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2008年，我受邀参加欧洲汉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在瑞典隆德（Lund）举行的第十七届年会（两年一次），并在“与外国人合作：中欧互动，天津1860—1895”小组会议上，提交了一篇关于丹麦人的论文。该小组会议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和巴黎道德与政治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Paris）的巴斯蒂夫人（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主持。

小组会议成员和其他多位与会学者向我提供了很多帮助，本书的注释提到了一些。在此，我想特别感谢中国台北的周京元（Chou Chingyuan）、哥本哈根的基尔斯滕·布龙（Kirsten Bruun）和路德米拉·魏尔（Ludmilla Weil）、天津的刘海岩，以及巴黎的史凌飞（Delphine Spicq）等学者。

丹麦国家档案馆馆长允许我使用了有关1860—1912年在天津的丹麦人的尚未开放的档案文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也给予了我热情的帮助和支持。大北电报公司的总经理允许我使用仍由该公司管理的文件。

在中国，天津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2009年，天津师范大学的侯建新教授帮助我联系查阅档案。2011年，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天津租界史研究专家刘海岩向我介绍了有关档案，并把我引荐到天津市图书馆，那里的工作人员热情地给我提供了帮助。

天津市档案馆公开的目录并不包括海关档案。编号W0001的档案来自曾就职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现在任职于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的蔡维屏博士所编写的目录，她很慷慨地将目录寄给了我（Tsai 2005）。编号W0003的档案来自叶文静（Shirley Ye）博士，她非常热情地将她的论文寄给了我（Ye 2011）。

2012年，我访问了藏有海关档案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位于南京）。可是，那里的档案不能被开放利用，档案馆工作人员告诉我档案不能利用的原因是正在做数字化处理，部分数字化档案已经于2017年出版。我尽管没有找到原本期待的丹麦人的个人档案，但是找到了有关1906年左右大沽沙航道的资料。

我还联系了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档案馆，试图寻找有关电报局和大北电报公司的资料。2012年6月4日，我收到了一份很客气但否定的答复。我非常怀疑在丹麦和中国的一些档案馆藏有更多的资料，甚至在欧洲和美国其他的一些档案馆也有相关资料，但是截至本书成稿，我没有找到更多的资料。

2015年，策伊·德·林德（Zoe de Linde）热情地将有关她曾祖父母阿尔伯特·德·林德和玛格丽特·德·林德的资料带到了哥本哈根，这些资料一直由她已故的父亲克里斯滕·托尔普·德·林德（Christen Thorpe de Linde）保存。通过丹麦国家档案馆馆长阿斯比约恩·贺鲁姆（Asbjørn Hellum）的安排，这些资料于2018年9月被存放到了该档案馆。

皇家骑士勋章分会（The Chapter of the Royal Orders of Chivalry）的档案管理员阿斯比约恩·蒂森·汉森（Asbjørn Thyssen Hansen），慷慨地将丹麦勋章获得者自传的复印件寄给了我。哥本哈根大学萨克逊研究中心（Saxo Institute）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及皇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都一如既往地向我提供了很多的帮助。朱梅（Mette Thunø）热心地阅读了手稿，并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当然，本书所有内容均由作者本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