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言vs证据

最基本的议题不是就业歧视或泛而言之的社会歧视“是否”会导致各个种族或民族群体之间不同的经济与社会结果。它可以造成，也已经造成，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理由排除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但同样没有理由否认的是，有史以来世界各个群体之间的悬殊结果，也有其他许多因素的作用。

鉴于在美国，最经常被提及的差距是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差距，我们不妨从这里开始。有两个问题：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差异是否罕见，或是否比美国其他群体之间或其他地方的差异巨大得多，堪称罕见？除了种族——基因遗传——或种族主义，是否还有其他显而易见的原因导致了那些差异？

美国黑人的家庭收入 中位数比美国白人家庭的更低，是已经持续好几代人的现象。至于差异的大小，来自政府的官方数据显示，1947年以来，他们的差距从未超过2∶1。 ^[2] 那么比起这一差距，美国其他群体之间或其他国家群体之间的差距又如何呢？

在美国，祖上为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或韩国人的亚裔群体的人均收入中位数，是墨西哥裔美国人的两倍以上。 ^[3] 亚裔群体的人均收入中位数同样比美国白人高。 ^[4] 印度裔的人均收入中位数要比墨西哥裔高近乎两倍，其人均年收入中位数也比美国白人多15 000美元以上。 ^[5] 在全职全年工作的男性中，亚裔印度男性的年收入要比白人男性多39 000美元以上。 ^[6]

这就是我们常在某些团体那里听说的“白人至上”吗？即使在低收入的非白人群体中，也有相当多人的收入能与美国白人的相比。例如，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有900多万美国黑人的收入高于美国白人的收入中位数。 ^[7] 此外，还有成千上万个黑人百万富翁家庭 ^[8] ，甚至几个黑人亿万富翁，包括泰格·伍兹和奥普拉·温弗瑞。 ^[9]

无论这多么不同于政治修辞、新闻媒体甚至学术界中的黑人形象（那种形象似乎更常见于一百年前），我们都没有理由因当前的形势而自满。相反，这是年轻一代黑人接受教育的一个理由，因为机会是现成的，他们比前几代黑人更能提升自己。

尽管如此，在讨论不同的贫困率时，不同群体之间的经济差异都是必须被特别考虑的。例如，总的来说，美国黑人家庭的贫困率长期比美国白人家庭更高。 ^[10] 然而，1994年以来，在这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已婚黑人伴侣家庭的年度贫困率无一年高于10%。要知道，1959年以来，整个美国的贫困率无一年低于10%。 ^[11]

如果黑人家庭贫困处境的起因是“系统性的种族主义”，那么种族主义者是排除了已婚黑人吗？种族主义者知晓甚至关心黑人是否结婚吗？

相比之下，单亲家庭的贫困率比已婚伴侣家庭高得多，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从1994年至2020年（本书写作时能获取数据的最近一年）的每一年，户主为白人女性的单亲家庭的贫困率都是已婚黑人伴侣家庭的两倍多。 ^[12] 如果“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观点正确无比，这又是怎么发生的？

无论在黑人还是白人群体中，户主为男性的单亲家庭都比户主为女性的单亲家庭更少。而白人男性户主单亲家庭的贫困率比白人女性户主单亲家庭的更低。尽管如此，从2003年至2020年的每一年，白人男性户主单亲家庭的贫困率也都比已婚黑人伴侣家庭更高。 ^[13]

种族间的统计学差异，并不理所当然地出于种族原因——无论是在基因遗传的意义上，还是在种族歧视的意义上。显然，不同种族中单亲家庭的比例差异，就属于会影响收入的其他差异。年龄中位数的差异、教育的差异亦然。

正如悬殊的收入绝非美国诸多种族或民族群体的特色，这些群体内部的各种悬殊，也未必比这些群体之间的更小。

不妨以2017—2018学年的纽约市为例。在低收入的少数族裔街区中，有几十个地方的公立特许学校和传统公立学校被设在同一栋楼内，为同一地方社群提供服务。然而，当两类学校的黑人与西班牙裔学生参加全州统一的数学测试时，特许学校学生得到“熟练”评级的比例是同栋楼里传统公立学校同族学生的6倍多。 ^[14] 此即群体内部的巨大差距，种族和种族主义都无法予以解释 ^[15] ，带有文化偏见的测试也不行。

类似地，20世纪30年代一项关于芝加哥黑人社群的研究发现，在某些黑人街区，少年犯罪率超过了40%，但在另一些黑人街区，这一比率却低于2%。 ^[16] 在同一时间、同一城市，我们再次看到了同一种族之内的悬殊。

在白人内部，同样长期存在和黑人与白人之间一样的巨大差距。例如，1851年，尽管美国南方白人的数量约有其他地区白人数量的一半，但联邦政府所颁发的专利，仅8%来自南部各州。 ^[17] 在各种工作技能上，南方白人也落后于其他地区的白人。例如，1860年，尽管南部各州拥有美国40%的奶牛，但只生产了全国20%的黄油和1%的奶酪。 ^[18] 进入20世纪，南方人在乳制品产业上的落后仍然持续。 ^[19]

上述这些，以及南北战争前南方白人比同时期北方白人更高的不识字率 ^[20] ，都是可量化的差异。除此之外，许多观察家如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其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 ^[21] 中，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在他描述战前南部各州的著名游记《棉花王国》（ The Cotton Kingdom ） ^[22] 中，还提到了南方白人明显更消极的工作意愿。南方白人自己，如将领罗伯特·E.李 ^[23] 、战前南方作家欣顿·赫尔珀 ^[24] ，以及20世纪的南方历史学者U.B.菲利普斯 ^[25] 、鲁珀特·B.万斯 ^[26] ，也发表过类似的评论。

即使是21世纪的今天，在肯塔基州阿巴拉契亚地区的一些县，如克莱县和奥斯利县，仍有超过90%的白人的住户收入 中位数不仅不到全体美国白人的一半，与全体美国黑人的住户收入中位数相比也要少数千美元。 ^[27]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项研究发现，奥斯利县是2014年全美各州收入最低的一个县，而它99%的人口是白人。 ^[28]

这并非某一年的偶然情况。在横跨1969年至2020年这半个多世纪的五种不同调查中，那几个县的收入结构都完全没变。 ^[29]

2014年，《纽约时报杂志》的一篇文章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对美国各县做出了评价，结果在得分倒数的10个县中，有6个位于肯塔基州的东部。 ^[30] 尽管该文没有提及那些县的种族情况，但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这6个县90%以上的人口是白人。 ^[31]

同样，这并非某一年的偶然情况。根据从1969年至2020年关于这6个县的调查数据，这些县的住户收入中位数情况非常相似，不仅都一直远小于全美国白人住户收入的中位数，甚至都一直小于全国黑人住户收入的中位数。 ^[32]

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格局可追溯至更久以前。100多年前的一部地理学专著就指出，同一种族的人如果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会呈现完全不同的经济与社会结果，例如上述肯塔基州的诸社群。这部专著提到了“坎伯兰高原的丘陵地带”，那里有“单人棚屋”以及“具有纯正英格兰血统的落后人口”。 ^[33] 这般格局亦非美国特色。

根据专著作者、杰出地理学者埃伦·丘吉尔·森普尔的说法，“环境的影响”普遍见于“世界各地，无论种族，也无论时代”。 ^[34] 她自己和此后其他学者的大量研究都表明，生活在山区和丘陵地区的人——用美国人的话说，“乡巴佬”（hillbillies）——通常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更落后。 ^[35] 美国“乡巴佬”的中学辍学率之高、大学毕业率之低，显然是不重视社会发展的例证。

“乡巴佬”社群中持续且严重的贫困所蕴含的道理有助于我们厘清，究竟是哪些因素造成了其他人群（包括少数族群）的贫困和落后。我们就算可以奇迹般地实现“零种族主义”，也绝对无法保证它会发挥多少作用。那些生活在低收入的美国“乡巴佬”诸县的人所面对的，已经是“零种族主义”，因为他们几乎都是白人，但他们的收入却比黑人低。

反过来说，在一个没人相信种族主义都已被消灭的地区，已婚黑人伴侣的贫困率一直低于国民平均水平，而且连户主为白人女性的单亲家庭的一半都不到。换言之，比起诉诸种族主义的缺席，一些行为模式似乎更有解释力。

一些强调种族主义的做法，甚至会适得其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提及他与一个想成为飞行员的年轻黑人交谈的经历。这个年轻人起初想加入美国空军，从而接受训练、做飞行员；但他随后却说，自己意识到空军“永远不会让一个黑人去驾驶飞机”。 ^[36]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有一个全是黑人战斗机飞行员的中队，后来还有两名黑人飞行员成了美国空军上将。 ^[37] 向这个年轻人灌输这种思想，使他连尝试成为飞行员的念头都烟消云散的人，可以说比一个种族主义者更有害。

不同的人之所以处于贫困境地，原因有许多，包括但不限于当前恰好流行的那些，如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这意味着我们无法理所当然地说，对于各群体在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下各不相同的经济或其他方面的进步，歧视或其他任何因素发挥了多少作用。不过，历史长河中的诸多事实，至少能阻止我们基于“奴隶制的遗毒”“白人至上”“受害者有罪”之类被夸大和不断重复的流行语，自然地得出结论。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19世纪早期开了个不好的先例，他将南方白人与北方白人之间的差异归因于南部各州的奴隶制 ^[38] ，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 ^[39] 和欣顿·赫尔珀 ^[40] 也持此看法。然而，事实上，南方白人的祖先与北方白人的祖先之间同样存在这样的差异，彼时他们还生活在英国的不同地区，未曾见过哪怕一个奴隶。 ^[41] 这个毫无事实根据的假设却在20世纪被又一次使用，至今仍然如此，表现为用“奴隶制的遗毒”解释黑人和白人在行为上的差异。

美国黑人中更高的女性非婚生育率，同样被主要归因于“奴隶制的遗毒”。然而，在奴隶制终结之后的100多年，大多数黑人儿童是由已婚女性生育的，而且由双亲家庭抚养。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曾在20世纪60年代感到担心，因为1963年，23.6%的黑人儿童是单身母亲所生——高于1940年的16.8%。 ^[42]

尽管美国黑人的女性非婚生育率较美国白人高得多，但白人女性的非婚生育率在20世纪60年代也急剧上升，而此前几十年的比率只是1960年之后的一小部分。 ^[43] 无论对于黑人还是白人，这一趋势都无法说明存在“奴隶制的遗毒”，毕竟随着20世纪60年代福利国家大规模扩张，女性非婚生育的上升趋势同时出现在了两个种族。这一新格局已经持续半个多世纪。2008年，美国白人女性的非婚生育率已逼近30%。 ^[44] 这超过了美国黑人在1963年令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感到担心的水平。 ^[45]

到了20世纪末，黑人母亲的未婚生育率（68.7%） ^[46] 仍然大大超过白人母亲。但那些受教育时间少于12年的白人母亲在21世纪早期的非婚生育占比紧随其后，略高于60%。 ^[47]

和其他悬殊态势一样，“种族之间的差异”并不必然是“种族差异”——无论是在基因意义上还是在种族歧视的意义上。一些行为模式在不同种族中会导致相似的结果，因此，结果上的悬殊所能反映的，其实是出于各种原因的行为上的悬殊，而不一定意味着基因决定论或社会性的歧视。放眼国际，21世纪，在一些欧洲国家，女性非婚生育率至少有40%。 ^[48] 那里没有“奴隶制的遗毒”，但有福利国家的扩张。

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说过，“进一步的分析”会被流行语“推迟50年”。 ^[49] 可是，有太多流行语拖延了分析时间，而且仍在继续。 7gZUVF7TrQ7ag9kmwkNARSW1NTclogm5bLNjKjguHX+4ng39D8Kti0Dh9YyDPHw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