气，学着儿子的坦诚，“是的，但我原本的说法没有这么直白……”

讽刺的是，当桥西的抑郁症发作后，他却变得很擅长撒谎。

“桥西，你还好吗？”

“嗯，一切都挺好的……”

小时候，他对我们母子二人的小世界格外保护。我尴尬地回想起有一次在公园遇见朋友的男友，对方随口问：“桥西，周末喜欢做什么呀？”他直视对方回答：“我喜欢和妈妈单独待着，只有我们俩，在公园玩或者看《虫虫危机》，不要其他人坐在沙发上说话或打扰我们。”

那男人一脸尴尬，我拽着桥西以最快速度逃向停车场。

我来自伦敦东区一个热闹的大家庭，孩子是绝对的中心——所有活动都会给孩子让路，让孩子唱歌、背诗或分享一天的趣事，然后收获大家热烈的掌声。桥西也不例外，是全家的“团宠”。我的祖父母在他出生当天就冲进医院，送上一件迷你版的西汉姆联队（West Ham）球衣；搬去西部的父母迄今为止对他倾注了全部的爱。他的涂鸦被装裱，“艺术品”贴满橱柜，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电话推销员，都得在电话里听姥爷姥姥絮絮叨叨讲桥西的童年轶事（除了他们俩其他人都不想听）。

我一直觉得大家庭给我编织了一个安全网，因此在桥西两岁时，我们搬到靠近父母的地方，他在那里茁壮成长。桥西的词汇量惊人——上学前就能自如地谈论任何话题。这孩子聪明，不，简直是天才！未来无可限量！我过去常常在小公寓的床上躺着，夜深人静时听着他童稚的鼾声，想象着他可能成就的所有美好前程。我决心拼命工作，每天鼓励他去追求任何能让他感到幸福的事。

变化始于他进入幼儿园，第一次脱离了家庭的庇护。他似乎是那种“不合群”的孩子。我很快注意到他惊人的语言能力和糟糕的书写能力之间的落差。比如某次周末下班回家，我问他在忙些什么，他兴高采烈地说：“妈妈！我们坐船了，我帮忙升起大帆，飞速前进超过了三艘船，还得了奖牌！”

听起来多棒啊！可周一他带回家的“记事本”上，只有在海上粗略画出的帆船以及两个歪歪扭扭、字大如牛占满整格纸的单词“我船（Ma bot）”。我问桥西到底写了什么，他急得快哭出来：“写的是‘我在船上’！这是我的日记！”他看起来既愤怒又沮丧，我完全能理解他的挫败感——满脑子想法却无法落在纸上。

阅读和写作对桥西来说异常艰难。我迷惑不解，因为打我记事起书籍就是我最好的避难所、朋友和老师。记得拿到第一张图书馆借书证那天，它装在一个小小的绿色纸板夹里，我在书里学到了杜威十进制分类法——那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刻之一。借书证和印在书里的文字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提醒自己他还小，我最不情愿的事就是给亲爱的儿子带来不必要的压力，毕竟每个人的成长快慢不同，桥西可能只是还没找到自己的节奏。桥西并不是不爱书——睡前我们俩依偎着共读雷蒙·斯尼奇的《波特莱尔大冒险》的时光是我最珍贵的回忆之一。这套书也是我最宝贵的财富之一，每一页都充满了生动的回忆，以至于我只需要随意翻开某一页，就能感觉到他小小的身躯紧紧贴着我，专心致志地听我大声朗读。

不幸的是，桥西当时的老师认为“隔离”是最佳教育方式：让他背对全班坐着以 “ 集中注意力 ” 并 “ 少问点问题 ” 。我对此感到震惊，却因不懂教育体制而选择信任她——毕竟她是备受推崇的“专家”，而且很多家长对她的教学方法赞不绝口。

如今我多么希望当时听从自己的直觉：孤立一个困境中的孩子是最糟糕的做法。为了更好地帮助、鼓励和教导桥西，我甚至认为进行明确诊断可能是一种办法。他走马灯式地被带到几位专家面前，随后被贴上了许多标签：阅读障碍、动作障碍……我上网翻遍了各种定义、观点和建议，结果比以前更迷茫了。他的“病症”跨越各种领域，我觉得可能是自闭，但专家否决了：“不，桥西不是孤独症，但情况有点复杂……”这点我早就知道了。

我相信桥西的心理问题早在幼儿园的课堂里就埋下种子，但可悲的是，这并不罕见。《独立报》最近分享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一个30人的班里，就有4个孩子可能受情绪障碍困扰，比如抑郁和焦虑。”这不仅在英国是个问题。在美国也一样。据报道，“超过二十分之一的美国儿童和青少年有焦虑或抑郁倾向”。来自大西洋两岸的数据既令人震惊又发人深省，透过这些数字，我脑海中闪现出像桥西一样正在默默受苦的稚嫩脸庞。

桥西交友困难，偏爱与一二好友安静相处，一大群人的喧闹让他无所适从。在人群中，他可能会对噪声和复杂的人际互动倍感压力。这种孤立延伸到了操场和课外时间。我亲眼看到过其他孩子嬉戏打闹成一团，而他被排斥在外，顿感心如刀绞，即使现在想起来仍觉得刺痛。

桥西当时和现在一样，是个温和善良、充满正义感的好男孩，他搞不清楚别人为什么会欺负他。有次一个男孩对他说了极其恶毒的话，校长介入问桥西是否想惩罚对方，他摇头说：“不，我希望到此为止。我希望大家都变得友善。”校长告诉我，施暴者毫无悔意，还庆幸逃过了惩罚。她说的话我记忆犹新：“今日我看见了这两个男孩未来的模样——桥西会成为温暖仁慈的人。你该为他感到骄傲。”

她说对了，桥西长成了这样的人，我为他感到骄傲，但这份认可无法弥补他在学校遭受的创伤。我此生最后悔的事，就是让三岁的他——作为浑身上下被贴满标签、屡屡被同龄人嘲笑的“显眼包”——在那所学校待了整整十五年！

三岁……不过是个小宝宝啊。

如今我认为，桥西的学生时代始终蜷缩在那些被贴在他身上、伴随他一生的标签之下（他十八岁才离开那所学校）。这些标签毁了他，而我难辞其咎——未能采取更果断的行动，没有勇气坚持让他转学到我们参观过的其他学校，却把决定权交给年幼的他。我本应该掌握主动权并坚持到底。我原以为“自主选择”能弥补他被剥夺的掌控感，现在才明白这同样是失职。若说我对他的抑郁症怀有愧疚，那么让幼小的他任由那位老师摆布，便是压在心底的海绵——浸满了悔恨。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那位教育专家让我坐下，严肃地告诉我：“桥西可能永远学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我不忍回忆当时的场景，太伤人了。我为见他请了一上午的假，本来就因耽误工作而倍感焦虑，听了专家的话顿如雪上加霜。我一路哭着走回家，满脑子都是糨糊： 我该怎么办？我该向谁求助？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男孩未来该怎么生存？

那位专家描绘的未来与我为儿子设想的截然相反。从那天起，我的期望彻底改变——不再幻想他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律师、医生、诗人、艺术家……只求他能顺利填写表格或者签名，不会因为做不到而在人群中显得笨拙、尴尬而绝望透顶。

但桥西证明了她的错误，事实上，也证明了我们所有人的错误。老天，他甚至写了半本书！凭借惊人的记忆力、敏捷的思维、犀利的观点和魅力，他用优异的成绩和“礼貌、风趣幽默、旺盛的求知欲”的盛赞，将阅读障碍这些标签埋在了闪光的履历之下。

这几乎是桥西整个求学时代的缩影——悄无声息地成功。直到他十一岁时，一位好老师——不，是一位伟大的老师，实际上是一位天使，我们称她为P博士——来到桥西身边对他说：“你在生物科学方面很有天赋，如果你愿意，你能在这个领域钻研到顶尖水平。”

她的话以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方式点燃了他的灵魂。他对未来以科学为研究志业感到无比激动。他兴奋地向我解释：每节课都像在复习已知的知识！他就是懂！接下来的几年，他如饥似渴地观看纪录片、阅读书籍，只要是与生物学及其主题相关的任何资料。他八岁时就读过《格氏解剖学》并背得滚瓜烂熟，尽管年幼，却能自信地谈论人体构造及其运作原理。P博士说，桥西的知识储备远远超过了课程大纲，有些甚至达到了大学水平，他展现出与生俱来的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好奇心与洞察力。讽刺的是，尽管他精通肉体的每一处构造，却始终难以驾驭人类心智的运作。

P博士让桥西第一次挺直了腰杆、扬眉吐气地走路。她是一位如此善良、伟大的老师，让桥西相信自己能够有所成就。每当我想到她，我都感激涕零，几近哽咽。桥西从这一小杯自信的魔法药水源源不断地汲取神奇的力量。他变得健谈，笑容也更多了，步履生风，散发着生机勃勃的感染力。她给了他在学校里第一份帮助——从未得到过的自尊感——最重要的是，她给了他希望。我永远感激她，愿她知道自己改变了我们的人生。我常常想念她。

尽管桥西在家里或者和我在一起时总是表现出幽默感，他热衷于表达对事物的有趣看法，但他并不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不是一个开心果，不是一个逗乐的小丑——恰恰相反。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每天抱怨腹股沟、膝盖、手腕、肘部和颈部的疼痛。起初，由于他总是抱怨这儿疼那儿也疼，我怀疑这些抱怨可能是为逃学找借口，但随着他长大，任何认识他的人都清楚情况并非如此。他僵硬的动作和痛苦的表情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那时我因为骨盆不稳定这个“先天缺陷”在接受手术治疗，我每天在痛苦中醒来，关节像灼烧一样疼痛难忍，挣扎着开始新的一天。

对桥西来说，早晨特别煎熬，我能想象他穿着校服，迈着僵硬的腿慢慢走下楼梯，像老人一样痛苦地皱着眉头。他说即使是轻微的活动之后，关节也疼得难以进行体育运动。我的“治疗”只有热敷、冷敷、偶尔服用布洛芬和在沙发上休息。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他的病症是如此模糊和多变。

“桥西，哪里疼？”

“哪哪都疼。”

“但哪里最疼？”

“全身都疼。”

我带他去看了一位全科医生，医生看起来和我一样对这些无名疼痛感到困惑，说这很可能是“生长痛”。我稍感安慰，想着随着成长他能逐渐摆脱这些疼痛——他成长路上的又一块绊脚石。

回顾童年，桥西似乎总带着淡淡的忧伤，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常态：内向、自卑、弯腰驼背、抗拒新事物。我是那种会从座位上弹起来，把手高高举向天花板，抢着当众唱歌、给老师办公室送点名册的活跃孩子：“我！我！让我来！”桥西则恰恰相反。我注意到某些情境下他的焦虑会加剧，比如乘电梯或与陌生人互动。

“去小卖部买杯饮料吧。”

“我不想去。妈妈你去吧。”

“把钱给公交司机。”

“不行，我不会。你来吧。”

“你被邀请参加生日会啦。”

“非去不可吗？”

如今我明白这是焦虑的特征，当时只觉得是可以克服的害羞。渐渐地，桥西完全不愿出门了。我在工作间隙拼命想办法逗他开心，哪怕只是暂时的，来摆脱他的闷闷不乐： 请朋友来喝点东西吧？开个派对怎么样？来个游戏日怎么样？去散步吧？去动物园吧？去看个电影吧？一起读本书怎么样？去海边旅行如何？想去看看奶奶和爷爷吗？买玩具？我们可以顺路去玩具反斗城看看？

天啊，“玩具反斗城”——光是写下这个名字就让我直冒冷汗。数不清多少次，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在那座巨型商场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抓起一堆廉价塑料垃圾——他不是真的想要，我也买不起——就只为换他片刻欢愉。一个转移注意力的小玩意。但那就是我的生活。

如今回想，从他出生那天起，我就一直试图帮助桥西找到幸福，像个冰壶清扫员，徒劳地为他扫清障碍——我甚至不知道我在试图扫清什么，也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妄想为他铺就一条平滑的人生轨道。我就像个傻瓜——一个忙碌、徒劳的傻瓜，被情绪和一种深深的欲望所驱动，试图想让一切变得好起来。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笑自己天真——我竟以为美好的一天、一顿大餐或一场电影能治愈他的心理问题。

当然，这并非全无作用：我的爱与善意偶尔如泡一次温暖的热水澡，短暂缓解了疼痛，却无法改写他人生中“不快乐”的基调。这些小小的善举，就像句号一样，有时是必要的，为生活提供了“语法结构”，带来了片刻停顿，改变了语调或方向。但现在我知道，它们无法也不会改变叙事的主线，对我的儿子来说，大部分时间里，不幸已成为他的默认状态。我曾等待他“真正快乐”的时刻，告诉自己：等这学年结束……等去度假时……等到圣诞节……等他学会骑车……十岁……十三岁……十六岁……十八岁……考试通过……加入球队……上大学…… 我至今仍在等待。

看着其他男孩在操场奔跑嬉闹，我多希望桥西懂得“芝麻开门”的密码，但他不知道，我也帮不了他。偶尔提早下班接他时，我讨厌听到其他家长熟络地闲聊，他们的孩子经常一起玩耍：

“这周足球课真有趣！”

“轮到谁接孩子游泳了？”

“周末野餐照旧？”

我知道自己融入“妈妈圈”时的疏离和尴尬，不过是桥西每天所经历的冰山一角。心碎之余，愧疚筑起了高墙，我每次出门工作前都需要先翻越这一关。我开始质疑：如果我不工作，桥西会更快乐、更轻松吗？但问题接踵而至——我的生活呢？我们靠什么生存？我仍想成为他最好的榜样。

桥西的行为亮起无数红灯，我憎恨这种生活模式，但却不知该向谁求助，或者如何更好地帮助他。我的兄弟们说“他很棒，会好的”；姑妈说“聪明人注定活得辛苦，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祖父母干脆叫我“别瞎想”。我对家庭医生提起：“他每天喊疼，又孤僻焦虑，而我忙于工作但别无选择……”对方轻飘飘回答：“人要都一样多无趣。”

我没敢坦白：若能让桥西轻松些，我宁愿他“普通”——我多愿看见他和伙伴一起踢球，一起大笑啊……为此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我的父母对我和桥西的爱和支持一直是无条件的，他们是我最能倾诉心事的人，但他们对桥西永远带着爱的滤镜：“他是好孩子，会好的。别把你的焦虑传给他……他会没事的，曼迪，你会看到的……”

我知道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不愿让桥西因我的担忧而更焦虑，或让他的焦虑更理所应当。于是我们拼命对彼此说“一切都会好的”，他终究只是个孩子。我紧紧抓住“我们会战斗到底，终将熬过去”的信念……绝望地相信着。 4LqxJ9ME1TBZ1cwaAmX8IRnzWV9b0WzOZfocPK9+UPuYKqxNmskO1KctTMIAGa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