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禹的“神性”与“人性”辩

顾颉刚“大禹神性”说献疑

有关大禹其人与其事，上古文献中保存下来的非常稀少，今人实在没有多少可靠的史料堪利用。学界认为，清华简《厚父》反映的是西周初年史事，可能是目前所见最早记载大禹的文献之一。在《厚父》简文中，大禹是西周统治者心目中最理想的上古帝王，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找到周人对先民的记忆以及周文王、周武王的“仁君”影子。大禹的形象从西周开始，历经春秋战国时期的层累加工，及至西汉司马迁著就《史记》，最终被塑造为上古典范性帝王。根据司马迁《史记·夏本纪》、屈原《天问》、《世本》等文献的记载，与夏部族直接相关的文化事件大致包括建筑城池（“鲧作城”“禹都阳城”）、挖掘井渠（“伯益作井”）、种植水稻（“令益予众庶稻”）、龙崇拜（“禹平天下，二龙降之”“夏后氏以龙勺”）、青铜冶铸（“禹铸九鼎”）、拥有玉石器（“帝锡禹玄圭”），等等。可以说，大禹不但是夏部族的最后一位首领，同时也是夏王朝的奠基者。大禹的这种完美的人间帝王形象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

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勃然兴起，以一种振聋发聩的反叛精神，对上古史包括大禹传说进行了审慎精细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初，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时间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拉开了中国近代疑古思潮的大幕。按照顾颉刚自己的话，他所秉持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有三层意思：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归纳起来，“层累”史观的核心是，流传至今的古史传说并非自古皆然，而是有一个被塑造的过程，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超越，对近现代新史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顾颉刚由此确立了古史辨派领袖的地位。

在层累史观的框架之下，顾颉刚对禹的认识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即从“一条虫”到“九鼎上的动物”，最后到神，但是怀疑大禹的真实存在始终是主基调。他试图透过否定大禹的真实性，从而挑战夏朝以前历史的真实性。

1923年5月，载于《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九期的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引用了《说文解字》中的“禹，虫也”，提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在给钱玄同的回信中，顾颉刚又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引用《诗经·商颂·长发》中的诗句，认为“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只是到了春秋中期鲁僖公（公元前659年—前627年）之时，世人观念中的禹才由神演变成人。 其后，1923年8月至12月载于《读书杂志》第十二、十四至十六期的《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一文中，顾颉刚列举了九项理由，明确提出禹具有神性，说“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 1937年，顾颉刚与童书业合著《鲧禹的传说》一书，彻底否定了禹的人格属性，认为“鲧、禹颇有从天神变成伟人的可能”，“鲧、禹本都是独立的人物” ，事迹是神化的，并将禹跟夏朝脱钩，禹是禹、夏朝是夏朝，二者之间毫无交集。至于禹是夏朝的第一君主，那是战国中期之后盛行的观点。

至此，顾颉刚构建了一个完美的大禹神性说，他认为，“禹之是否实有其人，我们已无从知道。就现存的最早的材料看，禹确是一个富于神性的人，他的故事也因各地的崇奉而传布得很远” 。在顾颉刚看来，古籍中记载的禹的神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禹平水土是受上帝之命，如《尚书·洪范》中云“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其二，禹的“迹”是很广的，如《商书·立政》中云“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其三，禹的功绩是“敷土”“甸山”“治水”，如《诗经·商颂·长发》中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其意思是说，在茫茫的洪水中，禹铺放土地于下方，顾颉刚认为这最能反映禹的神性，倘若大禹不是神，他怎能有如此的本事？总之，顾颉刚论禹，一成不变的主题是“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

但是，我们在清华简《厚父》中似乎很难寻觅到大禹神性的踪影。《厚父》简文开宗明义，“遹闻禹（中间残缺）川，乃降之民，建夏邦”。竹简整理者认为“禹”“川”之间残缺约十字，内容应为禹治水之事迹。缺字有两种补法：其一，缺十一个字，按西周豳公盨铭文补为“受帝命，敷土定九州，随山浚”；其二，缺十个字，根据《尚书·禹贡》可补“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我认为是后者，因为清华简《厚父》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年代上与《禹贡》较为接近。如按《禹贡》补全，作为一篇反映西周初年史事的早期文献，《厚父》并不会很明确地将大禹视为上天派下来的神。禹“降之民，建夏邦”，也非天帝的授意，而是自己历尽千辛万苦，治平水土，最终获得下民的拥护，建立了“夏邦”。这是说，大禹建立的夏王朝，是自己打拼出来的江山。《厚父》中的“降之民，建夏邦”“古天降下民，设万邦”说法，与《逸周书·度邑解》中“维天建殷，厥征天民”相类似，意即君王受天命治理下民，这与天崇拜有关，属于西周时期关于国家起源的一种说法。西周时期认为，君、臣、民是国家的三个基本要素，民由天降人间，天帝决定君、臣之间的关系框架，君代天统治民。因而，不可理解为禹或周武王是天帝派遣下来统治世间的。

值得注意的是，清华简《厚父》中云，“帝亦弗 启之经德少，命咎繇下”，明确提到咎繇（应即皋陶）受天帝派遣下凡，可见咎繇才是神，所以“能格于上，知天之威哉”。而且，厚父称之为“兹咸有神”，将皋陶与禹、启、孔甲、桀等人间统治者区隔开来，显然，在他的意识中，咎繇是奉天帝之命降临人世间的神灵。除咎繇之外，大禹和他的儿子启及启以降的夏王，诸如孔甲、桀等，都是人世间的统治者。天帝或天神都是圣明而正确的，都是高尚的，只有下界的凡人才会犯错误，才有善恶之分。所以，天帝忧心启德浅行薄而无法继承其父禹的基业，“夏之哲王”孔甲要朝夕虔诚地祭祀皇天上帝以保社稷，夏桀德行败坏，沉湎纵乐，因而得不到天帝的佑护，最终丧身亡国，等等。

清华简《厚父》对夏后氏先人的翔实追述与《史记》《尚书》等传世文献有着很大的差异，当属于春秋之际甚至西周时期流行的另一套传说系统。年代上，清华简《厚父》出现的时间更早，很可能更接近史实。那么，厚父的追忆传承自哪里？从近半个多世纪对夏文化的研究来看，目前尚未发现夏代文字。不过，在河南登封王城岗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掘出一件刻有符号的陶器残片，这个符号被释读为“共”字。可见夏代应该存在文字，只不过尚未发展出像甲骨文那样成熟的文字系统而有可能不具有记录的功能。据此推测，身为夏代贵族的后裔，厚父对祖先的认知很有可能来自家族内部上千年以来口耳相传的故事，较之于传世文献的记载应更具可信度。

在厚父的口吻中，我们看不到禹或者启具备明显的神性，这与顾颉刚的大禹神性说大相径庭。所以，清华简《厚父》这篇珍贵的早期文献，可作为大禹不具备神性的佐证。大禹不是神话中的人物，乃是真真切切的人王。

记载大禹的出土材料

随着时代的发展、考古学的进步，人们开始注意到顾颉刚探索禹、夏朝历史的学术背景及其局限性。尤其是战国至秦汉之际一系列简帛文献、早期青铜器的不断出土，引发人们重新思考上古历史问题。提及大禹的出土文物日益增多，包括叔夷钟镈，秦公簋，豳公盨，芈加编钟，上博竹简《子羔》和《举治王天下》，清华简《厚父》和《参不韦》等，大禹也逐渐变得真实起来。这些出土文物是研究大禹传说的可靠材料，简要介绍如下：

其一，豳公盨。也叫作“遂公盨”或“ 公盨”，2002年从香港古董市场上购回，现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器物口沿饰有对称的凤鸟纹，由此判断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晚，约为公元前9世纪初，即周孝王、夷王时期（公元前892年—前878年）。这是目前最早记载大禹治水的青铜器。豳公当为受周王赐封的贵族，李学勤先生将“豳”释为遂国（今山东宁阳西北），认为其国君为传说中虞舜的后裔，该国在公元前681年被齐国灭。

李学勤对铭文进行了释读，录文尽量使用通行汉字，如下：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迺差地设征，降民监德，迺自作配乡（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沬（贵）唯德，民好明德，寡（顾）在天下。用厥邵（绍）好，益干（？）懿德，康亡不懋。孝友， 明经齐，好祀无 （废）。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釐用考，神复用祓禄，永御于宁。 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悔）。

铭文是关于豳公以德治世的经典文献。开篇即言天命大禹平治水土，禹因此受到下民的拥护，被民拥立为王。最后一句“民唯克用兹德，亡诲”，意为众民只有遵循此德，才能远离忧患，画龙点睛，阐明了整篇的主题。豳公盨铭文语词遂古，且能与传世文献相印证，弥足珍贵。如“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可对应《尚书·禹贡》的“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随山浚川”四个字亦见于《尚书·禹贡》《史记·河渠书》。

豳公盨铭文中的一句话“天命禹敷土”，与传世文献《洪范》《吕刑》可以相互印证，似乎有利于顾颉刚关于“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的论断。也就是说，在早期的传说中，禹具有神性。对此，李锐认为受天命不代表有神性，因为在周人的观念中，人王之所以取得成功，乃因得天或上帝之命。

同样，世界其他地方的早期文明，往往依靠神灵来神化其政权，以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达到控制当地居民、巩固自身统治的目的。比如，约公元前1900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王表》中，第一句话就是“当王权自天而降，王权在埃利都（Eridu）”。古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在公元前1765年颁布的《汉穆拉比法典》中，宣扬：“安努（Anu）和恩利尔（Enlil）使我（汉穆拉比）像太阳一样升起在民众之上，给国家带来光明；为了人民的幸福，他们呼唤了我的名字。” 这与豳公盨铭文中的“天命禹敷土，……迺自作配乡民，成父母”何其相似，甚至没有什么两样，讲的都是天降王权，为民谋福。

因此，禹为天所命，并不能说明他就是神。这只能说，大禹是世间的第一个人王，因其有无上事功，这在蛮荒时代是前所未有的，故而受天命为王。清华简《厚父》中的“禹（缺字据《禹贡》补：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乃降之民，建夏邦”，坐实了禹是“夏邦”或者夏朝的创立者，是中国上古历史的第一个人王。豳公盨铭文、清华简《厚父》的历史价值如同《苏美尔王表》，证明了“王权自天而降”就是从大禹开始的。

其二，秦公簋。1919年出土于甘肃天水庙山。年代约在春秋中期偏早，李学勤断为秦穆公时期（约公元前650年）的器物，雍际春则认为是秦襄公时期（约公元前770年） 。铭文中云：

秦公曰：不（丕）显朕皇且（祖）受天命，鼏（幂）宅禹责（蹟），十又二公，才（在）帝之坏（坯）。严龚（恭）夤天命，保业厥秦，虩事䜌（蛮）夏，余虽小子，穆穆帅秉明德，剌剌（烈烈） （桓桓），迈（万）民是敕。（《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05370）

意思是说，秦先祖于周受有封邑，居住在大禹的活动范围之内，十二位秦先公，在白帝之城，敬畏天命，守卫大秦基业，役使蛮夷、诸夏。发现秦公簋的意义十分重大，因其实证了当时秦人在国家文化层面上对大禹的认同。

其三，芈加编钟。2019年5月出土于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侯宝夫人芈加之墓。芈加是楚国公主。该编钟年代约当楚庄王、共王早期，有学者推断是公元前566年 。编钟铭文云：

隹（唯）王正月初吉乙亥，曰：白（伯）舌（括）受命，帅禹之堵，有此南洍。余文王之孙，穆之元子，之邦于曾。……呜呼！ （龚）公 （早）陟，余 其疆啚（鄙），行相曾邦，以长辝夏。……

大概意思是说周武王翦灭殷商之后，将南宫括分封至南土，令其在此建立曾国（史书中的随国）。南宫括传颂大禹的功绩，肇建曾国于周之南土，通过统治曾国，光大了华夏的基业。

其四，叔夷钟镈。据宋赵明诚《金石录·齐钟铭》记载，“宣和五年，青州临淄县民于齐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数十种，其间钟十枚，有款识，尤奇，最多者几五百字，今世所见钟鼎铭文之多，未有逾此者”。北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出土于齐国临淄故城的数十种青铜器物中，就有记载大禹功绩的叔夷钟镈。可惜时值乱世，叔夷钟镈因金兵南下而失落，现在仅存摹本于世。根据铭文考证，叔夷是宋穆公之后，该器物铸造于齐灵公时期，即在公元前567年齐灭莱之后。铭文中云：

……尸（夷） （典）其先旧，及其高祖， （赫赫）成唐（汤），又（有） （敢）才（在）帝所，尃（溥）受天命， （刬）伐 （夏）司， （败）氒（厥）灵 （师），伊少（小）臣隹（唯）㭪（辅），咸有九州，处㙖（禹）之堵（土），不（丕）显穆公之孙……（《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15555、15556）

“处㙖之堵”与豳公盨铭文的“鼏宅禹迹”含义相同，意即生活繁衍于禹迹之内。

涉及大禹事迹的两周青铜器断断不止上述数件，《吕氏春秋·慎行论·求人》中云“故（禹）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说明在吕不韦时代就有许多像叔夷钟镈、秦公簋、豳公盨那样铸刻着大禹事迹的青铜器，它们今后还会陆续被考古发现。

其五，上博竹简《子羔》和《举治王天下》。这两篇属于战国中期的出土文献，年代约为公元前5至前4世纪。《子羔》中云：

……女也， （观）于伊而 （得）之， （娠），厽（三） （年）而划于背而生，生而能言，是㙑（禹）也。……

文中提及与传世文献所载不同的大禹感生传说。春秋后期的齐国叔夷钟镈铭文中，“禹”字下加“土”旁，这跟《子羔》和《容成氏》一样，当与大禹治平水土的传说有关。《举治王天下》包含五小篇，其中，《尧王天下》和《禹王天下》具备共同特征，都说禹直接仕于尧，对尧进行答复。简文残缺，大致如下：

《尧王天下》：……访之于子，曰：“ （从）正（政）可（何）先？”㙑（禹） （答）曰：“隹（唯）寺（志）。”圥（尧）……则勿（物）生， （渎） （则） （知）城（成）。金 （重）不 （流），玉 （则）不 （戡）。圥（尧）㠯（以）四割（害）之文（紊）为未也，乃䎽（问）于㙑（禹）曰：“大割（害）既折（制），少（小）……”

《禹王天下》：……五年而天下正。一曰：㙑（禹）事圥（尧），天下大水。圥（尧）乃 （就）㙑（禹）曰：“气（乞）女（焉），亓（其） （往），疋（疏）汌（川） （启）浴（谷），㠯（以） （渎）天下。”……

这些涉及禹的出土材料的年代都早于孟子（约公元前371年—约前289年），反映了战国中期之前周人对大禹的历史记忆。它们的历史价值不可估量，正如孙庆伟先生所说的：

虽然这些材料均属两周时期，距离夏代尚远，但这恰恰是历史叙述的正常形态。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对过往历史的“追忆”，其中必然包含丰富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既可以是真实的，也难免有想象的成分。神话和传说，从本质上讲，其实就是包含有较多历史想象的历史记忆。特别是大禹这类历史英雄人物，更容易被“想象”，被神话，这是人类历史的共同特征，如果因为这些想象和神话成分就否定大禹作为真实历史人物的存在，无疑是不合适的。

大禹的传说由来已久，而且分布范围极广，从黄河下游的山东半岛到黄河上游的甘陇地区，再到江淮地区，说明从西周中期直至春秋时期，大禹被神州各地的民众共尊为华夏的祖先。所以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大禹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顾颉刚的大禹神性说看起来有点离谱了。

大禹是上古第一个人王

那么，是否如顾颉刚所言，根据《商颂·长发》和《鲁颂·閟宫》中关于“禹”的记载，可以推定在殷商时期，大禹为下凡的天神，到了西周，禹才被奉为最古的人王？倘若大禹不是最古的人王，在他之前还有谁？这需要考察孟子之前的文献，包括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

为什么要限定在孟子之前？这是因为先秦学术史有三次大转折。第一次是孔子时代，孔子对上古流传下来的早期文献进行了第一次大结集，虽然有部分文献被摒弃了，但是绝大多数赖孔子的系统性整理得以存留下来，由此开启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百家争鸣，学术空前繁荣。第二次就是孟子时代，此时正处在战国中后期转折之际，政治上逐渐趋于统一，学术上也适应这个趋势由多元走向整合，诸子百家之间的激烈论争因此逐渐平息下来。思想上的整合是一个取舍与创新的过程，一部分重要的史料慢慢散佚，同时，新的理念萌生了，从而加大了史料真伪甄别的难度。第三次就是秦始皇焚书坑儒，钳制思想。自商周以来，一千五百多年以来积存的上古文献丧失殆尽，学术文化上出现大断层。漏网之鱼就是西晋太康（一说咸宁）年间出土的《古本竹书纪年》，以及近年来发现的战国竹简和帛书，诸如上博竹简、郭店楚简、清华简，等等。

由此可见，孟子之前的文献被人为地进行技术处理的情况较少，可信度较高，比其后的文献更接近史实。目前能看到的年代比孟子早的文献少之又少，大致有这些：西周与春秋的青铜器铭文、战国竹简等出土文献，《诗经》《尚书·尧典》《尚书·吕刑》《论语》《墨子》《春秋》《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其中，《诗经·商颂·长发》是最早记载大禹的传世文献，近代学者王国维考证，《诗经·商颂》是西周中期宋人所作，年代是约公元前9世纪。

这些文献涉及的古人或传说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看出，在西周时期，大禹的确是周人观念中最古的人，禹的存在也应该是可信的。春秋之后，尧、舜、蚩尤、黄帝、炎帝、太昊、少昊、鲧等大批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传说人物才陆续出现。成书于孟子之后的《五帝德》《帝系》中，开始出现了鲧禹父子关系的说法。到了秦汉，传说人物的队伍不断壮大。司马迁将所看到的史料、搜集到的故事加以整理成篇，撰写下《五帝本纪》和《夏本纪》，最终完成了传说时代历史的定型。这一过程，完全合乎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时代愈往后，产生的传说人物就愈繁多。

《史记·龟策列传》中云：“唐虞以上，不可记已。”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就已经意识到，唐尧、虞舜之前的历史是不可靠的。而且，迄今尚未发现涉及尧、舜二人的青铜器铭文，确切可靠的西周文献中也无尧、舜的相关记载。另外，最早记载尧、舜传说的传世文献是孔子时代就已经存在的《尚书》，其成书年代不明，况且早已散佚，详情不可知。

秦公一号大墓石磬铭文提及高阳，云“高阳有灵，四方以鼐”。说明高阳至少在春秋前期就已经出现，但是尚未与“五帝”之一颛顼联结起来。关于颛顼名字的最早记载，出现在战国前中期的楚简——新蔡葛陵楚简，年代约在公元前377年 。可见，石磬铭文中的高阳应是类似于陶唐氏、有虞氏之类的血缘族群或者秦人崇祀的祖神，而非某个特定的历史人物。

据《史记·殷本纪》，商族始祖“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可见契与大禹同时，但是甲骨文中没有契的记载。而卜辞中能确认的最早的殷商先公是王亥、上甲微父子，分别为契的六世、七世子孙，其中，上甲微是商人周祭的第一位先公，年代应在大禹之后数百年。

综上，大禹是西周先民记忆中第一个真真切切的古人，大禹应当与夏王朝联结起来，中华文明史则须从大禹开始写起。 8PCTotH9FXwsUUxRHg3Cp5kkDRQs4v+fcwY0Tph/KWn65aYfJyqU4GeQaqoGrO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