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76年,天津也出现了第一个供职于大清海关的丹麦人。这名丹麦人叫葛灵霓(Albert Detlefsen Kliene,1844—1905),出生在法诺岛(Fanø)的森德霍(Sønderho),他的父亲是那里的乡村牧师和教师。1848年,他的父亲去世,他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住到了在奥本罗经商的父母家中。
奥本罗是石勒苏益格地区出海航行前往中国的主要城市。葛灵霓可能是从那里乘船出海来到中国的,1863年8月,他入职大清海关。
1872年,他与澳门的梁梅(Léang A. Mei,1848—1920)结婚。
从葛灵霓于1903年夏天就艾米·克利恩(Amy Kliene,即梁梅)国籍问题写给天津领事馆的信件来看,她出生时是中国公民身份,本姓梁,嫁给葛灵霓后成为丹麦公民。
根据家族史的记录,1866年葛灵霓在隶属于两江总督的长江炮艇“孤星号”(Lone Star)上担任船长。他当时的妻子,名叫阿米莉亚·里贝罗(Amelia Ribeiro),陪他一起到了船上。1867年,他们的儿子葛麟瑞(Charles Kliene,1867—1952)出生在大同;1869年,第二个儿子罗伯特(Robert)出生在九江。
两个儿子都在16岁时进入大清海关工作。罗伯特在工作大约8个月后辞职,葛麟瑞的海关职业生涯则较长,直到1927年他60岁时才辞职或被解雇。
1869年,葛灵霓职务获得提升,调到陆上海关工作,先是在九江,不久之后又调到上海,1873年在浙江宁波任总巡(tide survey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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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葛灵霓的第三个儿子埃德温·沃尔特(Edwin Walter)出生。埃德温成年后,在海关邮局工作了大约8个月,1900年辞职,1901年在厦门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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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1880年,葛灵霓在天津任总巡,也有可能是任理船厅(Harbour Master)
,其后他又回到宁波任同样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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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他的母亲一直保持着联系,当他的母亲1878年9月去世时,教区记事簿的死亡通知上提到葛灵霓是她唯一在世的孩子,并注明葛灵霓是一名天津海关官员,育有四子。葛灵霓的第四个儿子哈拉尔德(Harald)于1878年2月出生在天津,他长大后成了一名商人,但1907年他也去了海关邮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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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海关成员(1877年或1878年)
在详细谈葛麟瑞之前,我们先要看看这一时期在天津海关工作的其他丹麦人。1860年至1950年期间,大约有260名丹麦人曾先后在中国海关工作,其中在1910年之前进入海关工作的大约有150人。在1912年之前,有15到20人在天津海关工作过一段时间,包括在海事局和海关邮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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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葛灵霓之后的第二位丹麦人是詹姆斯·弗雷德里克·欧森(James Frederick Oiesen,1857—1928)。他的父母从波恩霍尔姆
移民到美国,当时欧森只有13岁。1877年,他进入大清海关工作,成为第一个在海关内勤工作的丹麦人,据说是得到他母亲的兄弟莫勒(L. P. Møller)的帮助。莫勒从1863年开始就在大清海关工作,直到1878年辞职。欧森在烟台海关工作了一年后,被调到天津海关,从1878年一直工作到1881年。1889年到1900年间,他在朝鲜海关工作;1911年到1914年,他在天津(和秦皇岛)海关担任税务司,是第一位担任该职位的丹麦人。从海关辞职后,他继续留在中国,担任第二任丹麦驻华公使(1920—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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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他获颁丹麦国旗勋章时,供职于电报总局的弗雷德里克·德雷辛(Frederik Dresing,1867—1912)写道,欧森在中国海关工作期间,尽管没有为丹麦人做过多少事,但也会遇到不少难题,因为常常要为不值得的事情争斗一番。如他所写的,“换句话说,你在中国比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容易成为自我中心者!”欧森的通信都使用丹麦文,所以他在离开丹麦后肯定一直坚持使用自己的母语。
在中国海关任职的其他丹麦人,大都只在天津海关或海关船上工作三年左右的时间,这段经历似乎对他们在天津的生活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也许只有毕德生(Peter Petersen)除外, [35] 1892年他在天津为德国人创办的博斯洋行(F. Boos)工作,1894年他在天津海关担任海关监察员。1899年,他被调到海关邮局工作并一直留在天津,但时常会临时调换工作,直到1905年被转调到北京。我没有找到关于他在天津时所属国籍的直接证据,但是在中国西北邮局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毕德生因为他的丹麦公民身份得到一个好机会,于1920年担任安徽省邮政局局长,直至1925年去世。 [36]
津海关道台梁孟亭与同僚
葛麟瑞七岁时开始在上海新建立的圣芳济书院(St. Francis Xavier College)
读书,住在朋友的家中。三年后,他回到宁波父母家中,并在那里继续接受教育。他精通好几种语言,包括汉语,但从未学过丹麦语,好像也从未到过丹麦。
1884年3月,他被委派到伦敦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署驻伦敦办事处书记员,同时还是伦敦国际健康博览会中国委员会成员,可能还担任译员。1885年2月,他被指派为广州海关书记员,同年4月,又成为天津海关书记员。1897年10月,他从书记员晋升为“三等帮办中班”(assistant-3-B),1899年4月晋升为“三等帮办前班”(assistant-3-A),1900年12月又晋升为“二等帮办后班”(assistant-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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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02年3月离开天津时,他已经在天津生活了17年。作为一个海关官员,竟然在一个口岸的海关工作了如此长的时间,有报道说他“为海关委员会提供了颇具价值的公共服务工作”
。
1892年,葛麟瑞与来自苏格兰的简·戈登·加德纳(Jane Gordon Gardner,1870—1948)结婚,他们有五个孩子,都出生在天津。义和团运动爆发时,他们正在天津,只是把孩子送到在上海的祖父母那里。他们最小的儿子是1900年初出生的。
葛麟瑞在天津积极参加社区公共活动,包括在一些音乐会及1890年建立的吸烟者协会上演奏小提琴和中提琴。
1892年12月,他在文学与辩论协会发表了以“法国大革命中的罗兰夫人”为题的演讲。我们在报纸上读到如下信息:
这是他第一次以这样公开的方式露面,当然他的演讲颇受赞誉。最后,他对那些只是想要拓展她们的影响范围而不是关注家庭责任的女士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我们认为这是极大的错误,破坏了人们对本报纸的良好印象。
他还积极参加国际象棋俱乐部和天津业余戏剧俱乐部委员会的活动,同时也是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图书馆的司库。
葛麟瑞对步枪射击很感兴趣,而且显然是一个不错的射手,他是步枪俱乐部的名誉秘书和司库。1892年该俱乐部停止活动,但他一直保存着俱乐部的文件,直到1897年10月俱乐部恢复活动。当时,英租界工部局对步枪俱乐部重新恢复正常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葛麟瑞则继续担任名誉秘书和司库。1898年1月底,步枪俱乐部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公开会议,商讨成立一支“义勇团”。提议获得了通过,大约有30名体格健壮的男子报名参加,其中可能包括葛麟瑞,此后他积极参加“义勇团”的会议。
他在天津有一处房产,地址是英租界维多利亚道
78号;他在北戴河的庙山(Temple Hill)还有一处房产。1899年11月,他在天津马场道买了一块5.04亩(0.33公顷)的土地,并于1914年5月卖给了法国天主教遣使会(French Lazarists)。
1902年12月,他在上海海关担任“二等帮办后班”,1903年12月到1908年,在海南琼州海关担任“头等帮办前班”(assistant-1-A)。1908年起,他定居上海,有一处档案说他一直担任“头等帮办前班”,直到1919年。
1927年,他以译员的身份退休,此后一直住在上海。退休后,他曾担任上海租界工部局学校的考官,后来又成为上海公共租界中国研究中心理事。
葛麟瑞的孩子们被送到苏格兰上学,他则于1898年左右成为一名共济会会员,据说他是在苏格兰接受共济会训练的。
他是一个中国文物收藏家,并编写出版过一本有关中国历法和一本有关中国象棋的书,似乎还得到了专家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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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家有两个儿子在法国的英国军队中服役,一位是加文(Gavin)或称盖伊(Guy),生于1897年,在战争早期入伍,当时可能还在苏格兰上学,在战壕里度过了三个冬天,最后成为一名一等兵。1918年3月,他被报失踪,但最终在一年后回到上海。
另一位是长子艾伯特·德特勒夫(Albert Detlef),他出生于1893年,曾在中国劳工旅(Chinese Labour Corps)担任少尉。
他在法国北部战区圣瓦萨特的纳维尔(Neuville,St. Vaast)与费尔南德·勒夫隆(Fernande Leflon)结婚。1920年,他们的长子阿尔贝特(Albert)在那里出生。艾伯特·德特勒夫在1920年初率领一支中国劳工旅小分队回到上海,但随后又返回欧洲。两年后,艾伯特·德特勒夫全家搬到了上海,并且又有了两个儿子,丹尼斯(Denis)和罗纳尔德(Ronald)。长子阿尔贝特于1945年在丹麦总领事馆登记结婚。
1947年,丹麦国家博物馆收到了葛麟瑞收藏的中国硬币,但目录原件的副本已经遗失。2000年,丹麦国家博物馆从住在英国的罗纳尔德·克利恩(Ronald Kliene,1927—2009,葛麟瑞的孙子)那里得到了有关他祖父的信息,还有他一直保存着的硬币目录的复印件。
1903年的天津海关税务司署
葛麟瑞住在上海的一幢别墅里,并以他父亲的出生地将别墅命名为“森德霍”。1952年,葛麟瑞在别墅中去世,享年84岁,当时他仅和一位中国仆人住在别墅。他的妻子早在四年前就去世了。葛麟瑞去世时,他的四个孩子仍在丹麦驻上海领事馆被登记为丹麦公民,但他们都不住在中国。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