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你不会自杀，对吧？”

这是当时我妈妈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时间是在二十五年前，那时候我刚开始对自杀问题进行博士研究。她担心研究自杀给我带来情感的负面影响，后来她还会定期询问，确保我一直在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

“我当然不会。”我回答。

“你确定吗？”她逼问道，想进一步确认。

说实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这不是我真正考虑过的问题。作为一个二十一岁的人，我自我感觉坚不可摧，从来没有花太多时间去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同时，那时候我对自杀也没有一手经验。我一直都对心理健康的话题好奇，但我研究自杀的决定不是计划好的，而是机缘凑巧。作为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心理专业的学生，我一直在研究抑郁，并打算在读博期间继续研究这个方向。

然而在1994年夏天，刚好在我毕业之时，我的一位叫诺艾尔的教授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是否有兴趣做关于自杀的博士研究。我抓住了这个机会，觉得这显然是我（研究生涯）的下一步。自杀是抑郁最糟糕的结果，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期，英国全境年轻男性的自杀率在上升，但在北爱尔兰几乎没有相关的研究。那一天，我还不能看出针对自杀问题的博士研究的前景，但我牢牢抓住了这个机会，决定走一步是一步。

一切就这么开始了——自杀问题研究即将成为我一生的激情所系。但当时我未曾料到的是，多年后诺艾尔会亲手输掉自己的心理健康之战。我常常想起他给我的机会，那就是我的滑动门时刻。尽管永远没法确定，但我怀疑要是没有他，自己不会成为一个自杀问题的研究者，我的人生可能会走上迥异的道路。对此我将永远心怀感激。直到今天，我每天早上都能带着和二十多岁的自己同样的动力和热爱（甚至只多不少）醒来，想要改变世界。我也许应该在诺艾尔需要的时刻伸出援手。我真心希望自己这么做了。我将永远遗憾没能为他付出更多。愧疚和遗憾是一场自杀之后介入者非常普遍的情绪。

回到我妈妈的问题，我当时没有预估到这个博士研究的情感负担，它要采访自杀未遂的人，还要获取关于自杀身亡者的私密细节的第一手信息。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没想到，这些负担明明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切当然会让人筋疲力尽。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晰记得博士研究阶段自己访谈的第一个人：克雷格，一名四十多岁的男子，他因自杀未遂而入院治疗。在我访谈他的几个小时前，他服下了过量的药物。他能活着实属万幸，但我隔着病房和他对上视线的时候，他看起来愤怒万分。尽管提前预演了访谈的内容，但在靠近他病床的时候，我整个人还是僵住了。我开始流汗，希望自己不会说错话。

“你好，我是个心理学家，正在做研究，我想就昨晚发生的事情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我问道。我本以为他会拒绝，但让我意外的是，他同意了——和大部分在自杀未遂后被我找上的患者一样，而这点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我们聊了聊他的生活，他的心理健康，他最近刚刚中断的恋爱长跑，他遥远的过去，以及前一晚他企图自杀的来龙去脉。他想要被倾听。尽管他比我年长，但他和我没什么不同——和我们任何人都没什么不同，他是个正在经历一段困难时期的人，挣扎着想要熬过每一天。同时，我也误判了他：他不是愤怒，而是沮丧——他卡住了，被困住了（trapped），觉得自己是所爱之人的负担。当我问他自杀未遂后，此刻感觉如何，以及对他来说，一切是否有什么变化时，他流着泪告诉我：“没，什么都没变。我不在乎。我和昨天一样觉得自己抑郁、没有用。”而他是对的，什么都没变——他的亲密关系还是崩溃了，他儿时的创伤经历也没有得到哪怕一丁点儿的帮助。他被诊断患有适应障碍，但很快就会出院，除了一封寄给他全科医生的信，再没有别的救助了。我感到了无助—那是我初次经历这样的情感冲击，原因是见到了某个身处严重危难却无法获得帮助的人。他离开医院的时候，带走的问题不少，比数小时前在无意识状态下被救护车送来时还多。此后他将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家人。

“他们因为我感到羞愧，他们认为我太自私了。我怎么能对他们做这种事呢？”他一度说道。我没法回答。在访谈的最后，他感谢了我。就在我好奇为什么时，他就好像读到了我的想法，补充说：“谢谢你听我说。”

那一天，以及早年待在贝尔法斯特市医院急诊科旁留观室的日子，给了我许多珍贵的教训。我明白了倾听的重要和沉默的力量。我了解了源于自身的恐惧的力量，以及怀有自杀倾向的痛苦。我认识到了陪伴身陷痛苦之人的价值，也了解了他们因常和自杀联系在一起的羞愧。我知道那个夏天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并决心要尽自己所能去应对自杀，无论我的努力有多渺小。

妈妈的话依然回荡在我耳边，连同妻子、其他家人、朋友和同事等人的话一起，融入了这曲自我关爱的合唱中。并且，从那一刻开始直到现在，我都断断续续同自己进行着“我会不会自杀”的对话。这样的对话通常发生在与睡眠问题搏斗或者长期熬夜工作的时候，要么就是真有事情困扰着我的时候，就好像它们偷偷摸摸地找上了我。到我四十多岁的时候，它们变得愈发频繁了，随着人生的潮起潮落一同起起伏伏，来来去去。即便在没有进行“我会不会……”这类对话时，我也没有一天不在想着自杀，想着它的原因和后果。我真的会梦到自杀，它就和我活着、呼吸一样自然。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末期，我把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花在了自杀研究上。我试着进入某个有自杀倾向的人的脑海，努力搞明白一系列导致自杀的复杂因素。我是格拉斯哥大学心理健康专业的一名教授，我在这里负责自杀行为研究实验室的工作，这是一个致力于理解和预防自杀的研究机构。除了大学里的研究，我也和很多国家级的、国际的自杀预防组织合作；我还在全国巡回，针对公众发表关于自杀的演讲。能亲眼看到我们的研究帮助别人理解自己或者爱人的痛苦，这就成了我工作中最有意义的一个方面。

科学家们总是尽可能广泛地向公众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这至关重要，尤其是这些研究确实生死攸关。在工作中同那些因自杀而失去了所爱之人的人，同那些挣扎着想活下去的人，以及那些从自杀危机中康复过来的人交流，让我深感自己是何其幸运。在人们对我说出自己最为隐私的生活故事时，我也为他们给予我与我研究团队的信任而感到惭愧。

不久前，当与家人在克里特岛度假时的一个深夜，我再次产生了“我会不会自杀”的思绪。补充一下，这和假期无关，那是一次宜人的假期——气温三十度，海水青碧，有美食和美酒，还有极佳的旅伴。等我在新冠疫情期间写这本书时，那样的假期就像是一段遥远的记忆。我认为是湿度，无法从工作中抽身（暑假是我一年里唯一能不看邮件的时候），以及身为天主教徒而感到的负罪感（会在我不工作的时候出现）综合到一起，导致了这种思绪。当晚乃至之前的几周里，这本该死的书，没错，就是这本，几乎没有远离过我清醒和沉睡时的头脑。几年来，我一直想为大众写一本关于自杀的书，触及那些不会去读学术论文的人。对那些因自杀而失去了所爱之人的人，有自杀倾向的人，或者和身处危机中的人共事的人，以及试图理解这一复杂现象的更广泛人群，这是一本可以对他们发声的书。同时，我也希望这本书是个人的，传递了我的经验——当然我有担忧，作为一个注重隐私的人，我害怕会透露太多关于自己的事情。我认为，正是自我披露的焦虑让我陷入了停滞。作为一个在整个成人阶段都努力让自己表现得自信的人，我一直在问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在一本书里冒险披露任何形式的脆弱、不确定感和恐惧。在多次尝试之后，我还是无论如何也没办法选定一个前行的方向。

但我还是有了突破，那个假日某夜凌晨四点左右，我无法入睡，就盯着空调出风口叶片看，试着让脑子安静下来。和过去频频发生的一样，“我会不会自杀”的念头浮了上来，但这一回，这些念头相当唐突：“我会不会死于自杀？”“我能杀掉自己吗？”“我怕不怕死？”……与以往不同，我第一次让这些念头留了下来，试图理解它们，问自己：“它们什么意思？”“它们为什么一直回来？”“我有什么问题？”过去，它们一进入我清醒的意识中时，我就会把它们赶走，觉得它们让我不舒服。我琢磨是不是自己对自杀研究的沉浸引发了这样的念头，或者是不是因为，在过去的每一年里，都有我认识的人死于自杀。除了拿自己和他们做比较，我什么忙都帮不上。我继续推理：“没错，因此，我会专注于自己的脆弱和自杀的可能性也毫不意外吧？”除此之外，自我二十三岁那年，五十一岁的爸爸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后，我就被自己也终有一死的念头笼罩。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在下意识地谋划自己的死亡，比起心脏病突发，我选择的是自杀。同时，我思考着自己最近更频繁出现类似想法的原因，是不是我对生活产生了不满，且恰好叠加了过去几年的焦虑和不适。确实，正是这三个在我四十到五十岁时几乎一直侵扰我的问题，让我在五年前开始接受心理咨询。

出乎意料的是，那个晚上，有关自杀的思绪引发的困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直面这些思绪让我承认并接受了一点：我是可以有这样的想法的。

向前迈出的这一步似曾相识，也与几年前我开始接受心理咨询时发生的事情呼应了。四十二岁时，我成年后第一次在困境中寻求帮助。我极端地不开心，可能抑郁了，但我不明白是为什么。谢天谢地，每周的心理动力学治疗给了我极大的帮助，至今依然如此。一开始，治疗让我难受、不安。我感觉彻底暴露了自己，并极其虚弱。结果就是我把接受心理咨询当作秘密，只告诉了和我最亲近的人。从2016年5月第一次咨询开始，我已经走出了很远。我对自己是谁有了更好的理解，我更能接受自己的缺陷，而且我确实更快乐了，快乐得多。我的职业也因此受益。心理咨询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绝望的黑暗、生活的虚无，还有即使被他人环绕时也无法忍受的那种孤独。

毫无疑问，心理咨询是我心理健康的转折点。成年后绝大部分的人生里，我一直受到获得职业成功的驱使，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自己的情感和心理健康需求。我是乐观的外向者，总是很积极，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掩饰了自己的紧张。我必须以每小时一百万英里的速度来做所有事情。打个比方，我总是以自己最快的速度从一件事跑到下一件事。我没有留出时间或者空间来滋养自己的心理健康。考虑到我工作的重点，这未免太过讽刺了！

我想起了和心理医生的一次早期咨询，当时她问，我不断奔忙是不是意味着我想从某些东西上跑开？我们也探索了我是否害怕如果慢下来，就不得不去面对自己的不满和空虚，或者那和我父亲的死亡有关？我已经花了几年时间去试图理解这件事。我认为，一开始我想把所有事情都做完的努力是出于我对早逝的担心，但最近我相信我害怕慢下来是因为不想面对自己的情感需求。这也反映在我开始心理咨询不久后的一篇日志里：

我“外向”的自信和自我认知很容易突现。在最近的心理咨询中我聊到，当我有时严重地胡思乱想时，我会试着想象自己身处一个盒子里——出于某些原因，这么想让我有了些许安慰，感觉自己受到了保护。我希望自己提高心理承受能力，要是我坚持下去，胡思乱想就能被屏蔽掉，我就能放松下来。

我在这里披露自己所面临的困境原因之一是，寻求帮助对我起到了改头换面的作用。所以我希望自己的经验能鼓励其他人做出同样的事，特别是那些沉默寡言的人。尽管我依然在规律地同自己和自己的心理健康作战，但我已经找到了于我有效的方法，这方法健康得多，也更容易控制。同时，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性成了我后来研究的一个方面，当时我正在探寻可能导致自杀的因素。

回到那个我获得了突破的克里特岛之夜：那是醍醐灌顶的时刻，就好像我内心有些东西被解了锁。自杀的想法不再让我困扰了，反而意外地令人宽慰，像是有重物被抬开了。然后，随着太阳升起，我的思绪回到了这本书上。在停滞困顿了如此之久后，我看见了一条前行的道路。我能够想象出全书的结构，既是个人化的，又能聚焦在理解自杀的复杂性上，并把做什么能降低自杀风险的最新研究成果囊括其中。我不知道那个晚上是什么引发了变化：也许是度假让我有了时间和空间去思考自己的脆弱，而不用担心工作永无休止地打扰；也许是因为在历经了数年心理咨询后，我已拥有了一个安全的空间。总之，几小时断断续续的睡眠之后，我在第二天早上写下了这本书最开头的几百个单词。

那个早上——最终陷入沉睡之前，我的思绪飘到了第一次被自杀深深触动的那天。当时我接到消息，我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克莱尔去世了。

接到电话时，我人在办公室里。

“她走了，克莱尔走了。”戴夫说道。

“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这是个出乎我意料的电话。戴夫和克莱尔住在巴黎，当时是中午，我们通常会提前约定通电话的时间。他为什么要打电话来？几周前我和他们通过电话，最近也通过邮件和克莱尔联系。我盼着他们回到苏格兰来。克莱尔是苏格兰一所大学的讲师，但过去一年里他们都住在巴黎，因为戴夫在那里有个研究项目，克莱尔请了学术假过去。那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那里度过，她，还有他，都喜欢巴黎。

我记得自己站了起来，困惑不已，在窄小的办公室里快速地来回踱步。我也许又问了一次，他所谓的“克莱尔走了”到底是什么意思？

“克莱尔死了。”戴夫回答道。我依然不明白，也不能明白。我一毫秒都没想过戴夫会告诉我克莱尔死了。

剩下的大部分对话于我成了一片迷雾。我身处震惊中。我没法理解。我依然不明白戴夫的意思。“克莱尔死了。”他说的难道不是她去了别的地方吗？他说“克莱尔死了”是什么意思？在哭泣声中，戴夫告诉了我发生的事情：克莱尔自杀了。我崩溃了。戴夫说话的同时，我内心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道：“克莱尔死了。”“克莱尔死了。”每重复一次，内心的声音就大上几分。

那是2008年9月。克莱尔四十岁，我三十五岁。多年前，我们两人是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读博时相遇，自此便一直是朋友。第二天，当我飞去巴黎陪伴戴夫的时候，我依然无法相信克莱尔不在了。此后，我们每去一个地方，我都期望会见到她。她居然自杀了，这一切都说不通。在她死后很长时间，她都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总在对我说她很好，别担心。

因为克莱尔的死，我崩溃了。这让我变了个人。除了失去挚友的个人打击，我也开始质疑自己的职业生涯。我即时的反应是，我辜负了克莱尔、戴夫和她的家人。我认为自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一开始，我发现自己很难继续自杀研究，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让我想起克莱尔。但我很欣慰自己坚持了下来。正是这种失败感持续激励着我的学术研究，让我努力去更好地理解导致自杀的因素，并开发新的方法去保护那群最脆弱的人。我在每周的心理咨询中还会提到克莱尔。我如今还是会为她而哭，她的影响萦绕在我的生活中，成了我对自己的脆弱的每日提醒，也是对我们所有人的脆弱的提醒。

我们每个人都有关于自杀的个人经验，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自杀是一个每年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着数百万人的公共健康危机。我们每个人都认识某个死于自杀的人，或者我们会认识某个受到了自杀影响的人，也可能两种人都认识。令人相当悲伤的是，我们大部分时候都不愿意谈论自杀，害怕询问某人有没有自杀倾向。这一点必须改变。我们能围绕自杀展开对话是非常关键的，这样会让更多的人感觉不那么孤独，得到他们需要的帮助和支持。

自杀是最后的禁忌之一。它是那个“大写的S（suicide）”，然而有人依然不愿意说出这个单词。它让我想起了二十或者三十年前围绕着癌症的禁忌，那时候它经常被称为“大写的C（cancer）”。悲伤的是，自杀和谈论自杀受到了羞耻、错误观念和误解的阻碍。我想要展示出我们所有人都无法避免的脆弱，更关键的是，要展示出这种脆弱将如何成为把我们变得更坚强的催化剂。我会带你了解研究成果，帮助你尝试了解自杀的不同方法，但重要的是，我也会让那些有自杀倾向的人，或者被自杀夺去了所爱之人的人发出声音。我刻意避免了采用教科书的方式来写这本书。因为自杀能影响到所有人，我希望它能够尽可能触达更广泛的读者群体。理解及预防自杀的每种方法的细节，都有其他的书介绍过了。这本书不是针对每一种风险的对照表，也不是自杀预防策略。这不是它的目的。

因此，我试图通过《多希望我能拉住你》来做点不一样的事情。结合个人经验和职业经历——讲述包括自己的故事在内的人们的遭遇，我希望能够传递出自己在生活中，以及对这个最让人绝望的现象的研究中学到的东西。这是我通过研究自杀而走过的旅程，包括自杀是如何影响到我个人的。在这本书中，我从自己遇见的人的经验出发，试着搞清楚自杀，并分享那些有自杀倾向的人的故事，以及因为自杀而失去了所爱之人的人的故事。在所有的例子里，我变更了有关他们个人生活的细节，也隐藏了他们经历的细节，好保护他们的隐私。我把不同的经历结合到了一次描述中，尽管我变更了某些细节，我想传递的信息没有变，也是符合这些经历的。迄今为止，在自杀研究和预防的旅途中，我已经从遇到的无数人身上学到了太多，我为此深怀感激。

我会介绍一些自杀的常见原因，还有同自杀有关的因素。我会试着讲清楚何为自杀念头，为什么对某些人来说它们会变成自杀企图，以及对某些人来说，为什么会导致死亡。和媒体报道相反的是，自杀不是由某个单一因素导致的，它是一系列复杂的生理、心理、临床、社会和文化的决定性因素结合形成的“完美”风暴的结果。对大部分人来说，自杀不是想要结束生命，而是想要终结无法忍受的精神痛苦。在整本书中，通过带着你检视自杀的某些关键决定性因素，我将对这种痛苦出现的原因进行剥茧抽丝的分析。

要是你曾受到过自杀倾向的影响，尤其是你失去过所爱之人，读这本书也许会引发艰难和痛苦难熬的情绪。关爱自我是如此的重要，所以请一定照顾好自己。我也在书的结尾处收入了某些组织的联系方式，它们也许能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一只手。

最后，如果你有过自杀倾向，或者失去过自杀的人，或者正在帮助、关怀有自杀倾向或进行自我伤害的人，我最大的期盼是这本书能帮上忙。以某种微小的方式，让你理解自己的痛苦，或者理解其他挣扎中的甚至已经输掉了这场战斗的人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