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图像中的粤东平寇：明刊本《三省备边图记》考析

引子：研究状况与问题的提出

《明经世文编》在总结明朝边患时认为：“国家外夷之患，北虏为急，两粤次之，滇蜀又次之，倭夷又次之，西羌又次之。” 可见在晚明人心目中，两广地方长期混乱是仅次于“北虏”的边患，这和今天所熟知的明廷两大外患“北虏南倭”有很大差别。赵世瑜先生分析陈子龙等人之所以将两粤和滇蜀的问题排在“倭夷”之前，可能是按照兵力投入的规模来排列的，也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嘉靖时期达到高潮的“倭乱”已大体平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华南与西南地区的区域开发引发的社会矛盾此时日益凸显。

广东动乱的局面历经二百余年，在万历之后逐渐平息。明廷剿抚并用，以剿为主的策略收到成效，广东社会发展出现根本好转。而隆万之际粤东潮惠二府平定山寇一役，尤为关键，在广东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然而除零星的间接描述外，相关的专门研究并未出现。唐立宗《在盗区与政区之间：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变动与地方行政演化》一书全面论述了南赣巡抚政区的地方动乱与朝廷对策 ，潮惠二府一度属于南赣巡抚辖区，不无遗憾的是，因为明廷于福建、广东各设巡抚，潮惠二府遂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至万历十六年（1588）期间脱离南赣巡抚的管辖，重新划归广东巡抚辖区，故而唐氏未曾语及隆万年间粤东平定山寇一事。

刊刻于万历早年的《三省备边图记》（以下简称《图记》），是一本刻版成书的战争图册，其中多有涉及粤东平定山寇的内容，记录了明军击破各处山寇的事迹。《图记》编撰者苏愚，字君明，江苏如皋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于隆庆、万历之际历任福建、广东、贵州三省的兵备道。 《图记》按苏氏的任官次序，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录了他所参与的平定福建倭寇，广东海寇、山寇和贵州叛苗诸役。 粤东平寇一役中，苏愚时任伸威道兵备副使，是第一线军事指挥官，全程参与历次战事，他所编辑的《图记》自有不同于正史、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因此，《图记》中有关平定山寇的图画与题记，除了书籍史、版画史上的意义，更为我们考察这一事件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近年来，《图记》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并出现相关研究。台湾学者马雅贞是最早注意到此《图记》者，在讨论明代宦迹图时，她结合其他两本同时期的版画插图，就其产生机制和画面构成做出讨论。 陈履生则详细分析了书中的抗倭图像。 陈贤波关于明代广东海防体系的研究，也曾援用此书作为重要材料。

本文将在前人对《图记》的研究基础上，首先结合题记，释读《图记》关于粤东平寇的图画内容，继而分析《图记》所涉平寇的方略、战争场景，最后分析《图记》刊刻的时间、地点以及苏愚编纂此书的意图。

一、粤东平寇的历史背景与《图记》中的相关图画

洪武二年（1369），明军进入岭南，地方势力何真率部归降，广东成为明朝的十三行省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就已获得对广东的全面管治。明代广东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表现为一方面是珠三角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进而带动文化兴盛，骎骎然已追及中原、江南的发展水平 ，另一方面则是珠三角之外的粤东、粤西两翼地区，除县府所在地的城镇外，广大乡村仍是化外之地。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流民的增加，江西、广东、福建三省交界的三不管地带形成了令朝廷头疼不已的“盗区” 。加之嘉靖年间倭寇的兴起，广东“山海交讧”，寇情愈演愈烈。到了隆庆时期，情况更加恶化：“惠、潮地相接，山险木深，贼首蓝一清、赖元爵与其党马祖昌、黄民太、曾廷凤、黄鸣时、曾万璋、李仲山、卓子望、叶景清、曾仕龙等各据险结寨，连地八百余里，党数万人。” 面对广东山寇，明廷一直在剿和抚之间摇摆，直到事态严重，朝廷方始痛下决心，内阁高拱、张居正等人接受了两广总督殷正茂以剿为主的方略。于是隆庆六年（1572）决定大征，冬十月大举。

成书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的《惠州府志》距离此次战事不过二十余年，详细记载了明军的兵力部署与征剿方略：

分五军：参将王诏出归善，副以守备陈璘，参议顾养谦监之。参将李诚立出揭阳，参政陈奎监之。游击将军王瑞出长乐，副使苏愚监之。参将沈思学出海丰，参政唐九德监之。指挥祖万松出永安，亦参议顾养谦监之。总兵官张元勋将中军居陈田，副使吴一介则监诸军。

明军共四万人，兵分五路，对贼巢形成合围之势。在具体剿寇方略上，为了避免各巢并力，官军名义上只征讨蓝一清、赖元爵两处巨贼，最后才调转枪头，将粤东各处山寇一网打尽。这一假途灭虢、声东击西的战略，苏愚在《图记》中称是其谋划出来的。万历《惠州府志》则有不同的记载，认为时任广东参议的顾养谦才是主要策划者与实施者。该书还详细记载了顾氏在此役中如何恩威并用，感化贼酋，以减少无谓伤亡，却于苏愚只是提及姓名，而对其事迹不道一字。在《明史》中，此次大征，则以广东总兵张元勋功劳最大：“正茂议大征。……征兵四万，令参将李诚立、沈思学、王诏，游击王瑞等分将之，元勋居中节制，监司陈奎、唐九德、顾养谦、吴一介监其军，数道并进。” 偏偏就漏了苏愚的姓名，可见苏氏在此次大征中，虽然全程参与，但并非如他所自称的那么重要。显然，由于立场不同，对于同一场战役，记载的侧重点就不一样，甚至记载的战场指挥官都不一样。《图记》无疑夸大了传主苏愚的功勋，那么，苏愚为何在十多年之后，自加戏份，掠美同僚之功？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下文将略做讨论，此处首先释读《图记》关于粤东平寇的图画内容。《图记》涉及粤东平定山寇的共有题记九则、图九幅，以上图下记的形式分述各处破山寇事迹，分述如下。

（一）《岭东征山寇图》。此图以一道栅栏将画面分隔成两部分，左边表现的是官军诱抚赖元爵，两军隔溪对峙，山寇败走，其中一骑马败退者，正是寇首赖元爵。画面中官军的形象是盔明甲亮，而山寇则是头戴布帽，多做败退状，如被俘则多赤裸上身。官军与山寇的区分，读者可一目了然。右边表现献俘的场面，中军帐中坐立一将，正是传主苏愚，两边刀斧手林立，军容甚盛，一群赤裸上身的山寇跪于帐前等待处决。（图1）

（二）《南岭破寇图》。此图中，官军左右夹攻山寇，山中盗贼挤成一团，官军奋勇合围。画面前方有抓捕贼首叶景清、赖元爵的特写。（图2）

（三）《九丫树破寇图》。此图所绘是传主深感自豪的事件，故而特别图之。画中官军与山寇厮杀一处，右下角官军擒拿贼首曾廷凤，其后则有官军手提人头准备报功。（图3）

（四）《羊鼓寨破寇图》。此图可分为三部分，在画面的中间，首先描绘的是官军沿着鸟道进攻山贼，接着是官军主将在山坡上指挥若定，其下则是被擒贼徒数十人。最后是画面的左下角，描绘的是捕捉贼首王民泰（黄民太）一事。（图4）

（五）《平山寇升赏图》。此图表现征山告一段落，朝廷封赏之事。传主坐于堂中，两旁仪卫齐整，门外有一小卒飞马来报，山路之上，有二公差背负御赏之物骑马飞奔而来。（图5）

（六）《岭东破残寇图》。此图表现的是一场遭遇战，官军与山寇残部于山间狭路相逢，山寇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图6）

（七）《招抚零寇之图》。此图可以看到山路上有不少官军举牌行进，牌上书“招降”二大字。官军之后则有不少接受招抚的山寇。远处的城池，隐喻朝廷通过设立新县安抚民众的做法，还暗示作者于城内鞭杀贼首以儆效尤的果决。（图7）

（八）《平潮阳剧寇图》。此图画面中心是一座城堡，城门紧锁，官军四周围城。官军用云梯火攻，又以盾牌靠近城墙，另以喷筒、火铳发射弹药，弓箭手则往城里射箭。（图8）

（九）《平潮寇钦赏图》。此图描写传主苏愚立于堂前等候，他面前已摆好香案，两旁家仆恭候。门外朝廷的使者手捧御书，正要入门，其身后则是两名风尘仆仆的侍从。（图9）

二、《图记》所见明军的武器配备与攻坚战

《图记》中有多幅表现官军与山寇近身肉搏的场面，其阵势前列都是手持狼筅的战士。 这似乎说明，嘉靖年间大规模抗倭战争告一段落后，作为克制倭寇最强兵器的狼筅并未马上退出历史舞台，仍然是东南沿海明军主要的克敌利器。为了最大限度发挥狼筅的战力，戚继光将狼筅融入阵中，创造了“鸳鸯阵”。据学者考证，“此阵是攻防紧密结合的战斗集体，由一名挨牌手（伍长）、一名藤牌手、两名狼筅手、四名长枪手与两个刀手组成，牌、枪、刀皆依狼筅而动，其他兵种弥补狼筅的劣势，帮助狼筅在阵法中更好地发挥作用，牵制倭寇保存己方安全，创造机会消灭敌人” 。《南岭破寇图》（图10）的左下角，很好地为我们展示了明军这一新战法。图中两名狼筅手居中，其身前左右各有一名盾牌手掩护，身后则有长枪手多名，与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的相关记载相符。

晚明处于冷热兵器过渡阶段，明军已经大量配备喷筒、鸟铳、佛朗机、发熕等热兵器，它们在《图记》中皆有表现。以围攻朱良宝一役为主题的《平潮阳剧寇图》一图，就展示了明军在攻坚战中大量使用火器的战例。该役是整次大征中最艰难的攻坚战，也是《图记》的高潮部分。《图记》中称官兵出师不利，《万历武功录》中的记载更为详细：

是时良宝在故巢，巢皆高山，维以土垣，深沟固垒，弗肯与我师战。中间多绵丝坚甲，其火药如大发熕、百子铳等类，号最精，并守以死士。而良宝又颇习兵法，平时能与士卒同甘苦。及出略有所获，辄均与士卒分。以故士卒皆以为良宝亲己，多从之。及开战有功，良宝亦复予重赏。令士卒皆大喜过望。今其众多削发为誓言，誓欲为良宝死，一可以当十，十可以当百，百可以当千也。我师往往列营田中，田中皆淤泥。彼得冒百死，乘高山俯临我。我偏将胡震、董龙、李诚立，常以伏兵挑战，会山上铳炮如雷，诸酋来以死迎我师。我师败。顷之，诸酋复乘胜来冲营。偏将军李诚立独骑马走，坠马，伤左足。俄诸酋复以三十人绐为往田中采稻穗，诱我师。我师鏖战，山上诸酋并发如雨，直捣中军营，诚立复骑马走，士卒被杀伤死者二百余，营中空无人。略大发熕七门、百子铳二十余门、鸟铳百余门、糗粮一百石、火药八桶以去。

此后，明军慢慢扭转战局，“是时诸路军乘胜，勇气益百倍，欲剿巢”。又经苦战方才破城：

而黄道先期用云梯云车围垣，已登。贼觉，并出战，我兵创二百余人，贼亦多杀伤，死者略相当。于是制置使请宽道罪，而以裨将汪采枭斩军中以徇。自是之后，诸酋尽堕坏其屋居，乃掘治坑井，令四维如垣墙，益覆以土高。而维以内，择大木重树排栅起敌台殊死守。以欺谩汉兵不能知。而汉将陈璘先已建望楼。楼高凡七尺，其根株窟穴所在，皆璘所观记矣。于是议以士卒往海上取咸水草数十万石，实竹篓中。去地皆填以土。令我师得上下楼自如也。居亡何，潮守李多祚、倅顾学仁言诸酋以三十人出西塞钩草，赖璘军格斗战，诸酋始尽还巢。而元勋乃为计，昼以云梯云车，及人字竹牌蔽遮铳石，用耝于墙下掘土，令底虚则围城自倒。我乃以牛车载土及草，令士卒积草成山，积土与贼垣平。然后以柴草火器抛掷入巢。我师四面而起，千铳齐发，彼乌能奈此炎烈何也。于是幸用其计，乃以木板柴草，填壅濠川。贼闻，出略填濠草数束而去。我兵创数人。是夜，元勋复治草为人，以三十数，皆披介胄如兵。贼望见我兵至，乃齐举火药铅弹几尽。复取血衅旗鼓，时夜半至旦日，天未明，我兵半在土山，以火箭、喷筒焚其敌垒。用发熕、百子鸟铳击贼。贼以铳敌我师，强半在排栅下，使滚刀长枪如飞殊死战。于是我师抛掷水草。诸酋复以水当我师火攻。我师以一军治墙孔，一军掘墙基，须臾围城并颠倒。我师五合六聚而入。李诚立、董龙斩诸良宝等首三百四十六级。

《平潮阳剧寇图》表现的正是破城的场景。明军以盾牌掩护前行，手搭云梯逼近城墙，又在城下堆起草垛，准备以柴草火器抛掷入巢。土山上另有明军以各种火器向敌垒发射。还有明军用耝于城墙下掘土，准备令城墙坍塌自倒。此图生动再现了晚明时期兴起的以热兵器为主的攻坚战术。（图11）

三、《图记》的刊刻时间与地点

《图记》记事从苏愚于隆庆三年（1569）在福建兴泉道任上抗击倭寇开始，一直到万历八年（1580）于贵州都清道上招抚苗酋归抚结束，跨度达11年。苏愚在自序中称：“余释褐来三奉命备兵十余载，闽之兴泉，广之伸威，贵之都清，东西南最难处者。”说明该书的编撰不早于万历八年。该书卷首邹元标万历十年（1582）序曰：“公驻镇都匀暇日，念曩时劻勷之状，乃各为图以纪其事。” 可知《图记》在万历十年已经成书，亦即苏愚在贵州都清道任内。苏愚的自序则作于赴任江西右布政使之后的次年（1583）夏五月，大约此时才刊刻面世。不过，可以初步假定，《图记》可能完成于万历十一年（1583）苏愚在福建按察使任上，即刊刻地点在福建。虽然他很快就调升江西布政使，但福建是当时的版刻中心，所以在福建刻书的可能性更大。

我们目前无法确定，邹元标在贵州都匀卫所见的那本《图记》与最终在福建刊刻成书的《图记》是否一样，如果一样，那么说明即使在偏僻的贵州小邑，其本地画工表现战争场面的技能也很惊人。

不过，综合各种因素，笔者认为，《图记》在福建刊刻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规模、系统化运作等因素更是出资刻书者首要考虑的，刻书终究要讲求效率。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图像对比的方面来讨论《图记》刊刻地点与时间的问题。

《图记》里面的建筑物，包括门柱、门厅的许多细节，都以黑色块来表现，这种手法在当时南京和福建的书坊也很流行。如万历三十三年（1605）余氏双峰堂刊本《新刊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四卷）》（图12）。而越往后期，即往天启崇祯年间发展，地域上往湖州、苏州、杭州发展的话，黑色块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非常精细的白描式刻画，或者是细密的花纹装饰，画面填充得十分饱满。在背景的处理方式上，明代版画大致有这样一个从简朴到烦琐的发展过程。

在许多图景中，《图记》也与福建书坊的出品有相似性，如受降图，似乎来源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闽建书林清白堂杨涌泉刊本《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图13）。至于受赏的场景，也与万历二十六年（1598）余象斗双峰堂刻本《三台馆仰止子考古详订遵韵海篇正宗》（图14）有相似之处。以上图像分析，也进一步证实《图记》应当刊刻于福建，时间则在万历十一年（1583）前后。

可以看出，《图记》中战争场面既有写实的成分，也有合理想象的空间，在一些具体情节的刻画描写上，表明画工对战争有一定的熟悉程度。马雅贞曾将《图记》与其他明代战勋图相比较，指出《图记》共描述二十五幅战争相关图像实属惊人：“二十五图不但将苏愚的战勋区分为三省，更细分为针对不同寇夷的图式，并在各寇内又再切割出数个战役，如此将战伐图像层层分类，而得以发展出新的变化。”

当然，这名来自闽北山区的画工未必有亲历战场的经验，他可能根据苏愚的文字描述进行合理想象与描绘，同时又借鉴了其他的战争图来补充。我们所知的几件抗倭图，如纪念胡宗宪平倭事迹的《抗倭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图15）、传为仇英绘的《倭寇图》（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纪念明水军都督陈璘壬辰之役的《征倭纪功图》（图16）等作品，充分说明了在晚明士大夫阶层流行的战争图纪功的创作模式。

当时坊间流行各种战争图像，这种偏离文人趣味的民间版刻艺术，可能正是《图记》的图像来源。《图记》中“狼筅”的形制与实物有一些差别，戚继光《练兵实纪》载：“狼筅乃用大毛竹，上截连四旁附枝，节节丫杈，视之粗可二尺，长一丈五六尺。人用手势遮蔽全身，刀枪丛刺，必不能入。故人胆自大，用为前列，乃南方杀倭利器。” （图17）按照郑若曾的说法，所谓狼筅，就是在长而多节的茅竹顶端装上铁枪头，两旁枝刺用火熨烫，使之有直有勾，倭寇长刀虽利，却砍不断软枝，因而起到极佳的防卫效果。 在《图记》中，狼筅两旁的枝刺被简略为规整的钩镰式样，这与《纪效新书》（图18）、《筹海图编》（图19）的图样接近，说明在书坊刊刻者那里，三者之间有共同的图像渊源。此外，某些雷同、自我复制的画面，如《南岭破寇图》与《九丫树破寇图》中官军与山寇厮杀的场景，就是同一粉本而略加改动而已（图20）。这似乎也说明当时画工有一个相对成熟的图像来源系统。自我复制是民间艺术的一个普遍现象，因为画工有自己的图像表现逻辑，他们脑海中，每一个形象就如同字典里的单字一样，已经分门别类储存好的。因此，与其说是刻工的自我复制，不如称之为组装零部件更为恰当。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知晓隐藏在《图记》背后画工的名字，他们只是无名的画师和刻工。然而，正是这些无名的画工，向我们展示了隆万之际战争图的艺术水准，它也表明了在明末版画黄金时代到来前夕版画的普遍水平。

传主苏愚为何在多年之后突然炫耀边功甚至掠美同僚的功劳？此举有何用意？万历十年（1582）正是张居正病卒的第二年，朝廷又一次出现重新洗牌的局面。粤中平寇的主帅两广总督殷正茂已于万历六年（1578）致仕，万历十年还陷入一场贿赂张居正的案件之中 。广东总兵张元勋在平寇不久“寻以疾致仕，卒于家” 。与《图记》同时，还有一本震惊朝野的书籍刊刻问世，即高拱揭露他与张居正政争内幕的《病榻遗言》，“它的出版在朝野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最后处理张居正一案的强烈催化剂” 。而为《图记》作序者，正是当年因论张居正“夺情”而惨遭政治迫害的邹元标。当然，两书在同一年出版，可能只是一种巧合，但苏愚出版此书应该有明确的政治意图，“不识可备筹边之末议否” ，更像是一种故作谦虚的修辞笔法。

结语

经过隆万之际的“大征”以及有效安抚流民的政策实行，广东终于基本稳定下来。万历三年（1575），“岭表略定” ；万历六年（1578），“岭表悉定” ，从此潮惠地区彻底接受礼乐文明，成为王朝的化内之地，而朝廷在该地区也再未进行大规模军事征剿。隆万之际剿寇的核心地区，入清之后成为嘉应州。雍正十一年（1733），清廷将惠州府的兴宁、长乐二县，潮州府的程乡、平远、镇平三县，从原先的行政区域中剥离出来，组成嘉应州，时称“嘉应五属”，直属广东省管辖。该地自晚明之后文风颇盛，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来自粤东北嘉应州的寓居文人构成了作用于19世纪早期多元化的广州文学和学术界的外来者中一个重要群体。嘉应考生在乡试中中试的人数一直甚高，其成功可以媲美南海、番禺、顺德这珠三角核心的三个主要县份。

正如马雅贞新近研究所指出的，“近年来学界对于明代社会的新理解，如商业繁荣、出版业兴盛、糅杂的雅俗文化等，和同时频频发生的寇乱边事并非分属不同的世界” ，现存战争题材的图画与文字，表明晚明富庶繁华的城市文化的另一面，是激烈的社会动荡与血腥的杀戮征伐。今天重读《图记》，益发令人感慨粤东地区在晚明时期由一片“盗区”转化为后来的“海滨邹鲁”，是何等不易。珠三角繁华地区弦歌不绝、文酒升平的背后，则是粤东山海之间一片刀光血雨，炮声火海。今日广东的文明形象，却是奠定于这一次血与火的洗礼之后的。 Fmmn08z/nLCoimaSlhyiaKTtLmn0npyngseQBqLeEHhk1EOzCB7//fsMW1o8QDH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