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原地区的天崇拜：北斗与龙

观天：天崇拜的萌芽

古人“天”概念的产生，与新石器时代的农耕经济息息相关。先民们通过观象授时来判断季节，以指导农业生产。判断的依据是斗转星移，即北斗七星围绕北天极自东向西运行的规律，具体来讲，就是利用黄昏时斗柄的方向来确定春、夏、秋、冬四季和二十四节气，即《鹖冠子·环流篇》中所说的：“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先民们认为，北斗七星蕴藏着一股神秘而又强大的主宰力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皆随着斗柄指向的变动而改变。

古人的信仰与崇拜来源于对生存的不懈追求，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北天极及绕其转动的北斗七星拥有持久、旺盛的生命力，能够给予古人精神上的慰藉，因而成为原始信仰崇拜的核心枢纽。

但北天极其实只是一个恒久不动的假想点，最靠近北天极的一颗恒星称为极星。由于地球自转轴进动现象，极星也会发生变化。极星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是武仙座γ（河间）；公元前5000年左右，是一颗肉眼很难见到的暗星；公元前4000年左右，是天龙座ι星（左枢）；公元前3000年左右，是天龙座α星（右枢）；公元前2000年左右，是天龙座42（太一），其后是北斗七星中的某颗星；约公元前1100年，武王伐纣之时，又是小熊座β星（紫微星）。相比之下，北斗七星的星象十分稳定，虽然会有变化，但是周期非常漫长，几乎要以万年为单位，因此，近一万年来的文明中，北斗七星各个星体所在视觉位置几乎没有变。

华北地区的居民抬头仰望晴朗的夜空，所能见到的只是以极星为中心，包括绕其运转的北斗七星的一片圆形区域。这就是天的最初含义。其后，天域的范围才不断扩大，延伸至整片天空，乃至宇宙万物。

北斗七星对先民们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由七颗闪亮的恒星组成的人们吃饭时最常见的勺子状，是如此地熟悉而又奇特，令人无比神往。先民们仰望神秘的夜空，希望这奇特的勺子状星象能告诉他们一些什么。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人们认为，世间上的人与天象存在某种关系，人死后，灵魂缕缕上升，而后化成夜空中一颗星。

考古所见上古时期的观天活动，正是从观测北斗七星开始的。

迄今所见观测北斗七星的最早遗迹，出现在内蒙古翁牛特旗白庙子山遗址中，其年代为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在这里，有人意外地发现一块形状奇异如巨薯的黑石。根据天文学家推测的星体变化状态的加角，测出该黑石的下限年代大约在一万年前，这与白庙子山遗址的年代基本相符。这块黑石长3.1米，属于砂岩透镜体核石。黑石上朝天空的一面，凿磨有19颗清晰的星体。在岩石面上部，赫然出现了北斗七星图。

发现者吴甲才在报告中说：这组北斗七星图有序地排开，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四颗为北斗星的勺头部分，天衡、开阳、摇光三颗星组成的勺柄指向南方。“北斗七星总长度119厘米，星体上口直径3~6厘米，星穴深度1.5~5厘米。每颗星体形状像似倒放的馒头，截面呈‘U’形槽，与东侧的岩画槽体是一致的。”

白庙子山遗址的北斗七星图经过精心的加工凿磨，且位于日出之处14幅岩画的西侧，时空有序，起到了指示方向的作用，显然是先民们经过实地观测之后的刻意置放。白庙子山遗址巨薯状黑石上的北斗七星图，开启了远古先民观测天文的万年之旅，预示着先民即将告别蒙昧时代，大阔步迈向文明之程。

在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发现的中石器时代岩画，年代也是距今万年，其中有一正面裸体女性人物，考古报告中作如此描述：

头圆形，顶扎双髻（？），两耳突出，双臂平举屈肘向上，右手似举一物。躯干丰满，袋状乳房向两侧下垂，下腹部与两腿连接处留一圆孔未涂色，象征女性生殖器，各部皆用赤铁矿粉涂抹，唯两腿肥胖作分立状用红色线条绘出。头部上方有七个呈弧形分布的红色圆点，两腿周围分布有六个圆点，意义不详，或为某种记录符号。

岩画中的女性形象很清晰，应为一施法的女巫，右手所持的是一件弯曲的牛角。女巫作跳神状，似可通达天地，颇具会通天人之态。冯时认为，这是远古时代禳灾祈福的女巫，女巫头顶的七个弧形圆点应为北斗七星，脚所踏的六个圆点，就是与北斗七星相对应的南斗六星 。

柿子滩岩画中的女巫尚处于原始的蒙昧状态，而白庙子山遗址数千里之外的西水坡遗址北斗星图，则犹如一记响雷，震彻了文明的天空，也劈开了华夏先民的天崇拜之门。

西水坡遗址位于河南省濮阳县城内新民街南，发掘于1988年。当年8月份，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组异常奇特的蚌图，即M45（M：墓葬）正中人骨架东西两侧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马上意识到这一发现非同凡响，意义重大，于是上报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立即派来“援兵”，协助挖掘。随后又发现了两组用蚌壳摆塑的动物图案，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根据当时的考古报告，西水坡遗址第一组龙、虎蚌图造型出现在M45中。墓主为壮年男子，头南脚北，仰身直肢。周围东、西、北三面龛内各有一个人殉，西面龛内是12岁左右的少女，头部有砍斫痕迹，东面龛内是16岁左右的男子，北面龛内骨架残缺，未能鉴定性别。墓主骨骼东侧是蚌壳摆塑的龙，西侧是蚌壳摆塑的虎，脚端北侧是蚌壳摆塑的图案，略呈三角形，图案以东则横置着两根人胫骨。M45中三个人殉以及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表明墓主的地位极高，可能是部落首领一类。

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一经发现，就吸引了学界的注意，因为这些图案可以运用古天文学的观点来解释。

二十八星宿在上古时期被析解为“四陆”，又称“四宫”，指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南宫朱雀、北宫玄武。西水坡遗址M45中的蚌塑龙摆于墓主的东方，蚌塑虎摆于墓主的西方，正与苍龙、白虎的方位相对应，说明二十八星宿以东、西方星宿产生的年代最早。M45主人脚端的蚌塑三角形和人胫骨的组合图案，构成了一个明确可识的北斗星象图。其中，人胫骨是斗杓，正对着东侧的苍龙，蚌塑三角形图案是斗魁，枕于西方，恰好与西侧的白虎相对应。M45的蚌塑构图合乎中国古人的四陆观念，完全是当时天象的真实写照。

冯时先生对此有一个精辟的论断：东、西二陆与北斗星象栓系在一起，不仅决定了蚌塑龙、虎必表示星象的天文学含义，而且体现了后世二十八星宿与北斗相互联系的一致关系——斗杓东指，与龙首相聚，斗魁在西，遥指西方白虎的参宿。 距西水坡遗址所在年代四千余年的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有句话：“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意思是说，北斗星的斗杓与东宫七宿中的角宿相连，北斗星的斗衡与南斗宿殷殷相对，北斗星的斗魁枕于西方七宿中的参宿头顶。司马迁的这句话，可作为对西水坡遗址的三处龙、虎、北斗蚌塑遗迹一个极为贴切的文字注解。

据测定，濮阳西水坡遗址M45的年代为距今6460±135年（约公元前4510年） ，属于仰韶文化初期的后岗一期类型。因此，在六七千年前，古人就通过斗转星移找到北天极或者极星，认可其在宇宙核心的主宰地位，已经产生了天的概念以及包括北斗七星和二十八星宿在内的天的具体图景。

通天：天崇拜的升华

最初的天，源于肉眼的直观感受，指以极星为中心点，以及绕其运转的北斗星周围一片圆形区域，即斗极。由此形成了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式：天是浑圆的笼子，像锅盖那样扣在方形、平坦的大地上。在此模式下，斗极是星空旋转的中心，处在天顶中央凸耸的位置上，四周的天盖则与大地平行。故斗极是上帝或天神的居住处，古人通过隆重的祭祀，来表达对天或天帝的崇仰。

文明从野蛮中诞生，都要经历不可避免的阵痛。天崇拜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基础之一，所以天崇拜或华夏文明的最初状态，离不开残酷两个字。

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墓葬中，除了M45，尚有M50、M31两座墓葬。其中，M31仅葬一人，骨架恰好少了胫骨，而且M31的墓穴大小可证明胫骨是在入葬前被砍下取走的。可见，M45中作为斗杓的两根人胫骨本来属于M31的主人。胫骨就是人的腿骨或者股骨，古代称为“髀”，髀的意思除有大腿之外，也含有直立或竖立的意思。上古时期观测太阳，最初的方法是人体测影，称为“髀影”。周代时才改用与人体身高相仿的八尺之竿，即“周髀”。西水坡遗址M45中的胫骨，很自然地跟天文观测联系起来。所以冯时认为，M45中以胫骨取代蚌壳表现斗杓，显示了测影与北斗授时的统一关系。

除此之外，M45中，蚌塑龙与北斗授时间的统一关系以及由之而来的龙崇拜更值得注意。初昏时刻，斗杓东指为春天，而春天正是农作物播种的季节。龙其实与天上的星象有关，被视为一种合乎天道自然的灵物，具有指示农耕的特殊本领和超自然力量。所以，西水坡遗址中斗杓东指的蚌塑龙，蕴含着特殊的意思，即龙与北斗星的捆系组合，对指导农耕有着极其重要的授时作用。华夏先民对龙的崇拜，也由此产生。

但是，龙崇拜首先是一种灵物崇拜，龙并未被完全神化，不具备人格意志，而仍然呈现出某些自然物的特征。古人举行祭天仪礼，向头顶上的天祈求丰收，试图与天或天帝对话，让人间愿望直达于天，必须借助龙作为媒介。因为龙与北斗或者天帝的居所斗极密切相关，无疑是最接近天帝的灵物。龙，因而逐渐被古人视为能够沟通天帝、联结天人的最重要媒介。

在后世的传说中，龙、虎、鹿被称为“三跷”，是神灵往返天地之间的三大工具，这一说法在传世文献中首见于《抱朴子·内篇·杂应》：“凡乘跷道有三法：一曰龙跷，二曰虎跷，三曰鹿卢跷。”而在六千多年前的西水坡遗址，龙、虎、鹿竟然全都被发现。这三种通天灵物共同出现在西水坡遗址的第二组蚌塑图案中。该组蚌塑图案摆置于M45南面20余米处的一个浅地穴中，图案有四种：龙、虎、鹿、蜘蛛。其中，龙头朝南，龙背朝北；虎头朝北，面朝西，背朝东，龙虎联为一体；鹿卧在虎背上，特别像一只站立的高足长颈鹿；蜘蛛位于龙头之东，头朝南，身向北。蜘蛛与鹿之间，还有一把精致的石斧。

如果说西水坡遗址第一组蚌塑图中的苍龙、白虎和北斗星象只是观象授时的反映，与原始的农耕生产有关，第二组蚌塑图中的龙、虎、鹿有可能只是原始先民的不经意摆布，属于灵光一闪的原始艺术创作，那么第三组蚌塑图中的人骑龙蚌塑，则完全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精神内涵，反映了当时的天崇拜，以及世人渴盼通天、追求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念。

第三组蚌塑图位于第二组蚌图南面约25米处的一条灰沟中，沟底铺垫灰土，灰土上摆蚌塑图。图案由人骑龙、虎等组成，当时的发掘报告对此作了极为生动的描述。“人骑龙摆塑于灰沟的中部偏南，龙头朝东，背朝北，昂首，长颈，舒身，高足”。一个人两只脚骑跨在龙背上，一手在前，一手在后，面部微微侧向，似乎在回首眺望着什么。龙的北面是虎，虎头朝西，虎背朝南，“仰首翘尾，四足微曲，鬃毛高竖，呈奔跑和腾飞状”。龙、虎之西还有一舒身展翅的飞禽，龙与飞禽之间则是一个蚌圈，“从整体看，这条灰沟好象一条空中的银河，灰沟中的零星的蚌壳，犹如银河系中无数的繁星”。

人骑龙，不由令人想起《史记·封禅书》中记载的黄帝“骑龙升天”，这也是龙和黄帝的首次联结。另《史记·孝武本纪》中云：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

黄帝“骑龙升天”是华夏民族最古老的神话母题之一，揭示了沉淀在先民们信仰观念中的一种原始思维，以及对天地自然和天人关系的独到观察与分析。

不过，“骑龙升天”并非黄帝的专属特权，在《大戴礼记·五帝德》中就有颛顼“乘龙而至四海”的记载。而且，司马迁之前的战国时期有不少有关升天的帛画出土，如1949年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龙凤人物帛画》、1973年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帛画》，等等。帛画的主角也不是黄帝，而是一个头戴高冠、身着博袍、腰佩长剑、飘然从容的贵族。这说明了上古时期已经普遍形成了对天的信仰，世人坚信死后灵魂升天，与天融为一体，或者陪侍在天帝的左右。于是人人心驰神往焉。而这种思维观念的沉淀，最早应追溯至约六千五百年前的濮阳西水坡遗址。西水坡遗址M45的龙、虎蚌壳摆塑，象征主人死后魂升天上，而“人骑龙”摆塑则形象地描绘出主人升天的过程。

不过，西水坡遗址的蚌塑龙并非年代最早的龙图案。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龙相关遗存主要有：

可以看出，龙的形象最早起源于北方，而后逐渐向南流传。龙的形象是在先民们对天的向往以及通天的心理需求之下应运而生的。

对龙的崇拜最初可能是把龙当作部落中的保护神，如查海遗址的龙形象遗存。查海遗址的龙形象遗存包括龙纹陶片和龙形堆塑，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年，比西水坡遗址的蚌塑龙早1500多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龙”。发现的龙纹陶片共有两块，一为龙尾卷曲，一为龙体盘旋。尺寸都不大，但都使用浮雕技术精细雕刻，所以龙的形象相当清晰，布满鳞状纹。这是龙所有形貌特征中最原始、最重要的特征。龙形堆塑摆放在查海遗址中心一片狭长的开阔地带——小型广场上，位于整个聚落所有房屋的前面，采用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碎石块摆塑而成。龙头朝西南，龙尾朝东北，龙身全长19.7米，宽1.8至2米。当时查海先民敬奉和崇祀的神物可能就是龙。在房屋前面堆塑龙形，这可能是为了辟邪御凶，也可能是为了祈获丰收，总之，龙被当作保护神而受到崇拜。

查海遗址之外，已发现近百处史前龙遗存，它们几乎遍布南北大地，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及辽河流域等区域之内，形成一个异常庞大的崇龙文化交流圈，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这个交流圈进行互动。龙崇拜文化由此在华夏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精神桥梁作用。这使得史前时代的龙形象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的差异。共性是拥有弯曲或者颀长的肢体，一般呈蛇形或鳄形，差异则在头部。

根据头部形态特征，史前时代的龙形象大致可分为三类。

其一，猪首龙。头部像猪，故名。也有人认为这种龙的头像马或熊，分别称之为马首龙或熊首龙。猪首龙主要是辽西与内蒙古东南地区的史前龙遗存，跨越查海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乃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可能与彼时盛行的猪灵崇拜相关。

比如在河北康保兴隆遗址，先民们奉行一种颇为奇特的葬俗——居室葬，即将死者葬于居室之内。兴隆遗址的118号居室墓最为引人注目。墓主人头部四周放置陶杯、小石叶、骨锥、骨针、骨镖、石斧、石管和野猪獠牙饰物。其右侧竟然随葬两头整猪，一雌一雄，均呈仰卧状，占据墓穴底部一半的位置。此类葬俗并未见于其他的居室墓。118号居室墓在聚落中规模最大，随葬品也最为丰富，墓主为一成年男性，当为聚落中首领级人物，而随葬的两头猪可能是财富的象征，也可能是该聚落崇祀的神灵 。

红山文化出土的龙形玉器，主要也是猪首龙，头部似猪，躯体作蛇形，蜷曲若块状。说明北方地区龙的起源与猪有关系，应是狩猎生活的直接反映。猪被当作一种神灵，受到崇拜与祭祀，这是因为狩猎活动在先民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猎物繁盛，狩猎有收获，族人获得充足的食物，并得以不断地繁衍下去，乃是先民们的最大心愿。兴隆遗址118号居室墓随葬的两头整猪，就是祖灵与猎物灵魂合二为一的真实见证。

其二，蛇形龙。因肢体似蛇，故名。如陶寺遗址出土的四件彩绘龙纹陶盘中，有一件（编号M3073：30）图案上蛇身盘卷，黑白相间，取象赤链蛇；汉代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石上伏羲与女娲的形象，也是人首蛇身。这是因为龙蛇难分，龙的形象是在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崇拜徽号。

其三，鳄鱼龙。史前黄河、长江流域，盛产鳄类，先民们以鳄为图腾。部分龙造型是由鳄鱼演变过来的。如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蚌塑龙、山西陶寺遗址的陶盘（编号M3072：6）上的彩绘龙（身体上有鳞片，口中有牙齿）、安徽凌家滩遗址的玉龙等，均属于鳄鱼龙。

相比之下，西水坡遗址的蚌塑龙与夏商周三代及汉唐之后的龙形象更加接近，是中国龙的传统形象之源。西水坡蚌塑龙之所以能在众多的龙形象中脱颖而出，并被广为接受，这是因为它与观象授时相结合，适应了华夏先民农耕生活的需要，并由龙崇拜初期的部落保护神角色升华为通天之媒介，再之后随着政治渐趋统一，意识形态也日益统一，龙由此成为中华民族崇拜的神物。

祭天：天崇拜的进阶

继西水坡遗址之后，考古工作者又在河洛地区的巩义双槐树遗址、郑州荥阳青台遗址相继发现了两处北斗七星的遗迹。

双槐树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年，在其巷道相通的四排大型房址中，最大的房址F12前面的门廊处有一组摆成北斗星形状的九个陶罐。其中，七个陶罐摆出的整体形状与北斗七星相似，两边的陶罐应该是北斗七星的两颗佐星——左辅星和右弼星。北斗星陶罐群北端还有一只头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这有特殊的文化内涵。

鹿作为三大通天灵兽之一，在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中屡见不鲜。如屈原《楚辞·哀时命》中有“浮云雾而入冥兮，骑白鹿而容与”的浪漫主义诗句；河南南阳汉代画像石上有《升仙鹿车图》；河南鹿邑县的明道宫，后世相传是老子骑鹿升天处，“鹿邑”也因此得名；河南浚县姚厂村东汉墓画像石中，鹿直接取代玄武，与朱雀、白虎、青龙合称“四神兽”。姚厂村的四神兽造型特征与南阳地区的画像石相近，体现了古人的宇宙观，隐喻了天地之间的秩序与和谐、周而复始的社会观念。而这种观念的产生，应追溯至西水坡及双槐树遗址。

鹿的通天灵性，可能跟它与北斗星象的紧密联结有关。早在先秦时期，麋鹿就被视为一种祥瑞。东汉时期的许慎《说文解字》中云：“麋，鹿属，……冬至解其角。”通常在冬至前后，麋鹿开始脱角，麋鹿也因之与一年中重要的节气——冬至相联系，成为冬季时节的标志之一，“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双槐树遗址中的麋鹿骨架恰好就埋藏在北斗星象遗迹的北端，这恐非巧合，而是先民的刻意摆放。北斗星象遗迹与麋鹿骨架并排在一起，显示了当时的权贵阶层借助天文观察或者观象授时，达到树立人间权威的目的，其更可能是当时冬至日祭天的一种神圣礼仪，是当时社会观念中天崇拜盛行的反映。

在北斗星遗迹南面百余米处，是与整个墓葬区不同的夯土祭台和重要墓葬，祭台残存平面呈圆角长方形，面积240多平方米。 它可能是当时聚落中祭天的台地，以及上层人物如祭司的墓葬。夯土祭台和北斗星遗迹均与祭天有关，再加上寓意不凡的麋鹿骨架，这应该是后世郊天之礼的雏形，或者说是其渊源。郊天，即祭天。郊天之礼，是以天子祭天为中心的最重大的宗教祭祀活动。根据文献上的记载，周天子祭天，通常在冬至日举行。《仪礼·观礼》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长日”即冬至日。周人除了冬至郊天，还有春季郊天。春季郊天属于祈求谷物丰收的祈祭之礼，冬至郊天则是“大报天”的祭祀，即报答天帝的恩德，极为庄严肃穆。除此之外，古代统治者还举行一种冬狩麋鹿的守时待岁仪式，这种习俗的起源或与双槐树遗址也有关系。

令人惊奇的是，在北斗星陶罐群西北墓葬一区的H330（H：灰坑）中，发现了用于祭祀的六只幼年个体猪，猪头朝向均为东面。而在灰坑的西端，还出土了一个小小的瓮棺，这个小小的瓮棺里放的竟然也是一只幼年个体猪，加上H330的六只幼猪，寓意十分清晰，就是北斗七星。北斗与天崇拜有关，所以麋鹿骨架和七只幼猪均为供祀天帝的祭品。

可见，双槐树遗址是华夏先民天崇拜与祭天礼仪的发源地之一，上古时期的一大社会观念在此形成。该遗址是迄今为止，黄河流域发现的中华文明形成初期（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核心聚落，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而被称为“河洛古国”。

双槐树遗址以东百余千米的青台遗址，其祭祀区内也发现了七大、二小的九个陶罐，组成一幅北斗星图，年代与双槐树遗址相近，二者均属于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不过，青台遗址中的北斗星图附近并没有出现麋鹿的骨架。

双槐树遗址和青台遗址同处河洛地区，年代也相近，发现的两处北斗星遗迹，无论是从陶罐形状、摆放位置、斗柄指向，还是从陶罐大小与相对应星体的实际亮度来看，都基本一致。这两处遗址中北斗星的斗柄指向，都正好与冬至日出方向吻合。两者都是对斗柄授时知识娴熟掌握的产物，与双槐树遗址的麋鹿骨架一样，青台遗址的北斗星遗迹也应是当时先民们祭天祈福的遗存。

河洛地区的天崇拜源远流长，不断地传布开来。在秦王寨类型其他遗址发现的一些彩陶片上，绘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圆点，其由直线、曲线连接，发现人推测其为北斗七星尾部的形象写照 。除黄河中游地区的西水坡遗址、双槐树遗址、青台遗址之外，位于黄河下游的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也出土过契刻北斗星纹的大口尊，北斗星纹呈柱状斗杓形，内刻绘有七个圆圈纹比拟北斗七星，年代距今约4800年。

西水坡、双槐树、青台、陵阳河……这些遗址同处黄河流域，在时间范围上前后绵延达一千七八百年，而北斗星图是它们中屡见不鲜的遗迹。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只能说明当时河洛地区的华夏先民拥有共同的天崇拜，而且这在他们的社会观念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

远古时期，由观象授时进而产生的对天的崇拜，并非一种单纯的天文活动，它具备强烈的社会意义。一方面，祭祀天是因为天代表了“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神秘力量，祭天强化了天与物候间的关系，进而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原始宗教内容。另一方面，祭天活动，缩小了人与天、人与神之间的鸿沟，极大地加强了二者间的精神连结，祭天的政治意义从而彰显。

《国语·楚语下》中记载，上古时期，“民神不杂”，而少皞之时，祭祀盛行。颛顼“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完成“绝地天通”，将祭祀天地的大权收归己有，不许民间擅自祭祀天地，即民神“无相侵渎”。部族中权贵阶层由此垄断了祭天的权力，他们拥有观象授时的特权，掌握天文知识，用以指导农耕生产，因之被视为能够与上天沟通的人。而他们的权力自然是天所授，他们也顺理成章成了上天在人世间的代言人，从而取得了社会统治地位，这是后世王权的雏形。 sFMkZUO+jRWED/S9Em9EjoJVMfkMaQLLJcoisPC3hPPlSlJBypWlzk80nQAvgAY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