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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璞尔生家族:天津丹麦家庭的一个典型

1952年11月28日,香港的《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简称SCMP)刊登了一则很短的报道:

来自天津的消息:

现在,在天津的外国女士人数已所剩无几。最后到达这里(指香港)的一位是艾莉·璞尔生(Elly Poulsen)小姐,她在薄扶林(Pokfulum)与考埃尔(E. J. Cowell)夫妇住在一起,许多老朋友在周末聚会时会见到她。

不久,艾莉·璞尔生小姐要去日本拜访她的侄子埃里克·沃茨(Erik Watts)先生,他也是著名的璞尔生家族的一员,这个家族在远东的历史几乎与斯图尔特(Stewart)家族的一样久远。

该家族的第一位成员卡尔·璞尔生(Carl Herholdt Octavius Poulsen,1846—1907,以下简称璞尔生)于1871年来到远东地区。他出生于日德兰半岛(Jutland),因供职大北电报公司(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Company,简称GNTC)来到远东,先后在香港和上海驻留了几年,并在上海结了婚,然后于1881年来到天津。应大名鼎鼎的李鸿章的邀请,璞尔生在天津建立了一所电报学堂,并在短期内培训出了几名电报发报员。

璞尔生一到天津就致力于促进整个社区的福祉,特别是英租界。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璞尔生的推动,英租界才出现了油气灯照明,并建立起现代自来水厂。

在义和团围困期间,璞尔生的英勇行为和可贵的服务精神广受公众赞誉,特别是在维护城市照明和供水,以及恢复天津与大沽之间的通信等方面。

他是一位有很高天赋、个性鲜明的真正的丹麦人,但也有人说“他比英国人更像英国人”。早年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Newcastle-on-Tyne)的生活经历,使得璞尔生一直很敬佩英国的政治生活和体制。一位同代人评价他具有乔治时代高贵、典雅的风度,而且就像约翰逊博士本人一样,伴随着响亮的号角声大步向前。 [1]

艾莉·璞尔生于1888年在天津出生,是璞尔生和玛蒂尔德·璞尔生(Mathilde Poulsen,1845—1915)的小女儿。她一直生活在天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与其他外国居民一起从中国撤离。从1860年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在能被确认的近150名曾在天津及大沽港生活或长期居住的丹麦人中,她可能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璞尔生是一位教区牧师和执事的儿子,在丹麦西北部靠近北海的一个村庄度过了他的童年。他在哥本哈根大学获得了预备学位后,便进入了大北电报公司,并于1871年3月前往东亚。他的弟弟埃米尔·奥古斯特(Emil August)生于1849年,也进入了大北电报公司,并于1873年到东亚工作,但在1885年又返回了欧洲。 1876年6月,在上海生活了将近三年的璞尔生迎娶了一位哥本哈根商人的女儿玛蒂尔德·彼得森(Mathilde Petersen),她在上海仅住了六个月。 我们不知道她是怎么来到上海的,只知道她们一家经常在国外居住。她唯一的兄弟在阿根廷当货运经纪人并任圣达菲(Santa Fé) 的英国副领事,她的一个姐姐嫁给了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位丹麦人,但最终又回到丹麦。

1881年夏天,璞尔生夫妇带着长女和小儿子移居天津。璞尔生被临时调派到大清电报总局(Imperial Chinese Telegraph Administration,简称ICTA)管辖下的电报学堂。在天津的第一年,璞尔生就为中国学生编写了课本。 [2] 他于1885年获颁御赐三等双龙宝星。直到1894年,璞尔生仍然是电报学堂的副督学兼教习,1899年他才不再担任这些职务,在此后数年间,他对其他一些事物产生了兴趣并从事相关活动。

1885年11月30日,璞尔生从大北电报公司辞职,成为大清电报总局的副督办(Assistant Director)。大北电报公司对他在大清电报局任职表示支持,因为该电报局由天津地方当局掌管,璞尔生在那里工作对大北电报公司也有益处。但是,到1886年,璞尔生的工作已经明显不利于大北电报公司的在华利益,19世纪90年代初的公司记录不止一次提到这个问题。 [3] 究其原因,部分是大北公司对电缆公司的定价不满意,部分是电缆公司为越南和俄罗斯铺设陆路电报线提供了机会。国际公约对市场有许多规定,这使这种生意的垄断经营很难被打破,但是当市场出现新的状况时,这些规定就有可能被打破,璞尔生显然是在做这种尝试。

他还花费了一些时间(可能还是相当长的时间)发明了一种新电码。之前使用的是19世纪80年代初引进的电码,其用四个数字代表一个汉字,璞尔生觉得这种方式太复杂,太容易出错。在他设计的新系统中,每个汉字(总共大约有一万个汉字)由一个不超过六位字母的简单英文单词表示。璞尔生设计的新方案于1888年春季发表,据说得到李鸿章和其他中国官员的赞赏,但是新电码似乎并没有对电报在中国的发展产生更进一步的影响。 [4]

1884年末,天津海关联合天津电报局在天津海关与大沽之间安装了电话线。1885年春,电话线连通后,海关税务司尝试让其他用户分摊费用,第一个连通电话的是大沽水厂办公室与天津水厂办公室。1885年末,海关税务司称赞了璞尔生的工作。 璞尔生还尝试使用一条电线同时进行电话和电报通信。1887年10月,他向一些中国高级官员演示了在天津和大沽之间使用“范·雷塞尔贝格(Van Rysselberghe)方法”进行通话。 当时璞尔生在天津,他在电报学堂的丹麦同事卡尔·居尔姆塞(Carl V. Chr. Culmsee)在大沽,他们之间进行了大约一小时的通话,“双方不断地用清晰的语音交谈”,同时同一线路还保持着正常的电报往来。不久后,璞尔生成为布鲁塞尔穆隆公司(Mourlon & Cie.)在中国的独家代理,该公司是范·雷塞尔贝格专利的所有者,公司于1889年在中国开展的第一宗实际业务就是利用政府的电报线为大沽驳船公司(Dagu Tug and Lighter Company)在天津与大沽等地之间建立电话联系。 [5]

范·雷塞尔贝格(Van Rysselberghe)电话机

同年,璞尔生获得了比利时利奥波德勋章(Belgian Leopold Order),并于两年后得到丹麦国王的特许佩戴该勋章。1891年8月,他被授予三等第一双龙宝星,并在某年成为英国电气工程师协会(IEE)的成员。 大约从1889年开始,他参与到各种技术和商业企业中。(详后)1897年,璞尔生一直使用电报总局的信笺进行商务通信往来。1899年的《行名录》仍然将他列为北洋电报官局(Imperial Northern Government Telegraph)的副常务董事(Assistant Managing Director)和北洋德来风公司(Imperial Northern Government Telephone)的副董事(Assistant Director)。十年前,此两家公司均由佘昌宇(Shê Ch′ang-yü)担任常务董事(Managing Director)。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时,璞尔生所担任的这些职务似乎均告终止。 1900年6月,大清电报总局的谢尔恩(H. C. Schiern)在丹麦休假时,称他为“商人璞尔生”(Kjøbmand Poulsen)。 [6]

1889年,璞尔生协助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考察了铺设跨太平洋电报电缆的可能性,并向美国国务卿提交了一份报告。 在天津,他在电力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也得到了展示,1893年5月20日,他在自己的住所展示了朋友送给他的直径约3.5米的电力铁路模型。当时的报道说:

在轨道上运行的是由手摇转动的磁感应电机产生的电力驱动的机车和客车的完美仿制品。这些模型运行得非常顺畅,观看者无不交口称赞,并且也让当时在场的几名颇具威望的中国高官大为惊讶。

1893年9月下旬,盛宣怀庆祝父亲80岁大寿,他的衙门被电灯照亮。这是临时通知璞尔生安装的,他使用了锅炉和10匹马力发动机驱动西门子发电机。

19世纪90年代,璞尔生更多地参与到天津租界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中。1894年4月,他当选为天津俱乐部委员会委员;1896年底,他又担任了新的和谐俱乐部(Harmony Club)的主席,该俱乐部设在法国租界的裕泰酒店(Yu-tai Hotel)。1896年12月26日,璞尔生在和谐俱乐部成立典礼上致辞,同时他还向另外两家俱乐部——天津俱乐部和德国康科迪亚俱乐部致意。不久之后,他又与林德(Albert de Linde,1857—1934)一起当选为北戴河避暑胜地乡村俱乐部建设委员会的已婚成员。

1896年3月初,璞尔生亲自参与了当地的政治活动:

周四的晚上,在戈登堂(Gordon Hall)举行的一次工部局董事会会议上,全体一致决定为即将作为特使启程前往俄罗斯宫廷访问的李鸿章阁下举办一次宴会。出席宴会的将有下列诸位:德璀琳、斯塔塞夫(Startseff)、丁家立(C. D. Tenney)、璞尔生及克森士(E. Cousins)(各自代表五个不同的国家)。昨天早上,他们得到了李鸿章阁下的回复:同意接受他们的邀请,同时还邀请了王文韶阁下。

几天后,宴会如期举行,璞尔生是宴会组织委员会的14名成员之一。

1901年10月,璞尔生要求(在英国领事馆)注册登记,以便能够在即将举行的英租界扩展界租地人会议上拥有投票权。他曾经有一两年是英租界董事会成员,并在其后每年都出席租地人年会。 [7]

璞尔生在世时,他们一家可能一直住在英租界内。在最初几年,他们一家的活动范围可能非常有限。据1913年格奥尔格·包尔(Georg Baur)的回忆,璞尔生的一个女儿在14岁之前就没有离开过天津,当她到了距离天津大约50公里(或者说顺海河航行90公里)、靠近海滨的大沽时,她对这个世界感到格外惊奇。 19世纪90年代后期,北戴河成为一个国际避暑胜地。游客可以乘坐火车从天津直达山海关。1898年的夏天,璞尔生一家在北戴河度假,三个女儿在海里嬉戏,13岁的安娜在水中滑倒,被海浪卷进深水里。差不多与她同龄的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救了她,他的哥哥罗伯特·斯图尔特(Robert Stewart)和另外三位美国人也参与了救助,即天津的丁家立,以及北京的霍普金斯(N. S. Hopkins)和芳泰瑞(C. H. Fenn)。

媒体详细报道了这一事件。 一周后,璞尔生写信给丹麦驻天津领事,讲述了他的女儿是如何得救的。他要求将他的信转交给有关当局,并提出斯图尔特两兄弟应当因救人获得最高奖赏,三位参与救助的美国人也应得到应有的感谢。同一天,璞尔生写信给英国驻天津领事,提出将斯图尔特两兄弟推荐给“英国溺水者营救会”(Royal Humane Society)。1898年8、9月间,丹麦领事将璞尔生的申请转交给驻上海的领事,宣称他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已得到许多目击者的证实。 1899年1月,斯图尔特两兄弟获得了“英国溺水者营救会”颁发的“拯救生命奖章”(Medal for Saving Life),这一奖章只能被授予英国公民,但是三位美国人协助救人的行为也得到了高度赞扬。 同一天,璞尔生把《京津泰晤士报》( Peking & Tientsin Times )上刊登的颁奖仪式的剪报寄给丹麦驻上海领事,并要求丹麦政府有所表示。丹麦领事将剪报寄给了丹麦外交部,1899年2月9日,丹麦政府对斯图尔特兄弟表达了感谢之意。 这一事件并没有阻止璞尔生一家再去北戴河,1902年9月,他们花了648.7两银购买了9.98亩(0.6公顷)土地并建造了一所房子。1907年,这处房产在璞尔生去世后作为遗产估价为5325两银。

19世纪80年代后期,两名路过天津或在天津短暂住过一段时间的丹麦人各自的表述,都证实了璞尔生在天津丹麦人社群中的地位, 当时的报纸也报道了人们对璞尔生一家积极参与天津社会生活的赞誉。 格奥尔格·包尔曾对1890年12月16日出席德国领事馆舞会的11位女士(同时大约有50位男士出席)每个人都进行了描述,其中谈到玛蒂尔德·璞尔生,说她“讲着一口非常流利的德语。体型丰满而非苗条,年纪稍长不年轻,但在整个晚会上跳起舞来就像一个少女,而且是那样的谦和有礼”

璞尔生自1871年抵达中国后,再也没有回过丹麦。 [8] 在他去世一年后,玛蒂尔德·璞尔生带着她的两个未婚女儿,分别是26岁和21岁,回到了丹麦并打算在那里定居。玛蒂尔德把她的居住地作为永久的邮寄地址给了她未婚的姐姐——一位已经退休的教师。与至亲的重聚本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但是玛蒂尔德很快就意识到她的女儿们再也无法适应在丹麦的生活,尤其是艾莉,离开中国后她日夜想念她已婚的姐姐和她姐姐的孩子。璞尔生的两个女儿学了一门打字课程,她们认为可能会有用。1909年5月,她们全家从德国不来梅上船,先是回到并待在北戴河,在那里她们有房子可以随时居住,直到在天津找到新家。此后,她们住在天津德租界威廉街(今解放南路)8号,直至1915年玛蒂尔德·璞尔生去世。 [9]

让成年女儿回到丹麦的计划表明,孩子们可以比较熟练地说丹麦语,也许她们童年时在家里就使用丹麦语。他们也学会了汉语。大女儿弗朗西丝·莱考夫(Frances Leykauff)写到她从小就非常熟悉中国的语言和习俗——这对外国人而言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她对中国人也怀有极大的同情心。 1902年7月末,巴斯先生 雇用的李书保(Li Shubao音译)申诉说,他在天津火车站受到尼尔斯·璞尔生(Niels Poulsen)的骚扰,他伤害了李书保的两匹马。他们之间的谈话使用的是汉语。此案以尼尔斯·璞尔生向巴斯先生道歉而了结。丹麦领事要求尼尔斯·璞尔生向李书保先生支付5元的赔偿金,尼尔斯照做了,但李书保拒绝接受赔偿,并把钱还给了尼尔斯。 尼尔斯·璞尔生当时(也许是后来练成)可能是一名熟练的骑手。1907年春季赛马的评论说他“精湛的骑术一如既往,同时作为一名优秀的驯马师也获得了良好的声誉” 。至少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可能有点随心所欲,对待钱财也是如此。1907年夏天,父亲璞尔生罹患重病,并住院治疗。“由于他的精神状况,已经无法处理商业事务或管理公司事务”,他的儿子尼尔斯·璞尔生便被领事指定担任公司的管理者,并经上海领事批准,但在财务方面要接受领事的严格监督。

从1900年7月到1902年8月,天津由外国军队代表组成的天津都统衙门(TPG)控制。 都统衙门有自己的警察组织(当时称“巡捕”),华人巡捕由斯图尔特(H. R. Stewart)指挥,瓦茨(Arnhold B. Watts)作为助手。 尼尔斯·璞尔生1900年开始担任巡捕。当1901年7月瓦茨被调到河上巡捕队后,他接任了都统衙门华人巡捕房的副巡捕长,而且可能一直担任到1902年8月都统衙门撤销时为止。 其后,他在天津的外国洋行工作,偶尔会在华北地区出差:1904—1906年,为开滦矿务局(Chinese Engineering & Mining Co. Ltd)工作;1907—1909年,为德国鲁道夫·伯特伦洋行(Rudolph Bertram)工作;1909年,为莱考夫洋行(Leykauff & Co)工作,至迟从1912年开始,担任该公司山东济南分公司的经理。 1915年,莱考夫因破产被清算,并企图让尼尔斯·璞尔生偿还贷款,但遭到拒绝。当时,尼尔斯·璞尔生在北京的仁记洋行(Forbes & Co)工作,在1915年3月13日,也就是他母亲去世的前一天,他写信给丹麦公使表示:他无法偿还贷款,“母亲璞尔生夫人已经做出了安排,在她死后我不会得到任何财产” 。后来,他在济南为费伦·丹尼尔洋行(Fearon,Daniel Co. Inc.)工作。1921年,他被授予中国“五等嘉禾勋章”。尼尔斯·璞尔生于1913年3月1日在济南结婚,母亲和妹妹出席了他的婚礼。他的配偶是英国人,出生在山东青州,父亲是一名浸信会传教士。尼尔斯·璞尔生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儿子(分别出生于1914年、1916年和1921年)于20世纪20年代先后在天津领事馆注册登记并住在济南。 他们一家可能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离开中国,他们的儿子在英国工作或学习时加入了英国国籍,年纪在16到19岁。 [10]

都统衙门占用了三岔河口的直隶总督衙门

璞尔生有三个女儿嫁给了在天津的英国人。出生于1882年的米娜·克诺克尔(Minna Knocker)于1901年结婚,婚后在新加坡生活。1908年,她的母亲和两个姐妹曾去看望她。 其他两个姐妹则一直生活在天津。出生于1884年的安娜(Anna)于1903年与亚瑟·霍华德·瓦茨(Arthur Howard Watts)结婚。瓦茨是当地一名领水员和酒店老板的儿子,并在开滦矿务局航运部工作。 出生于1881年的阿尔维尔达(Alvilda,也叫黛西[Daisy]),于1913年在英国总领事馆与家庭律师孟堪师(K. W. Mounsey)结婚,新娘由丹麦驻北京公使交给了新郎。 孟堪师一家可能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离开中国, 但瓦茨一家留了下来。1941年12月,埃里克·瓦茨(Erik Watts)从天津逃到了战时首都重庆, 但他的父母留在了天津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人拘禁。

艾莉·璞尔生一直没有结婚。她在天津的外国洋行做速记员,可能是由于她丹麦公民的身份,她才得以安全地在天津度过战争年代。

1906年5月,璞尔生的大女儿弗朗西丝(Frances)嫁给了德国商人罗伯特·莱考夫(Robert Leykauff),后者在1907年接管了拔维晏洋行(E. Bavier)的进口部,并担任该公司的出口代表人。他们有一个儿子,出生于1907年。 很可能是因为战争,莱考夫的生意遭受了挫折,他们不得不搬到一处更简陋的房子里,只留下了三个仆人,辞退了其他仆人。由于是德国人,当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国宣战时,他们成了敌侨,有可能被拘禁或驱逐出境。然而,中国当局选择对他们实行登记和监视,所以他们可以留在天津,直到1919年2月才与其他在中国的德国人和奥匈国人一起被驱逐出境。 一些中国人对于将这些人驱逐出境表示不满,并提出要把他们藏匿起来,但莱考夫一家还是乘火车南下,准备从上海登上英国轮船前往欧洲。可是,弗朗西丝·莱考夫(Frances Leykauff)接受了一位丹麦官方代表的建议:由于她的父母是丹麦人,可以安排她和儿子一起留在中国。 她先是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后来和妹妹住在天津,但最后她还是想和丈夫在一起。1920年3月下旬,她和儿子开始了一段痛苦的旅程,免费乘坐德国政府包租的轮船回到欧洲,这艘轮船是用来运送在日本囚禁的战俘回欧洲的。她到达德国后不久就病了,1920年10月她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这时,璞尔生家的人积极活动。1921年初,在天津的妹夫(指孟堪师)向上海的圣三一教堂索要了一份弗朗西丝·莱考夫的出生证明。4月,在伦敦度假的妹妹来看望了弗朗西丝·莱考夫,并说服罗伯特·莱考夫让她出院。她出院后在德国度过了一个夏天,但仍在接受医疗护理。7月底,她去了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她的儿子也从精神失常中康复并去看望了她。1921年11月,她回到了丹麦,登记居住在哥本哈根,一人独居,但仍然是已婚状态,仍然是德国公民。

据我所知,这个家族在丹麦最后的遗物是彼得森(I. C. Petersen,1873—1944)和范妮·赫德维格·彼得森(Fanny Hedvig Petersen,1875—1952)在哥本哈根第5/85区弗雷德里克斯堡(Frederiksberg)古老公墓的墓碑。墓碑上,他们名字的侧面是朋友的名字,有三个人的名字在右边,弗朗西丝的名字单独在左边:弗朗西丝·莱考夫(1878—1934)。1934年1月30日,她的骨灰被装在骨灰瓮中埋葬在那里。 ArihBCuu2Cnic4j8BpIukD3qIA39QP8hvnYPKQ1AaCy6yDcQcDmSvG3Y1Bqsxy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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