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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代先民们的祭祀形式主要有四种：坛祭、
祭、坎祭、庙祭。
坛祭，郑玄注《礼记·礼器》云“封土为坛”。坛祭是地上祭祀，即在地面上用土或石筑起高台，然后在四周燔柴燎祭，形成红烧土面。祭天场地周围的墓葬，则表明祭祀时可能还存在埋祭行为。坛祭的对象就是天神或天帝。在高台上祭祀，可以拉近人与天之间的距离，便于祭司与天帝之间的沟通。
祭，郑玄注《礼记·礼器》云“除地为
”。坛祭要筑起高台，而
祭是地面祭祀，不筑台，直接清除地表上的草木后，即开始祭祀活动，有时候在地面上用石块摆出圆圈。附近则有墓葬或者祭祀遗迹。目前发现的史前
祭遗迹数量较少。
祭的对象被认为是后土，目的是告慰祖先魂灵。
坎祭，《说文解字》释云“坎，陷也”。坎祭是地下祭祀，即在地面上挖出坑，以用于祭祀。《尔雅·释天》云：“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埋。”已发现的史前时代坎祭遗迹数量非常多，地域遍及黄河与长江流域。坎祭的对象不能一概而论，通常有地神、先祖、阴间神灵等，但要根据祭祀坑内的具体遗物和周边相关文化遗存而定。
庙祭，《说文解字》：“庙，尊先祖皃也。”庙祭是房屋内祭祀，祭祀的对象就是某一人群共同的祖先，后来发展成为国家时代（考古学上认为，早期国家出现于公元前二千纪初期）的宗庙祭祀。
这四种祭祀形式中，坛祭的对象是至上的天帝，是先民们天崇拜的具体反映，因而规格最高。在祭天时，先民通常是脸朝上，直接祭祀天空或星体。不过，在上古时期，祭祀天神不是孤立进行的，往往与祭祀地神结合在一起。古人祭祀天地的情景，一如《礼记·祭法》中的记载：“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元代陈澔解释说：“燔，燎也。积柴于坛上，加牲玉于柴上，乃燎之，使气达于天，此祭天之礼也。”
意思是古人祭天，首先要筑起高坛，堆砌柴堆，上面放着牺牲和玉器之类的供祀品，然后点燃柴堆，让烟火将祭祀者的心愿直达于天。《礼记》中的泰坛是圆形台丘，泰折是方形台丘，这体现了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这种泰坛祭天、泰折祭地的祭祀礼仪，承袭自史前时代的坛祭，是长期发展的结果。
那么，上古时期天崇拜的承载方式——坛祭最早起源于何处？目前发现的史前时代坛祭遗迹近二十处，从辽河流域到长江流域都有分布，集中出现于“东方地区”（今山东、苏北、皖北、浙江等地，本书中的“东方地区”所涉地域范围均指此）。如下表所示：
表2 国内史前时期主要坛祭遗址概要
可以看出，坛祭最早出现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太湖流域，自六千年前的崧泽文化时期，到薛家岗文化时期，再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具有统一信仰的早期区域性国家”的良渚文化时期，这时先民们筑建祭坛的热情尤为高涨，到了几近疯狂的程度。
良渚时期的祭坛不但规模庞大，而且祭祀的形制完备。如瑶山祭坛，筑建在一座人工堆筑的小土山上，祭坛呈方形，外围边长约20米，面积约400平方米，共有内外三重结构，内者为略呈方形的红土台，边长在5到7米之间，四周环绕着一条回字形的灰土沟，灰土沟的色彩与中央的红土台形成强烈的对比。在灰土沟的西、南、北三面，各有一个黄褐土堆筑的土台。瑶山祭坛的主要用途是祭天礼地
。有学者从良渚玉器的阳鸟祭坛纹饰出发，据此推断瑶山祭坛祭祀的对象是太阳神
。也就是说，良渚先民崇拜的至上天神就是太阳神。汇观山祭坛的形制与瑶山祭坛相似，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也是三重结构。福泉山祭坛是一处燎祭祭坛，整个坛面包括土块在内，都被大火烧成红褐色。良渚文化的这些祭坛基本上符合后世文献“封土为坛”的描述，都是人工堆筑的高土台，坛上有阶梯状台面，祭台面平坦，呈方形。
良渚文化中的祭坛，其源头在西边巢湖流域的凌家滩遗址。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含山县铜闸镇西南约10千米的凌家滩村，包括居住区、墓葬区、祭坛、作坊，以及红陶块建筑遗迹，年代约公元前3500年—前3300年，晚期与良渚文化的初期相当，二者共存了短暂的时间。其中，红陶块建筑遗迹长90米，宽33米，堆积厚度达1.6米，有可能是古代早期宫殿或神庙建筑的遗迹。墓葬区的中心部位则是祭坛，其坐北朝南，高高在上，俯瞰着居住区、红陶块建筑遗迹及裕溪河。祭坛面积约600平方米，高13米，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发现三个祭祀坑，以及四处明显的积石圈，还有几个巨石块。在祭坛的东南方，还发现一片面积约40平方米的红烧土面，这显然是燔柴燎祭的遗迹。
凌家滩遗址中，除了高层祭坛，87M4和07M23也出土了一系列能够反映天崇拜的器物。
图10 凌家滩遗址玉龟
图11 凌家滩遗址玉版
87M4位于祭坛南侧，年代属于凌家滩早期，在此发现了一件玉龟和一块玉版。玉龟由背甲（编号87M4：35）、腹甲（编号87M4：29）两部分组成。背甲两侧各对钻有两个圆孔，背甲尾部对钻有呈方阵排列的四个圆孔。腹甲两侧与背甲钻孔相对应处各钻有两个圆孔，腹甲尾部也钻有一个圆孔。关于玉龟的用途，有人说是河图、洛书
。玉版（编号87M4：30）出土时夹于玉龟的腹、背甲之间，呈长方形，体扁薄，平面略有弧度，长9.4厘米，高4.6厘米，宽7.5厘米，厚0.3—0.6厘米。玉版的神奇之处是在中部偏右位置琢刻有一小圆，小圆内琢刻有方形八角星纹，小圆外又琢磨有大椭圆形圈，大小圆之间的空间被直线平分为八部分。
八角星纹是新石器时代器物上很常见的纹饰，它的起源地，说法不一，目前发现八角星纹图案的遗址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长江下游的环太湖流域、黄河下游的山东海岱地区，它们形成了一个八角星纹的“大三角文化圈”。凌家滩遗址位于江淮中部的巢湖流域，西达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东连长江下游的环太湖流域，北及黄河下游的山东海岱地区。它恰好位于这个大三角文化圈的中心部位，起到了联结与交流的枢纽作用。
关于其内涵，说法不一。栾丰实将八角星纹分为两类：一类中心是方框，表示方位和天圆地方的含义；另一类中心呈圆形，则与太阳相关。
又有学者认为，最早的八角星纹出现在约公元前5800年的湖南洪江高庙遗址，但是公元前2000年之后极少作为一种时尚元素出现，所以，有可能是指史前时期先民观测到的一种天体爆发现象。根据现代的超新星遗迹观测资料，判断其与船帆座超新星或天鹅座超新星的爆发有关。
对凌家滩遗址玉版的解释，也有多种，其中，以李学勤和栾丰实的天圆地方说最具代表性。李学勤认为，玉版上圆形与方形纹饰表示天圆地方的宇宙概念，中心部位的八角星纹和“巫”字相关。
栾丰实也认为，玉版图案指从内到外和从外到内的两重天圆地方。
俞伟超则认为，这块玉版是凌家滩先民占卜时，用来象征天神与地神的
。总之，凌家滩遗址八角星纹与天地崇拜有关，体现了先民们的崇天观念。
98M29中出土了一件玉鹰（编号98M29：6），胸腹的中心也琢刻有八角星纹。玉鹰的头侧视，双翅舒展，神态逼真。但奇怪的是，玉鹰的双翅呈猪首状。八角星纹表现的是天圆地方及八个方位，是凌家滩先民宇宙论的萌芽，而猪首状的玉鹰双翅则与当时的天崇拜相关，二者结合的蕴意或许是先民们将猪首作为祭祀天帝时的供品，希望雄鹰振翅高飞，把供品进献给天帝，表达出了强烈的通天愿望。八角星纹与玉鹰，合二为一，蕴含着天人关系的丰富内涵：天与人应该和谐一致，人必须遵循天道，而天的至上权威要通过人的行为来体现出来。
图12 凌家滩遗址玉鹰
冯时则认为，古代有以猪比附北斗的传统
。这是古人对天的一种特殊感知。如《初学记》卷二十九引《春秋说题辞》云：“斗星时散精为彘，四月生，应天理。”意即斗星的精灵为猪，故猪怀孕四个月而生产。上古时期，猪代表的方位是北方。北斗建四时，古人以四为四时之象，猪怀孕四个月而生产，正与天理之数相对应。所以古人认为，猪知天时，是斗魁四星（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及天理四星（大熊座的天理一、二、三、四）的象征。如此的认知渊源已久，台湾许作立藏的一件良渚文化玉璧上，有后腿系绳索的猪形象，猪身刻有四个星饰，即以猪身应合斗魁四星，而微扬的猪尾则表示连接斗魁四星的斗杓。
以此推之，玉鹰的猪首也与北斗崇拜有关。其中，八角星纹表达的是天极概念，因为天极为天体的中心，可以用八角星纹和纽结纹表示。而象征北斗的玉鹰则是维护天极运转的神鸟。这是猪、北斗、天极三位一体的印证
。神鸟和猪都是与天极密切相关的动物，是凌家滩先民天崇拜文化的象征。
图13 凌家滩遗址玉猪
07M23位于祭坛西侧，年代属于凌家滩文化晚期，也发现一件玉龟（编号07M23：123），但做工不如87M4的玉龟那么精细。07M23的玉龟属于单体玉器，腹腔镂空，内置两枚玉签。上腹甲呈半圆弧形，尾部两侧各钻出一个圆孔；下腹甲雕刻成龟甲状，尾部中间钻出一个圆孔。另外还发现两件完整的玉龟状扁圆器，腹腔内共置放三枚玉签。玉签长5—8.5厘米，宽约1厘米，厚约0.1—0.7厘米，一端呈扁圆三角状，另一端呈圆弧状，有一管钻圆孔。玉签应属于玉龟的配套小器物。
87M4和07M23是凌家滩遗址中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两座大墓。其中，87M4发现一件大型石钺（石钺通常是威权及军事的象征），其长34厘米，宽23厘米，厚3厘米，体量之大，史前罕见。07M23顶部有一件大型的猪形玉器（编号07 T1③：5），外形粗犷、写意，猪首生动，伸出一对獠牙，全长72厘米，宽32厘米，重88千克，是目前年代最早，形体最大和最重的猪形玉器。而发现的八角星纹玉版、玉龟、玉龟状扁圆器和玉签，均摆放在墓主腰间，属于墓主生前使用的占卜器具，或者沟通神鬼的灵物。他们不但拥有大量的财富，而且集军权、神权于一身，据此推测，87M4和07M23的主人是凌家滩早、晚阶段两个地位显赫的首领兼巫师。随葬的八角星纹玉版，不管怎么解释，都与天文观测有关，显然寓意不凡，明确宣示了他们的权位与天相关，是至上之神——天帝授予的。
图14 凌家滩遗址玉龙
98M16的等级仅次于87M4和07M23，出土了凌家滩遗址仅有的一件玉龙（编号98M16：2）。玉龙呈扁椭圆形，灰白色泛青。龙首尾弯曲勾连，吻部突出，头顶雕刻两角，阴线刻出嘴、鼻，形似红山文化的玉龙。但是凌家滩遗址玉龙的脊背上阴刻规整的圆弧线，连着圆弧线又阴刻17条斜线，纹样看起来像鳄鱼的鳞片，因而与濮阳西水坡遗址的蚌塑龙一样，同属于鳄鱼龙。龙被视为通天之物，故98M16主人的身份应是一名通灵巫师。
八角星纹、玉鹰和玉龙，都属于凌家滩先民天崇拜或者敬仰天帝的象征符号。而且，权贵阶层通过天崇拜，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和通神祭祀的权力。学界认为，当时的社会已经到达或跨过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因此，凌家滩遗址所示的社会文化面貌，对华夏文明形成的影响颇为深远。
在凌家滩文化的末期，北部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势力南下。与此同时，凌家滩遗址东南方的太湖流域兴起了良渚文化，势力也渐渐北扩。从地理上看，凌家滩正好处在中原地区与太湖流域的联结点位置，在大汶口、良渚两大强势文化的南北挤压之下，处于夹缝中的凌家滩文化在巢湖流域逐渐衰落下去。凌家滩先民为了自身生存，四处迁徙，有的迁往太湖流域，融入良渚文化，有的西迁中原地区
，与当地的居民融为一体。
几乎是在凌家滩文化衰落、良渚文化勃兴的同时，中原腹地诞生了以双槐树遗址为核心的“河洛文化”。双槐树遗址及其邻近的青台遗址，在考古学上均属于秦王寨类型（也有学者称之为“大河村类型”）。秦王寨类型的基本器物组合包括鼎、罐、瓮、盆、钵，其形成标志就是弦纹折肩罐与六角星纹彩陶罐的出现。
就天崇拜而言，其最具代表性的是双槐树遗址第三期陶器中的一彩陶罐（编号H330：1），出土位置在北斗星陶罐遗迹西北的墓葬一区，该处同时出土了象征北斗的六只幼猪。彩陶罐为泥质红陶，直口、鼓腹、平底，腹部饰有白色陶衣，用黑彩在白色陶衣上绘的圆点、弧线三角、勾叶等几何图案，使白色地纹上呈现出六角星、月牙等纹饰。
图15 双槐树遗址六角星纹彩陶罐
月牙纹是天象观测的记录，与观象授时有关。而秦王寨类型的六角星纹无疑是吸收了东方凌家滩、大汶口文化的八角星纹，加以改造后形成的一种富有地方特色的陶器纹饰。所以，双槐树遗址出土的六角星纹彩陶罐，很有可能是祭天的器物。
六角星纹与凌家滩的八角星纹一样，都反映了原始先民以天极观念为核心的原始宇宙观。河洛地区承袭了这种观念，且权贵阶层以其来建立一个强大的宗教体系，以宗教权力去整合社会的核心意识形态。但是，河洛地区的天崇拜精神内涵，与凌家滩、大汶口和良渚等所在的东方地区有所不同。
祭天是与天帝沟通，以确立权威、凝聚社会的最重要途径之一。而祭天的具体礼仪，如坛祭、燎祭等，最早应产生于东南沿海地区。在太湖地区，所谓天帝有可能是太阳神，人们通过祭祀太阳神，祈获粮食丰收、人畜平安，等等。天是至尊之神，高高在上，令人敬畏，只能膜拜，不可触摸。所以东南地区的祭天活动，属于动机较为单纯的宗教崇拜与祭祀。
而河洛地区的天崇拜，除宗教祭祀之外，更体现出独特的社会实用价值与天人合一社会观念。社会实用价值是指观象授时的传统，并据此创造出用以指导农耕的天文历法体系。传说黄帝时代就已经创制了历法，如《史记·历书》中说“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考古发现似乎可以印证史书上的记载。
郑州大河村第三期遗存出土了绘有天文图像的彩陶片三十多件。其中，太阳纹彩陶片共十二件，纹样均绘在白衣彩陶钵的上腹。太阳纹样图案有三种组合，第一种是圆点纹和射线纹，第二种是圆圈纹和射线纹，第三种是圆点圆圈纹和射线纹。而且，装饰有第二种、第三种组合的太阳纹彩陶钵，经复原，每件彩陶钵上部均绘有十二条太阳纹。这不但说明了当时的河洛先民盛行太阳崇拜（在良渚文化中天帝很可能就是太阳神），而且已经知道一年有十二个月份。另有月亮纹彩陶片十余片，月亮纹的图案中间是圆点纹，其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相对月牙纹。中间的圆点纹，表示的是十五望日前后的满月，左右侧的月牙纹分别是月末的残月和月初的上弦月。
更奇特的是，每件彩陶钵的肩部和上腹部都绘有三组月亮纹，这可能代表彼时的河洛先民已经将三个月划分为一个季度。华夏文明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天文历法就是这样被发明出来的。
天人合一社会观念，如濮阳西水坡遗址的人骑龙蚌塑图所示，天并非那样遥不可及、虚无缥缈，社会中的权贵阶层（首领或祭司）可以通过骑乘龙、虎、鹿升天，直达天极，与天融合为一体。然而，权贵人物尚缺具体的操作方式，难以让普通民众更加信服只有他们才能够沟通天帝。而东南地区的坛祭、燎祭、玉礼器等所代表的较为复杂的祭天礼仪系统西传中原之后，圆满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神圣的祭天仪式上，崇天观念以直观、庄严的形式表达出来，由此获得了全社会的普遍认可。张光直先生如是云：天，是有关人事的全部知识的汇聚之地，而取得这种知识的途径就是谋取政治权威。
权贵阶层主持隆重的祭天仪式，与天沟通，他们便握有了统治的知识，即权力，进而垄断了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大权，并建立与天崇拜相对应的社会秩序。
其后，河洛先民的崇天观念不断地传承下去，延续到夏、商、西周。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肆文王受此大命”（《殷周金文集成》6014），《诗经》的“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等，即是崇天观念的具体写照。
夏、商、西周在春秋时期的典籍中被合称为“三代”，是华夏文明发展的奠基阶段。而天帝或天神崇拜是华夏文明中最古老、最悠久的精神信仰和价值文化，天崇拜在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形成的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其重要性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