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最早来天津的丹麦人

根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于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英、法在天津设立租界。首批来到天津的丹麦人中，有西奥多·洛温斯坦（Theodor Løwenstein，1839—1913），他是霍森斯（Horsens）一个屠夫的儿子，这位屠夫是来自德国南部的移民，他的妻子来自哥本哈根。

14岁时，西奥多·洛温斯坦出海当了水手。后来，他尝试在澳大利亚开采金矿但没有成功，于是回到海上，在一艘运送马和羊去新西兰的船上当大副。他可能是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加入英国军队去了印度，1860年又跟随英军到了中国。他的女儿后来曾写道，中国人为生存而战，因为他们预感到城市被攻占后，所有的人都会被杀死。在攻打筑有防御工事的城市时，首先越过城墙的两个人中就有“沃尔西（Wollsey）将军，当时他是一名中尉，也是一位父亲”。 她继续写道：

过了几年，父亲已经结婚并定居下来，有一个中国屠夫每个月都来结账（账单总是装在他裤子的膝盖以下部位）。在上面提到的攻城战中，他是城里的一名中国士兵，身高体壮，勇敢地参加了守城之战。一天，父亲提到了那次攻城战役，屠夫告诉父亲，像那样从后面袭击而不是迎着枪炮进攻的攻击战任何人都可以做到。“你们是从海上来的吧？对你们来说真不容易，但从后面攻打是不公平的，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斯蒂恩·比尔在给丹麦外交部的报告中提到1864年天津的航运，“从海上到河流中的航道，按吃水深度每英尺花费5元就可以雇到可靠的领水员——包括一名丹麦人” 。这名领水员叫汉斯·彼得·杰特鲁姆（Hans Peter Jertrum），来自石勒苏益格公国（Duchy of Schleswig）的奥本罗（Aabenraa），于1861年春天来到中国，与妻子和家人住在大沽。他是第一个被写入丹麦领事登记簿的人，他们的名字之后是另外两名领水员，分别是来自石勒苏益格公国的斯莱斯维格（Slesvig）的乌尔德鲁普（A. P. Ulderup）和来自波恩霍尔姆（Bornholm）的彼得·汉森（Peter Hansen），后者工作大约一年后去世。西奥多·洛温斯坦——当地人都称他利文斯顿（Livingston），于1868年5月登记为海员。几个月后，来自奥本罗的安达生（J. H. Andersen）来到天津并嫁给了乌尔德鲁普。他们有两个儿子，分别出生于1872年和1873年。 1873年和1874年的《行名录》中列有乌尔德鲁普和利文斯顿，他们都在大沽当领水员，此外再也找不到关于乌尔德鲁普一家的任何记录。

西奥多·洛温斯坦于1875年5月回到霍森斯，并与原姓弗兰德森（Frandsen）的安娜（Anna Sabine Gæde；1848[约]—1910）结婚。安娜是一个寡妇，带有一个女儿，出生于1871年，这也是他们家里唯一的孩子。他们一起到了天津，但在1880年又回到霍森斯。 在丹麦驻天津领事馆的54份文件中，只有1份以人名命名的文件，就是利文斯顿先生（洛温斯坦）案卷，可见领事馆对他们一家的重视程度。可是，由于所有的文件都已丢失，我们找不到更多的信息。 在中国，他们一家通过以前的投资存下了足够的钱用于生活，并按照西奥多·洛温斯坦的意愿，用相当大的一笔款项捐建霍森斯博物馆（Horsens Museum），其中三分之二用于在他所拥有的土地上建造博物馆，三分之一用于博物馆的日常开支。博物馆于1915年开放，大约在1960年，博物馆又从1958年去世的他女儿的遗产中获得了中国文物的捐赠。 这些收藏品中包括一幅她女儿小时候的画像，很明显是根据他们回到霍森斯时拍摄的一张照片在中国画的。

进入天津和大沽码头的航道被“大沽沙阻碍，使得吃水深度超过138英寸（3.5米）的船舶在驶入大沽锚地时很危险”。有经验的领水员能赚很多钱，1861年对丹麦吃水浅的小型帆船来说，情况还不错。可是，到了1862年，在天津的英国人更喜欢小型轮船，所以丹麦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帆船减少了。在1864年普丹战争（Prusso-Danish War） 丹麦战败后，丹麦王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被割让给了普鲁士和奥匈帝国，导致丹麦驶往中国的船舶减少到原来的约三分之二。 ^[25]

1866年，有112名外国人在天津注册登记，其中包括一名丹麦人。 这名丹麦人叫皮特·基鲁夫（Peter Arnt Kierulff，1838—1909），出生在斯劳厄尔瑟（Slagelse）一个具有创业精神的商人家庭。他接受经商培训后，携带斯蒂恩·比尔给丹麦驻华领事的推荐信，于1866年3月抵达天津，这些信息在领事馆登记簿和1893年他撰写的简短自传中都可以看到。直到1873年秋天，他一直为丹麦驻天津领事工作，在最后三四年里，他也是一名独立的商人。 根据他去世几年后出版的家谱，1862—1893年间他在北京经商，有些资料甚至说他于1859年首次来到中国。这一传闻的真实性不能令人信服，也没有可靠的证据能证明他在1866年以前到过中国。 1872年5月，他和其他三个人一起，包括密妥士，被选为1872—1873年度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成员。 1873年10月初，他还在天津，不久后，他便离开天津去欧洲待了大约一年。1873年和1874年，他在天津登记为“商人和商务代理人”，1874年他在密妥士担任领事的丹麦领事馆任翻译。 1874年秋天他从欧洲回到中国，1875年在北京的使馆区开设了自己的商店，据传闻，他的商店尽管遭到中国政府的反对，但满足了外国使馆的需求。据说他因与德国使馆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获益匪浅。1881年5月，他娶了安娜·弗雷德里克·威廉明妮·弗兰克（Anna Frederikke[Frieda]Wilhemine Franke）为妻。安娜于1853年出生在汉堡，从1875年起一直被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夫人聘为“家庭教师”。1893年，基鲁夫的商店雇用了两名欧洲人和三名中国人做店员。

基鲁夫谈到过一名丹麦机械师/工程师（Mecanikus），即在天津机器局工作的巴兹（Budtz）先生。1871年的一个晚上，巴兹先生从一个中国人那里租了一匹马，但那匹马被偷了。密妥士领事判他罚款25元，赔偿给马主，他只付了14元，按照基鲁夫的说法，这已经足够，不用再赔了。巴兹全名卡尔·巴兹（Carl Budtz，1847—1905），出生在一个乡村牧师家庭，1860年他寄宿在斯劳厄尔瑟的一个家庭，在当地的一所文法学校（realskole）读书并于1863年毕业。

1875年4月，霍斯基尔（Valdemar Hoskiær，1829—1895）访问了天津机器局，他提到有两个丹麦人在那里工作，其中一个人已经返回欧洲，另一个人那时还在一艘中国轮船上工作。 这个人就是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克·格莱恩（Christian Frederik Glahn，1846—1927），卡尔·巴兹的远房表弟。他们都出生在富宁（Funen/Fyn）以南的一个小岛上，他们的父亲都是当地村庄里的牧师，按照家族的传统，格莱恩也在斯劳厄尔瑟上学，但是毕业生名册中没有列入他的名字。后来他在哥本哈根的伯迈斯特韦恩造船公司（Burmeister & Wain）学习机械修理，然后在丹麦海军的一艘船上服役。在斯劳厄尔瑟的时候，巴兹和格莱恩可能结识了基鲁夫家族，并利用这个关系离开丹麦闯荡世界，于1869年一起到了东亚。格莱恩曾在马来西亚沙捞越（Sarawak）和越南西贡（Saigon）做过短期的工程师，后来和巴兹一起到天津机器局工作。

霍斯基尔提到中国工匠每月获得的报酬是6—16元，而欧洲人每月的报酬是300—400元，所以当巴兹1874年5月离开中国回到马赛时，他可能已经是一个有钱人了。 第二年，他在丹麦结婚并定居在斯劳厄尔瑟。1872年，巴兹在那里成立了一家联盟机械厂（Alliance Machine Factory），工厂所生产的产品中有供丹麦乳品厂使用的蒸汽机。在1875年初该厂改为合伙制企业时，巴兹可能用他在中国的积蓄投资了该企业。 ^[26] 他在公司任职，头衔显示是公司所有人和管理者，他最后的职务是董事总经理和工程师。根据教区登记簿记载，他因患有精神疾病而自杀身亡。 ^[27]

对于巴兹和格莱恩这对表兄弟，我们在天津领事登记簿上只找到了格莱恩的名字，他于1876年10月登记，当时他可能已经在天津住了一段时间。不久后，他去了日本横滨从事造船业，并在那里与国田吉（Kushida Yoshi）结婚。他们有两个女儿，分别出生于1882年和1900年。格莱恩于1927年在日本去世，丹麦驻日本临时代办在他的葬礼上致辞以示悼念。

克劳斯·劳里茨·安德森（Claus Laurits Andersen，1849—1928）在哥本哈根的一个木匠家庭中长大，在哥本哈根和英国苏格兰的伦弗鲁（Renfrew）接受过轮机工程师的培训，并于1875年在香港通过了初级工程师的考试。 他从1871年开始生活在上海，在中国沿海和河流上航行的船舶上工作，1876年又在海河（白河） 上来往于大沽和天津之间的船舶上工作。1876年6月，他和他的兄弟、领水员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en）参加了璞尔生的婚礼。1876年11月，他仍然被列在丹麦领事提交的在上海的丹麦人名单上。 1876年底，劳里茨·安德森在天津开设了一家机械厂，从事建造和维修，还曾负责在大沽海军造船厂建造一座干船坞。他通过翻译与李鸿章协商。工作完成后，李鸿章竖起拇指说了一声“好！”对他的工作质量表示称赞，劳里茨·安德森知道是“Good”的意思。中国政府买下了他在天津的工厂，他在海军造船厂担任主管工程师达四年之久，直到1884年辞职回了一趟丹麦。1879—1880年，他在天津时见过美国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及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将军，当时他们都到天津拜会过李鸿章。 1882年，他奉命前往旅顺，一个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渔村。他的任务是在港湾通过钻探看看是否可以通过疏浚达到建造海军造船厂干船坞所需的深度。他的报告将决定工程能否开展，在1918年的一次访问中，他很高兴地看到他的建议得到实现。1884年回到中国后，安德森开始在上海担任顾问工程师，但仍在天津开展一些业务。1889年，他参加了大沽驳船公司的一次特别股东大会。1890年开始，安德森又进入了烟草行业，并于1927年在上海以一个富豪的身份去世。他的财产大部分遗赠给了劳里茨·安德森基金会，“用以促进丹麦的工业和贸易发展，并帮助国内外患病和贫穷的丹麦人”。 ^[28] VuSx0talLE0GGyzhrM+tO+HV9zX4wvYZ7WExDfiY6THBxJn+VxZqwbQNn6v7Orw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