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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溯华夏文明的起源时，传统的史学家当以司马迁为代表。《五帝本纪》是《史记》的开章，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所处的五帝时代为华夏文明社会的肇始阶段，而黄帝又是五帝之首，由此被塑造为“人文初祖”的光辉形象。但即便是在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年代，黄帝的具体生平经历已众说纷纭、真伪难辨。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不由地感叹道：“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在司马迁看来，黄帝时代过于遥远，事迹茫然不可考，故而相对晚近的尧舜就成了司马迁心目中信史的开端。司马迁的这一史学传统显然承继自孔子。相传孔子在整理《尚书》时，“上断于尧”，把《尧典》作为《尚书》的开篇之作，即承认尧是上古历史的起点。
最早记载尧的史籍就是《尚书》。《尚书》可能成型于西周末年，原有三千多篇，经孔子删改为一百多篇。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尚书》被儒学博士伏生冒死私藏起来，其后罹战乱，仅余下二十八篇。伏生所藏《尚书》皆用秦末小篆写成，阅读不便，于是晁错在其口授之下，用“今文”（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录下来。汉武帝时期，民间又献上伪《泰誓》，合共二十九篇，形成伏生本《今文尚书》。伏生本《今文尚书》应属于战国晚期流行的《尚书》版本。
尧传说主要见于现今所见《尚书》中的《尧典》。值得注意的是，《左传·文公十八年》中，鲁国的史官大史克在提及尧舜的事时说过一句话；“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鲁文公十八年是公元前609年，可见在孔子之前，《尚书》中的《尧典》和《舜典》是不分开的，合二为一，称为《虞书》。及至战国之时，《虞书》才分解开来。但是《虞书》的分解有多个版本，战国中期孟子所见到的《尚书·尧典》与伏生本《尚书·尧典》就有不同。《论语·尧曰》第一章中有一小段尧命舜的话：“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而这些语句不见于伏生本《今文尚书》中的《尧典》，可能来自战国中期流行的《尧典》。
除了《尧典》，涉及尧的古籍，尚有《古本竹书纪年》《帝王世纪》，以及《左传》《国语》《孟子》《墨子》《荀子》《史记·五帝本纪》，等等。汇总这些文献可知，战国至秦汉之际，尧的事迹主要包括世系、执政、禅让三个方面。
司马迁基于“圣王同祖”“华夷共祖”的史观，列出了尧的世系。尧成了黄帝的玄孙、帝喾之子，其母为陈锋氏女。陈锋氏女名庆都，生尧于丹陵。上博竹简《容成氏》中说“昔尧处于丹府与藋陵之间”，丹陵应即丹府与藋陵的合称，但具体位置不详。《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二载“伊祁山，尧住此山，后因作姓”，伊祁山即今河北保定市顺平县的伊祁山，所以尧乃伊祁氏。丹陵可能离伊祁山不远。尧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挚。帝喾死后由挚继位，但是挚荒淫无度，故天下拥立尧。尧最初的封地在唐，即今山西临汾尧都区。因而孔颖达《尚书正义》中说：“尧年十六，以唐侯升为天子。”尧曾游居于陶，《括地志》“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
即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所以尧号陶唐氏，又称“唐尧”。
由此可勾勒出尧一生的行迹：从河北中部向西迁徙至山西的临汾盆地，并定都于平阳；还曾经南下运城盆地，到过黄河岸边的蒲州。尧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汾河流域下游，这一地区分布的陶寺文化（约公元前2450——前1900年），被认为是传说中陶唐氏的文化遗存。
尧执政时期，施仁政，祥瑞频现。这是因为：圣君行仁政，上天就会降下符瑞或祥瑞，以示嘉奖。魏晋之后的志怪小说中详列出了尧时代的种种异兆，明显是因为受到西汉儒家大师董仲舒天人感应哲学思想的影响。这种祥瑞的美学观感十足，如《述异记》中称：“一日十瑞：宫中刍化为禾，凤凰止于庭，神龙见于宫沼，历草生阶，宫禽五色，鸟化白神，木生莲，萐莆生厨，景星耀于天，甘霖降于地。”另一部志怪小说《拾遗记》中也记载了尧施政时的其他祥瑞，包括得玉版金璧于河洛之滨，鸾雏年年来集，麒麟游于薮泽，等等。同时还有干戈不用、三苗自服，就连遥远的秪支之国也进献“能搏逐猛兽虎狼”的重明鸟。
最令世人称道的是尧知人善任，广纳隽才。如委派羲和观天文、制历法、授民时，用以指导耕种，发展农业；外貌奇特的皋陶被任命为法官，推行“五刑”“五教”；具备神力、拍击石头就能让林中百兽狂舞的夔，则被任命为乐官。法官、乐官等是尧设立的官职，另外还有四岳、八伯、十二牧等组成的举足轻重的议政机构，可见尧之时已经初步产生了后世国家的官制。
但尧时期也是灾难重重的年代，中原大旱，十日并出，妖孽横行。尧遂命神箭手羿诛杀妖孽，为除民害，又射下九个太阳。尧还殛鲧于羽山，原因不明，有文献说是鲧治水失败。这可能是尧晚年的事。此时尧身体衰老，治事迟钝，有人开始不服。尧决定按照禅让制的传统，禅位于贤能，为此把自己的儿子朱送到丹渊去避嫌。尧选定的继承人最初是许由、子州支父等，不过他们均拒绝。最后尧禅让给才能超凡、品德崇高的舜，还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都许配给他。
据传尧在位九十八载，寿一百一十八岁。尧的葬处，说法不一。《吕氏春秋·孟冬纪·节丧》称尧葬谷林。《墨子·节葬》称尧葬蛩山之阴。《山海经·海外南经》则云尧葬狄山之阳，或崇山。狄山或崇山，现在都认为是山西襄汾县城东北的太岳山脉余脉崇山（又名塔儿山），海拔1493米，著名的陶寺遗址就坐落在崇山北麓。
后人对尧的评价极高。《论语·泰伯》中，孔子是如此赞颂尧的：“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在孔子的心目中，尧遵循天道行事，施仁政，爱百姓，具备了圣君的所有美德，是亘古以来最伟大的君主、最完美的政治家。
舜承续圣君尧的衣钵，是五帝的最后一位，而文献中关于舜的记载比尧更加扑朔迷离。
前已述及，成书于春秋之前的《虞书》在战国时期分成《尧典》《舜典》，但是版本不同，孟子看到的是战国中期的分法，伏生看到的是战国晚期的分法。孟子版与伏生版之间至少有两个差异。其一，关于上古贤人伯益、大禹、后稷、契被任用，孟子版说是尧在位期间，尧首先选拔了舜，舜又选拔了这四贤，伏生版却将这四贤的任用置于尧死之后；其二，孟子版中有“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书》曰，洚水警余”，而这两句话不见于伏生版，可能是因为战国晚期在分解《虞书》时遗漏了一部分竹简。不过，从《孟子》一书的内容来看，当时人们对舜的事迹非常熟悉，说明战国中期有关舜的传说在齐鲁大地流传甚广。
除了《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叙及舜的典籍主要有《论语》《左传》《国语》《孟子》及《墨子》等诸子百家时代的著作，《大戴礼记·五帝德》《世系》《古本竹书纪年》等战国晚期的史料，还有司马迁走访实地，搜集的民间流传的上古帝王故事，最后编写成的总结性的传说史料《五帝本纪》。
战国至秦汉之际，流传的有关舜的故事包括家世、姻亲、治平洪水、任用贤才、流放四凶、征伐三苗、禅让、葬处等。其中，《孟子》中叙及的舜故事不见于伏生版的《尧典》《舜典》，诸如“不告而娶”“舜往于田”“祗载见瞽瞍”与“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等，这些故事可能载于战国中期流通的《尚书·舜典》。
司马迁在“圣王同祖”的框架之下，详尽列出了舜的世系：黄帝—昌意—高阳（颛顼）—穷蝉—敬康—句芒（望）—桥牛—瞽叟（瞍）—舜。尧、舜同祖，但尧是黄帝的四世孙，舜是黄帝的八世孙，舜是尧的玄孙辈后人，似乎有点不合情理。另有一说，《路史·余论》引用《吕梁碑》中的世系，是虞幕—穷蝉—敬康—桥牛—瞽叟（瞍）—舜。这条世系链中没有句芒，而且舜也不是黄帝的后裔，所以尧不是舜的祖辈人物，跟《左传》中的记载相吻合，可能较接近事实。
史籍中对舜行迹的记载比较多。孟子说，舜生于诸冯（今山东菏泽或诸城），该地在上古时期属于东夷的活动区域，所以孟子说舜是东夷之人。这应该是战国时期流传于齐鲁地区的说法。《史记·五帝本纪》则有另一种说法，“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今山西中条山脉西南端之雷首山），渔雷泽（在今山西南部或河南濮阳），陶河滨（在今山东定陶或山西永济），作什器于寿丘（今山东曲阜），就时于负夏（今河南濮阳地区）”“居妫汭（在今山西永济西南）”。因妫汭在古虞国之地，因此舜称有虞氏，或说舜的先祖虞幕被册封于此，故号有虞氏。《墨子·尚贤上》又持一说，“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清代经学家孙诒让认为“服泽”即“蒲泽”，今山西永济一带。《帝王世纪》则称舜都蒲坂（今山西永济蒲州镇），其地也在蒲泽附近。
这些地名看似紊乱，但主要集中于鲁西、豫东、晋西南三个地区，而且大都位于西汉时期的冀州范围之内。彼时的冀州，包括山西南部、河南东北部、河北西南角及山东最西小部分地区。司马迁治学严谨，曾亲自游历走访，向当地民众搜集历史人物的传说故事。而且，他出生于晋西南地区的龙门，对流传于当地有关舜的传说很可能了如指掌。可见，舜本来出生于东夷之地，后向西迁徙，活动地区主要在山西南部，大致是运城盆地以南、中条山脉地带。这一地区分布着的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约公元前2400年—前1900年），当与传说中的有虞氏文化相关。
综合《左传·昭公八年》《史记·陈杞世家》《国语·鲁语》中的记述，大致可以推测出舜的家世。舜的先祖虞幕出自颛顼之族，始封地在虞，即今山西运城盆地、中条山一带，所以号有虞氏。自虞幕传位至瞽瞍，“无违命者”，即能恪守天命、保身守国。舜的父亲瞽瞍，妫姓，并非双目失明的糟老头。上古时期，瞽瞍是乐师的代名词。这是因为盲（瞽、瞍）人听觉特别灵敏，适合当乐师，《国语·周语上》有句话“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瞽常常与史联称为“瞽史”，担负记传史事之责。瞽瞍先娶妻握登，生舜于诸冯。《史记正义》中则称生舜于姚丘，因此他以姚为姓。传说舜目重瞳，故名重华，“舜”则为其谥号。舜母握登早亡，瞽瞍又娶东泽氏曰壬女，生下象。
舜二十以孝顺闻于天下。《山海经·海内北经》中说，舜妻登比氏生二女宵明、烛光。登比氏又作登北氏，可能是舜的原配夫人。舜与登比氏尽力孝道，但是瞽瞍宠溺象，听信象母的谗言，要废嫡立幼。瞽瞍、象母、象三人合谋，设计杀害舜。瞽瞍先诱骗舜上仓廪，然后让人从下边纵火，试图烧死他。危急时刻，舜双手举起斗笠，如蝴蝶般拍打双翅，安然落地。瞽瞍又命舜去挖井，然后三人从上扔下土块，想把舜活埋。舜穿过事先挖好的另一口井逃脱出来。尚不知情的象得意洋洋，走进舜的宫室，却惊愕地发现舜正坐在床上安详地抚琴。不久瞽瞍死去，舜继位为有虞氏之君，将象这个可恶的庶弟驱逐至遥远的南方，另成有庳氏（今湖南道县北）。庳，通“鼻”，恰好般配“象”这个名字。
历山之农为了抢夺肥沃的耕地，常常与有虞氏爆发冲突。舜亲自去历山耕作，还在黄河之滨打渔、制陶、贩卖，以身作则，教导有虞氏的民众。历山之农受其感化，争相让田。舜的美德遂扬名天下，舜也得到百姓的拥护，由此“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舜因之设都于蒲坂，成为中原地区赫赫有名的部落首领。时值尧老，他准备禅让贤能，闻得舜的美德，于是南下运城盆地，“游居于陶”，去蒲坂考察舜。最终发现舜确实“孺子可教”，堪任大事，遂将两个女儿娥皇、女英许配给舜，二人与登比氏合称三妃。这是尧禅让大位的前奏，即试图通过姻亲间接控制他的继任者。
舜年五十暂代尧，行天子事。年五十八时尧崩，守丧三年之后，舜正式即天子位。他不负众望，勤政爱民。又设官分职，任命二十二人，包括禹、倕、益、伯夷、夔、龙六人，以及四岳、十二牧等，让其各司其职，建立了比尧时期更加完备的官制，初立“早期国家”的形态。在任用贤能（如举八恺、八元）的同时，舜也惩治四凶，包括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放欢兜、杀三苗，指的是舜执政期间，征伐三苗的战争。殛鲧于羽山的原因是，当时洪水泛滥，鲧治水九年不成。惩治了鲧之后，舜起用鲧的儿子大禹治水。大禹改变了鲧用堵治水的方法，采用疏导的策略，辛劳了十三年，终于治平水土，由此立下不世功勋。《大戴礼记·少间》中详细记载了这个早期国家或者古国影响力的辐射范围：北方的朔方、幽都，南方的交趾，西方的西王母，海外的肃慎、北发、渠搜、氐羌等，不是“来服”就是“来献”。
舜晚年身体衰老，也仿效尧，不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商均，而行禅让之事。传说舜欲让位于当时的贤人子州支伯、善卷、石户之农及北人无择等，都遭到拒绝，最终禅让给治水有功的大禹。
图16 马王堆帛书《地形图》黑白复原图
图17 马王堆帛书《地形图》复原图局部
舜即天子之位三十九年，南巡狩时崩于苍梧之野。舜的葬处有六种说法：南已之市、纪市、苍梧、九疑、鸣条、岳山。纪市就是南已之市，南宋学者王应麟认为在莒之纪鄣（今江苏连云港赣榆区海州湾北岸）。司马迁则说，舜葬于零陵九疑山（今湖南永州宁远境内），这应当是西汉时期盛传的旧闻。1973年末，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一幅《地形图》，图中九疑山旁边赫然标注着“帝舜”两个字。九疑山南侧还画有一处古建筑。《水经注·湘水》中记载，九疑山是舜、商均父子的葬处，“大舜窆其阳，商均葬其阴。山南有舜庙，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复识”。马王堆帛书《地形图》中九疑山南麓的古建筑，应即《水经·湘水注》中记载的“山南有舜庙”。而且，2002年，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在九疑山玉琯岩遗址“发掘区下部堆积中发现了汉代祭祀坑，和不晚于东汉早期的大型建筑遗迹”
，其极有可能就是西汉时期“山南有舜庙”的遗存。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下葬的确切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下距司马迁出生（约公元前145年）不过二十三年。司马迁博览群书，才识过人，对此当然了如指掌，所以将其写入了《五帝本纪》。
文献记载的九疑山舜庙得到了考古文物的印证，不过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尚无法完全证明流传至今的尧、舜形象及相关细节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春秋战国以后出现的尧、舜传说，很大可能是当时周人的历史建构。那么，尧舜禅让故事也是虚构的吗？
尧舜禅让的故事最早见于《左传·文公十八年》，鲁国的史官大史克说过一句话：“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舜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大概就是从那以后，尧、舜就被塑造为圣人，成了举世公认的道德楷模。在尧舜圣人化的过程中，儒家与墨家起了表率的作用。
《论语·泰伯》中，孔子对尧、舜、禹三人的品德作了高度的评价。孔子的赞词是三个字，“巍巍乎”，意即崇高伟大。但孔子只是笼统地加以赞颂，从中还看不出来尧、舜禅让故事的细节。
到了战国时期，尧舜的禅让故事进一步具体化、理想化。
墨子在战国时期第一个引用尧舜禅让的故事，来阐述自己的“尚贤”理念。墨子列举了“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等上古传说，大声疾呼“列德而尚贤”的重要性，主张任人唯贤应当成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准则。但墨子只是将尧举舜、禹举益、汤举伊尹、文王举闳夭与泰颠相提并论，从中仍然看不出尧舜禅让有什么特别之处，具体过程怎样。
墨子之后一百年左右，孟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前289年）的著作中突然间涌现出大量有关尧舜禅让故事的细节，诸如舜“不告而娶”“封之（象）有庳”与舜“窃负而逃”，等等。而这个时期，《尚书·虞书》也开始裂解为《尧典》和《舜典》。《舜典》形成时，可能增入了有关舜的种种传说，使其形象更加饱满，孔子和墨子可能都未见过这些内容。孟子对上古禅让传说的叙述，以舜为主，尧、禹只占少数，当与此有关。因此，孔子推崇尧，孟子则极力推崇舜，将其视为上古政治一面火红的旌旗、仁政王道的标杆性人物。
与孟子同时期的战国道家代表人物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前286年），对尧、舜的评价却与孟子大相径庭。在《庄子·盗跖》中，庄子辛辣讽刺了尧、舜，说“尧杀长子，舜流母弟”“尧不慈，舜不孝”“尧、舜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许由得帝而不受，非虚辞让也，不以事害己”。庄子不以尧、舜为仁，反而以之为害，与孔孟推崇尧舜为圣人，有天壤之别。
尽管道、儒、墨对尧舜评价不一，但是他们均承认尧舜之事。这说明战国中期，儒家对尧舜禅让的推崇，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尊崇和圣化运动，使得尧舜禅让的故事广为人知，其真实性已成为世人的共识。因此，诸子百家无不把“祖述尧舜”作为阐发自己的学说、实现理想抱负的一种手段。
这个时期的三篇著名的竹简文献被发现，让今人得以了解当时尧舜故事的流传情况。它们是上博竹简《子羔》、上博竹简《容成氏》、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年代都在约公元前5至前4世纪之间。上博竹简《子羔》叙及尧舜禅让，崇德尚贤之事，主张黎民有德也可以受命为帝，其中对舜生平的介绍，颇能补缺传世文献的记载。上博竹简《容成氏》则具备了后世尧舜禹禅让故事的全部情节。最典型的是郭店楚简《唐虞之道》，1993年10月出土于湖北沙洋郭店村，这是迄今为止所见最早，也是唯一专篇论述禅让学说的文献。开篇即言“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己）也”，
点明了禅让的核心就是利天下而不是利自己。“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将禅让故事提升为政治学说，与儒家的核心观念“仁”“德”相联系，宣扬禅让乃“圣之盛”“仁之至”之事，从而达到教化顺民的政治目的。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印证，说明尧舜禅让事迹极有可能存在过。只不过远古时期文字尚未发明，无法翔实地将禅让情景记录下来，所以禅让故事仅能依靠口耳相传。流传千百载之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儒、墨二家的弘扬与推崇之下，才得以传颂万古。一种学说的产生源泉，只能是丰富的现实生活或者过往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基于血缘亲疏的世袭制已经确立了上千年，在世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单凭诸子百家的满腔热情，很难臆造出禅让制这一与世袭制相对立的权力传承模式。所以尧舜禅让故事绝非空穴来风，其背后必有真实的历史依据以供参考。
禅让学说在儒家的推动之下，一度风靡于世，但最后又归于沉寂。这是因为在公元前314年，北方的燕国发生了现实版的禅让事件——子之之乱，让世人对尧舜禅让传说产生厌恶甚至恐惧之感。燕王哙由于崇信儒家的禅让学说，将王位禅让给国相子之，自己北面称臣。这次禅让令燕人措手不及，引发国内暴乱。《史记·燕召公世家》中称“因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最终导致齐国、中山入侵，燕王哙自缢身亡，子之被齐人剁成肉酱，燕国豆剖瓜分，濒临灭亡。子之之乱对儒家推崇的禅让学说不啻一记沉重的闷棍，成了战国时期禅让故事传播的一个转折点。
最先要抹去尧舜理想化色彩的是屈原（约公元前340年—前278年）。喜欢讲故事的屈原在《天问》中并没有提及尧舜禅让传说，反而以十二句四问的形式，发难尧舜的婚姻和孝悌。“尧不姚告，二女何亲？”这是说尧嫁二女给舜，舜却违反孝道与常情，不告诉他的父亲。又云“舜服厥弟，终然为害。何肆犬体，而厥身不危败？”这是说舜为何纵容弟弟，让弟弟胡作非为。其实屈原的发问并非不可理解，孟子早已有解释。屈原“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嘲讽尧舜的政治联姻，也就是间接否定尧舜禅让。
战国晚期的《古本竹书纪年》（不晚于公元前299年）对尧舜禅让提出质疑。其后的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前238年），虽与孔孟皆为儒家，但承认“尧有德”、尧舜“善教化”的同时，竭力否定禅让之事，在《荀子·正论》篇中痛斥“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继承其师荀子的衣钵，不仅否认了尧舜禅让，而且在《韩非子·说疑》篇中进一步指出禅让背后是一种充满血腥味的弑君行为，“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与韩非子类似，《古本竹书纪年》载：“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史通·疑古》亦曰：“《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将儒家所推崇的尧舜禅让说成一场充满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这些迥然不同的说法明显受到子之之乱的影响。及至西汉时期的司马迁，亲身走访实地，搜集旧闻传说，大量参阅皇家图书馆内的“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以审慎的态度将尧舜禅让载入史册，故事的结构才由此固定下来。
从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记载的情况来看，上古时期确实存在一种温和的、非暴力的部落联盟首领交替的传统，周人称之为“禅让制”。
《说文解字·示部》：“禅，祭天也。从示，单声。”可见，禅是上古时期的一种祭天仪式，与先民们的天崇拜密切相关。祭祀之时，在土台上架起柴堆，熊熊火光、烟雾缭绕的同时，祈愿直达上天。在火与烟之中，人间的愿望与天帝的意志合为一体，完成了天人交融，这就是禅。
根据《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禅让包括三道程序。
其一，由联盟首领做出禅让的决定，经四岳提名与考核，产生禅让人选。四岳应当是各氏族的首脑人物，负责祭祀活动，在政治联盟中拥有一定的决策权。尧年老求代时，首先征求四岳的意见，“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于是四岳提名了舜，“有矜在民间，曰虞舜”。
其二，受禅人暂摄执政，此为过渡性的观察期。“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这是将禅让制度与天联系起来。《论语·泰伯》中说，孔子云“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言外之意是，尧是遵照天的意志来行事的。舜“摄行天子之政”之际，也要举行类似周朝郊天之礼那样隆重的祭天仪礼，以告命于天帝，这是禅让过程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尚书·舜典》中记载，舜在尧的太庙接受禅让的册命之后，举行了极为庄严肃穆的祭天仪式，“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禋”，即烧柴升烟以祭天。“六宗”，郑玄认为：“六宗，言禋与祭天同名，则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谓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这说明祭祀的对象包括天帝、日月星辰等诸天神。
其三，受禅人正式担任共同体首领，即史书中的“践天子位”“称帝”，禅让至此完成。因为经过了祭天礼仪，也就是“荐之于天”，权力交接获得了上天的许可，受禅人是天帝在人世间的代理人，所以完成禅让程序之后，任何人都不得对新的联盟首领产生怀疑。《史记·五帝本纪》中云“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可见受禅人在被观察期间，原来的部落联盟首领退隐幕后，以确保执政权力能够平稳过渡。“唐虞之道，禅而不传”，禅让并非基于血缘关系的权力转移，因此，即使舜在尧死后曾经居于南河之南，以避让尧的儿子丹朱，但各氏族首领都抛弃了丹朱，尊奉舜为共主，“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由此知道自身的地位稳妥，说了一句话“天也”，宣示天命在我，借此来凝固人心，顺利地践天子位或称帝。
由此可见，整个禅让过程都是围绕天或天命而开展的。天命观是周人提出来的，《尚书·尧典》很可能是周人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而创作或加工的上古文献。周人基于当时的社会生活、政治制度和文化模式，用禅让学说去命名阐述远古时代曾经存在的那种非暴力权力交替模式。
有学者从考古学的角度来分析尧舜禅让的传说
。中原地区以城址或中心聚落为核心的聚落群，大都呈现出扇形分布的特征，诸如河南安阳后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新密古城寨，山西襄汾陶寺等。圆形或椭圆形结构的聚落群内，中心聚落通常居于圆心附近，被四周的小聚落层层环绕与保护，是整个聚落群中最安全的地方。扇形结构聚落群则不同，稳定性差，不利于内部管理，也不利于抵御外敌的侵犯。并且城址或中心聚落并非位于聚落的中心部位，而是偏于一侧，接近或处于扇心位置。一旦外敌的攻击集中于扇心的一侧，中心聚落将是整个聚落群中最危险之处。
原始先民们如此规划设计聚落群的布局结构，并不能说明早期部族首领对防御、地利的认识不足，是冒险主义者，而极有可能是聚落群之间紧密联系的体现。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晚期发现的聚落群当中，除孟庄聚落群位于黄河以北，扇面朝南之外，王城岗、古城寨聚落群扇面朝西，平粮台、郝家台聚落群扇面朝南，均显示出一种长期结盟与抗衡的社会及文化发展状态，这很可能与尧舜禅让传说存在某种特殊的联系。也就是说，聚落群之间已经形成一个同盟组织，同盟组织建立的初衷是维护各聚落群之间的协作、发展，甚至担负着抵御外来侵略的重责。同时，中心聚落或城址通常就是这个同盟组织的领导机构所在地，成为联结各聚落群的枢纽，其安全因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证，故不需在部落同盟内部过多设防。
回到禅让，部落同盟内，由于聚落群之内的实力不可能完全均衡或达到静态平衡，所以围绕这个同盟组织的领导权，势必展开一系列明争暗斗。为了使聚落群首领之间不再相互对抗，必须建立一种能够维持和睦状态的竞合机制，也就是传说中的禅让制。禅让可以说是上古时期的一种政治，而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禅让制就是妥协的产物。实际上，禅让制属于原始的民主推举制度，所以不应当被视为联盟首领之间单纯的个体权力交替，而是氏族实力或地位在政治实体联盟中消长与更迭的映射。正因为此，禅让不是一种你情我愿的权力交替模式，有时难免带有篡夺的暴力色彩。这也不难理解战国晚期的《古本竹书纪年》与韩非子，会将禅让描述为“舜囚尧”或“舜逼尧”的“人臣弑其君”篡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