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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不同事业中是否有平等或不平等的能力”，和“由基因决定的种族或性别差异是否天生地导致了不同的思维潜力”是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在20世纪早期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智识分子中占主导地位的基因决定论假设，在本书中只是个无关紧要的议题，尽管第二章会专门讨论它，其他章节也多少有所涉及。 [38]
就算我们为了论证而“假设”，一切社会群体，甚至一切个体，在成为受精卵的那一瞬间都有平等的思维潜力，仍不足以确保他们出生时有平等的“天赋智力”，更不用指望在后天并不平等的各种条件之下，在被文化导向不同领域、不同目标之后，他们发展出的能力是平等的了。
不平等的环境从“子宫”开始。已有研究表明，孕妇之间的营养差异，会在未来表现为她们所生孩子的智商差异。 [39] 母亲所摄入的各种物质，都会对孩子的智商以及总体健康状况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40]
即使我们可以合情合理地期待，同一对父母所生、同一个家庭所育的多个孩子发展起来的能力存在最大限度的平等，但回首19世纪，已经有涉及大西洋两岸多国的研究表明，来自同一个家庭的长子（女），整体上拥有更高的平均智商 [41] 、更高的高等教育完成率 [42] ，在各行各业事业有成的人中占比更高 [43] 。
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在美国的国家优秀奖学金决赛入围者中，半数以上的人是家中的第一个孩子，无论他们来自五孩家庭还是二孩、三孩、四孩家庭。 [44] 换言之，在五孩家庭，第一个孩子入围的概率比四个弟弟妹妹加起来还要高。另一些对教育成就或职场成就的评估也表明，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被调查的国家，各项事业的杰出人群中，家中第一个孩子及独生子女的比例都很高。 [45]
长子（女），以及独生子女，通常能在他/她至关重要的最初成长阶段获得父母的全部关注。这显然是晚出生的弟弟妹妹无法获得的。反过来说，许多研究已经发现，由单亲抚养的孩子会出现社会问题的概率更高——又一次地，美国和欧洲都是如此。 [46] 另一些研究发现，由单亲妈妈抚养长大的男孩，在有旷课、谋杀等反常行为的群体中占极高比例。 [47]
正如一项研究所说，这些反常行为与“父亲缺位”这一因素的相关性最高，“甚至超过种族和贫困”，更不用说其他因素了。 [48] 没有父亲的男孩的被监禁率高于平均水平，无论其肤色是黑是白，尽管在没有父亲的男孩中，黑人的被监禁率更高。 [49] 并非所有种族差异都源于基因、种族歧视之类的种族因素。
显然，对这些男孩来说，不存在什么“概率平等”，无论他们在学校、警察局等机构所遇见的人待他们是否公平公正。另一方面，由单亲抚养的女孩同样受到了负面影响，如她们在青少年时期的怀孕率更高。 [50] 在社会底层人口的种族结构迥异于美国的英国，也有非常类似的反常行为模式。 [51] 在英国，底层民众主要是白人，但他们的许多社会模式与美国低收入黑人的非常类似 [52] ，尽管英国的社会底层无法把“奴隶制的遗毒”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解释。
当美国儿童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培养方式中长大时，他们在成年后以平等能力继续发展的概率会显著降低。研究表明，由有专职工作的父母抚养的孩子，每小时听到的词语数量是依赖福利救济的家庭孩子的3倍以上。更重要的是，这些词语，在父母都有工作时大多是积极肯定的，在家庭依赖救济时经常是消极否定的。 [53]
究竟有谁真会相信，当儿童在如此不同的家庭条件下度过了对成长有深远影响的时光，还能在学校、职场或别处与他人相同？
必须明确区分“诞生之初的平等潜力”与“出生之后平等地发展起来的能力”，才能让假设接受事实的检验。一些社会正义的倡导者之所以对不同的结果感到困惑，是因为他们可能隐含地假设了各类群体在发展起来的能力上是类似的。但谈及实际能力，无论是从身体上讲还是从精神上讲，连同一个人的不同人生阶段都算不上平等，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能进一步说这个人和处于各自不同人生阶段的其他所有人是平等的呢？
在社会正义愿景的核心，有一个看上去无法驳斥的谬论：要不是歧视偏误作祟，导致了我们所见到的悬殊态势，阶层、种族、国家等大型群体在各项事业中所取得的结果，将会是彼此平等的——至少是差堪比拟的。
然而，在那些要么需要年轻人的身体活力，要么需要与年龄共同增长的经验的事业中，年龄中位数相差10岁甚至20岁的不同群体不太可能彼此平等。当日裔美国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年龄中位数分别为52岁和28岁时， [54] 他们在不同职业中有不同的表现及处于不同的收入水平并不令人意外。就算他们在其他所有方面都相同，单纯的年龄差异仍足以使之在收入方面相异，因为比起20来岁的美国人，中年美国人的收入中位数更高。 [55]
就国家而言，和阶层、种族或民族群体一样，“单纯”的年龄差异同样足以让经济或其他结果平等的前景变得渺茫。世界上既有人口年龄中位数超过40岁的国家（德国、意大利、日本），亦有人口年龄中位数不到20岁的国家（尼日利亚、阿富汗、安哥拉）。 [56] 为什么有人会指望一个一半人口是婴儿、幼童和青少年的国家与一个一半人口已然40岁甚至更老的国家有相同的工作经验和教育条件，即相同的人力资本？
不同的国家还处于不同的地理、气候及其他环境中，这些环境会带来不同的优势和劣势。即使各国人口有相同的潜力，也很难指望身处迥异环境的他们在历经数百年谋生与演化后，仍能有平等地发展起来的能力。
各大洲之间的差异也大相径庭。尽管论陆地面积，非洲几乎是欧洲的3倍，但论海岸线长度，欧洲要比非洲长数千公里。 [57] 这听起来似乎不可能。但欧洲的海岸线蜿蜒曲折，创造了许多“天然港口”，船舶得以在此安全地停靠，躲避远海汹涌的波涛。就此而言，这些港口甚至是比更长的海岸线本身更大的优势。
欧洲有更长的海岸线，占陆地总面积三分之一以上的许多岛屿和半岛同样功不可没。 [58] 相比之下，非洲的海岸线平直，港口少得多，岛屿和半岛也少得多——只占非洲大陆面积的2%。 [59]
长期以来，欧洲人比非洲人更频繁地从海上贸易中获益，还会令人意外吗？18世纪时，亚当·斯密已经指出这一地理差异 [60] ，并且反对那些关于非洲人在种族上地位低贱的主张。 [61] 其他学者也已经陆续认识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有许多极其不利的地理条件。 [62] 对此，杰出的法国历史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总结说：“在理解‘黑非洲’上，地理学比历史学更重要。” [63]
港口仅仅是对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各种航道中的一种。航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水路运输和陆路运输的成本差距相当悬殊。例如，在古代，横跨2000余英里的地中海运一件货的成本，比在路程仅75英里的内陆运同一件货的还要低。 [64] 这意味着，生活在沿海的人同其他沿海人群及地点的经济与社会交流，要比生活在内陆的人同其他内陆人群或沿海同胞的交流广泛得多。
一部地理学专著指出，在古代，欧洲的地中海腹地“与地中海沿岸相比，更为原始”。 [65] 这并非地中海地区的特色，而是在世界各地都很常见：“一国或地区首先发展起来的是从沿海向内陆传播的世界性的文化，而非本土或者说当地文明。” [66] 尽管有例外，但这是一般模式。 [67]
这一模式反映了水路与陆路运输之间巨大的成本差异，它又会以许多方式影响经济前景。全世界多数大城市位于航道两岸，毕竟如果所有要用以养活市民的食物都只通过陆地运输，费用会高得离谱——特别是在铁路和卡车于过去两个世纪被陆续发明之前。即使到了今天，拥有运河对一个地方来说仍是巨大的经济优势，尤其是当这些运河能连通沿海地区时。 [68]
气候是另一种会影响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自然条件。肥沃的土壤在温带比在热带更为常见。 [69] 这不仅会影响农业生产率，还会影响其他东西。城市化进程依赖由城外地区供应的食物，食物则主要来自农业。数百年来，科学、技术及其他事业的进步，完全不成比例地源于城市。 [70]
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一项经验研究发现，位于温带、土壤肥沃且距海100公里以内的地区仅占世界有人居住的陆地面积的8%。然而，这些地区分布了世界23%的人口，产生了世界53%的GDP（国内生产总值）。 [71] 这些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人均收入的全球性差异已经能说明问题。 [72]
这只是世界地理区域之间的众多差异之一。当欧洲人抵达西半球时，当地土著既无马、牛、象或骆驼，亦无其他能载人载货、在东半球很常见的役畜或驮兽。过去在地处南美洲的印加帝国，羊驼会被当作驮兽。但即使在南美洲，在羊驼所处的那片土地，它们也还不够大，无法与另一半球所使用的动物相比。
西半球役畜和驮兽的不足有更深远的经济影响。动物的稀缺使陆路运输成本相当高昂，从而限制了经济上可行的货物运输距离。这又会限制水路运输中船舶的规模。在西半球，更常见的船舶类型是独木舟。如果没有动物从数公里外运来大量足以装满船舱的货物，打造规模比肩欧洲船只，或者中世纪时中国那样的更大的船只，绝非经济之举。
在欧洲人抵达之前，西半球也没有“有轮载具”。轮子有时被视为对经济发展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但如果没有动物的牵引，有轮载具也不会有这样的潜力。玛雅人发明了轮子，但只是把它给儿童当玩具。 [73] 可以想见，要是玛雅人与印加人及其羊驼有所往来，由动物牵引的有轮载具可能已是西半球的经济资产。然而，那时西半球文化圈的规模所受到的地理限制，阻止了这种进展的出现。
当英国人在北美洲遇见易洛魁人时，他们发现，自己的文化圈规模和后者的可谓迥异。尽管易洛魁人是个生活在一片辽阔地区中的部落联盟，但欧亚大陆有西半球没有的动物，这使英国人接触到更为广阔的异域，从而了解各种发明、发现和知识。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船舵、纸张，埃及人发明的数学概念，印度人发明的数字体系，罗马人创设的字母，被英国人用来穿越海洋、驾驶船舶、书写文字、计数编号、交流通信。
易洛魁人无法像英国人接触欧亚大陆其他文化那样，接触印加人或玛雅人的文化成就。 [74] 当然，他们也没有广泛地接触到在过去几个世纪一度横跨东西10 000多公里的欧亚大陆传播的、造成重大疫情的许多疾病。但一些在疫病中幸存、已经对许多疾病有抗体的欧洲人，却将体内的那些病菌带到了西半球。这使许多对这些疾病缺乏抗体的土著失去了生命，有时死亡率超过50%甚至更高，这为欧洲人征服南北美洲提供了便利。
无论是诉诸地理因素，还是诉诸其他方面的自然因素，我们都不应该理所当然地假设，人类之间的结果是平等或随机的。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了成千上万年，有太多因素在起作用，以至于我们很难指望它们“可以”是平等的，更不用说“一直”是平等的了。
尽管卢梭声称存在由自然安排的平等，但地理、气候、疾病、动物等方面的差异证明，自然不是平等的。正如杰出的经济史学者戴维·S.兰德斯所说，“自然如生命，它并不公平” [75] ，“世间从无公平竞争” [76] 。
在此指出许多因地而异的地理影响，并不是赞同地理决定论。这些因素及其他因素，还会在不同时期与演变的人类知识和人为错误相互作用。饥荒曾发生在粮产富余的沃土区，且无论饥荒前后，这些地方都会有剩余的粮食可供出口。 [77] 自然资源的供给也非固定的，因为“什么算自然资源”有赖于人类知道如何利用它，而这会随人类知识的变化而改变。
比起东欧或南欧，西欧和北欧向来有更多工业革命所需的自然资源，例如铁矿和煤炭。但在人类所发展的知识尚不足以引发工业革命的成千上万年里，这些差异并不重要。欧洲的哪一区域处于更有利或更不利的位置，视时期及那一时期人类可用的知识而定。
比起对待其他社会群体、社会或国家的方式，自然对待性别的方式其实更谈不上公平。女性和男性在性行为上的双重标准，只是对于“自然”那更为基本的双重标准的浅层反映。一个男人无论多么鲁莽、自私、愚蠢或不负责任，都永远不会怀孕。“女人能够生育”这一清晰的事实则意味着，她们在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可能没有相同的机会——即使有些社会可以向那些具有相同“发展起来的能力”的人提供平等的机会。 [78]
“只有人类偏见能解释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经济与社会结果”这一看似无法驳斥的谬论，一而再、再而三地与世界上各个社会的确凿事实相悖。无论人类这个物种诞生之初的情况如何，在有人提出“社会正义”这个词之前，已经过去了不知多少年。
在那几乎不可想象的漫长岁月里，不同的人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情境中以不同方式进化，发展了不同的禀赋，产生不同事业成就的“相互的不平等”，而不一定产生任一事业中的平等甚至差堪比拟的局面。
环境不能被简单定义为当下可感知的周围情况。人力资本也不能被简单定义为教育或技能。诚实之类的品质不仅是个体的美德，而且是他们所在社群、文化和经济体的人力资本。
在一个所供土地不仅有限、偏僻，而且贫瘠，只能让一小部分人勉强保命的地理环境中，如果人们意识不到艰难条件下的生存需要相互信任、通力合作，不但不团结起来、诚实待人，还坑蒙拐骗、欺诈说谎，那么他们将收获甚少，甚至失去一切。
那些世代生活在既无警察部队，亦无消防部门的穷乡僻壤的人知道，如果不团结一致、互帮互助，任何紧急情况都可能演变为重大灾难。至少对于生活在这种环境的人们来说，环境本身显然比任何布道或律法更能推动诚实与合作。而在非常不同、更为有利的条件下，其他社群的人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发展起类似的诚实与合作意识。
简言之，许多因素是无法被假设平等地分布在所有地方或所有人那里的，而“诚实”就是其中一个。经验证据也表明，无论是这一因素，还是其他许多因素，都不是平等分布的。在被用来评估不同人群、地区诚实情况的简单测试中，一个测试项目是故意在世界各个城市的公共场所丢下装有现金与个人身份证件的钱包。
2013年的一项测试是在每个所选城市丢下12个钱包，最终，被如数奉还的钱包在赫尔辛基（芬兰）最多，达11个，而在里斯本（葡萄牙）最少，仅1个。更重要的是，在里斯本被归还的那个钱包，是一对从荷兰来旅游的伴侣归还的；没有葡萄牙人归还哪怕一个钱包。 [79] 更早的一项测试发现，在挪威，丢了的钱包能失而复得的概率为100%，这一比例在美国是67%，在墨西哥则是21%。 [80]
有关诚信的另一项测试历时5年，研究的是可凭外交豁免不受起诉的联合国外交官在纽约市支付违章停车罚单的情况。结果是，拥有24位外交官的埃及，手握数以千计未支付的违章停车罚单。但同样有24位外交官的加拿大，以及分别有31位和47位外交官的英国和日本，均无哪怕一张未支付的违章停车罚单。
约翰·穆勒在19世纪指出，一个社会的诚实或欺诈水平是决定该社会经济状况的主要因素。穆勒以俄国的严重腐败为例，总结说它必然是“经济进步的巨大阻力”。 [81] 自那时起，无论是在沙皇统治时期、苏联时期还是俄罗斯时期，腐败现象普遍存在。 [82] 曾经，一些俄国人会被其同胞形容为“和德国人一样诚实” [83] ，这不啻一种默认——这样的品质在俄国人那里并不常见。
反过来说，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之所以获得了外国的资金支持，原因之一就在于，那些投资者信赖英国法律的诚实、公正。
我们没有理由指望全部个体、群体或国家都一样诚实，就像没有理由指望他们的技能、财富或智商都别无二致一样。
然而，即使在腐败猖獗、所谓的“信任半径”很少超过核心家庭的国家，也有一些特殊的群体，他们内部高度互信，以至于可以不管那些靠不住的法律系统，仅仅基于口头协议开展业务。无论是印度的马尔瓦利人，还是东南亚华人中的各种子群体，都能基于口头的非正式协议，与该群体在其他国家的成员进行国际贸易。 [84]
在法律与政治制度并不可靠的那些国家，这无疑可以成为经济竞争中的一个巨大优势，因为在这样的制度条件下，此类群体的本土对手们不得不谨慎地进行经济交易。但即使在拥有更可靠制度的国家，像纽约的哈西德派犹太人那样相互委托出售珠宝，并基于口头协议分享利润，也是有好处的。 [85]
无论一个社会的诚实水平是高是低，我们都没有理由指望在这些方面的现存差距会永远持续，毕竟，在千百年后的今天，无数事情已经改变。但无论何时，“诚实”都是许多存在差异并使所有人难有相同机会的因素之一。
除了持续存在的人际差异，战争、饥荒、疫情及其他无法预测的偶发事件同样可以彻底改变特定人群的发展路径。军事冲突的结果不仅是一个无法估量的概率问题，还能决定整个社会或国家后续几代人或之后数百年的命运。
如果在滑铁卢战役中获胜的是拿破仑而非其对手威灵顿公爵，那么欧洲大陆各国人民的命运、各个国家的历史都将非常不同。威灵顿自己也曾追忆说，那场战役是“一生中所见过的最难分伯仲的较量” [86] 。也就是说，它有可能迎来另一种结果。如果732年在法国图尔抗击伊斯兰军队入侵的战役或者1529年的“维也纳之围”迎来了另一种结果，今天的欧洲文化也可能非常不同。
事实表明，欧洲远非一个在文化、经济等方面有同质性的文明，其人群亦无相同的心智品质和人力资本类型。西欧语言形成书写规范的时点比东欧早数百年。 [87] 这对两地民众的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需要学校所教授的各种知识与技能的那些事业中，他们彼此平等的概率很小。
这样的不平等并不局限于过去，因为迄今的演化永远始于不同时空下非常不同的过去。东欧的经济水平和工业化程度比西欧更低的态势已持续数百年 [88] ，谋杀率比西欧高好几倍的态势同样已持续数百年 [89] 。
东西分化亦非欧洲各国不平等的唯一来源与体现。20世纪初，“只有3%的英国人不识字，在意大利，这一比例是48%，西班牙是56%，葡萄牙是78%” [90] 。类似的悬殊态势见于1900年的哈布斯堡帝国：不识字率在波希米亚最低，为3%，达尔马提亚最高，为73%。 [91] 大量学术研究已经发现，在欧洲不同地区，无论是技术发展的程度，还是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领军人物的数量，都有巨大的差异。 [92]
非洲的情况基本相同。1957年，在尼日利亚的中学，只有11%的学生来自该国多数人口所居住的北方地区。 [93] 比起出生在尼日利亚南方地区的人，出生在北方地区的人成功的概率可谓低之又低——位于该国不同地区的部落所取得的不同经济成就，足以说明这一事实。 [94]
无论在欧洲还是尼日利亚，不同的条件都导致了不同群体的不同识字率和不同入学率。在数百年前相当贫困的欧洲，务农群体对识字几无需要，但为了满足家庭的基本温饱，倒是经常需要孩子们的劳动。在这样的情况下，牺牲儿童的教育，剥夺他们接触更广阔世界的，甚至是二手知识的机会，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世界其他地区，同样有无数因素影响了无数人的发展。如果在过去的成千上万年，这些因素都以相同的方式影响了所有人，那么这简直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同理，在这段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同一群人不太可能一直是某些领域的“领头羊”。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的一小段时间里，处于人类成就前沿的群体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论技术，中国曾遥遥领先于所有欧洲国家成百上千年——例如，中国人开始铸铁的时点，比欧洲人早1000多年。 [95] 在中国人采用雕版印刷之后的数百年，欧洲人还只会用更昂贵的材料手写。 [96] 但用一份份手稿而非批量制造的书籍教育多数欧洲人，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直到欧洲人发明了机械印刷，他们才能比从前更广泛地让一小部分人接受教育。直到欧洲各地所使用的各种语言都形成了书写规范，才有了在理论上可能的平等教育和平等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包括诚实、语言、职业技能，以及工商业禀赋的差异，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都很常见。即使在一个人人公开竞争、适用平等标准的机会平等的社会，悬殊条件下的弱势一方也绝无发展自己能力的“平等机会”。
我们并不否认，“人人机会平等”是可欲
的。但那无论如何也无法确保我们在拥有实现该目标所需的知识或力量的同时，不对其他可欲的目标（如自由甚至生存）做出重大牺牲。
我们是希望经过良好培训、能做高级医学研究的学者能够代表整体人口结构，还是希望任何学者，无论其个人背景如何，都能专注学术研究，从而找到治疗癌症、阿尔茨海默病等骇人疾病的方法？每项事业都有它的目的。沉湎于意识形态的愿景，是否比消灭癌症及阿尔茨海默病更重要？
你是希望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是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来自不同群体的代表，还是希望他们经过专业的筛选、能熟练应对一切复杂情况，从而提高你所乘坐航班安全抵达终点的概率？一旦我们承认许多因素会使“发展起来的能力”存在差异，“人人机会平等”就变成了在后果上非常不同于“机会均等”的主张。而结果其实比——或应该比——某些看似诱人、时髦的论说更重要。
更基本的问题是，我们所希望的，是一个这样的社会，即一些婴儿生来就继承了现存的、打包好的不满，站在了同一天出生的其他新生儿的对立面，以至于双方的生活都继续被怨愤的阴影笼罩；还是至少给他们选择的权利——选择是否要比我们做得更好？
[1] Jean-Jacques Rousseau, A Discourse on Inequality , translated by Maurice Cransto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4), p.57.
[2] Sam McCaig,“Where in the World Do NHL Players Come From?” Sports Illustrated (online), October 14, 2018; Helene Elliott,“California Hockey Has Come So Far,” Los Angeles Times , September 6, 2020, p.D6; The Economist, Pocket World in Figures: 2022 Edition (London: Profile Books, 2021), pp.14,214; Shawn Hubler,“California’s Population Dips During Tumultuous 2020,” New York Times , May 8, 2021, p.A17.
[3] Charles Issawi,“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Millet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Empire: The Functioning of a Plural Society , Vol.I: The Central Lands , edited by Benjamin Braude and Bernard Lewis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82), pp.262–263.
[4] Yuan-li Wu and Chun-hsi Wu,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The Chinese Dimension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0), p.51.
[5] Jean Roche, La Colonisation Allemande et le Rio Grande do Sul (Paris: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de L’Amérique Latine, 1959), pp.388–389.
[6] R.Bayly Winder,“The Lebanese in West Afric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 Vol.IV, Issue 3 (April 1962), p.309.
[7] Jonathan I.Israel, European Jewry in the Age of Mercantilism 1550–1750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5), p.139.
[8] Robert F.Foerster, The Italian Emigration of Our Times (New York: Arno Press, 1969), pp.254–259, 261.
[9] Haraprasad Chattopadhyaya, Indians in Africa: A Socio-Economic Study (Calcutta: Bookland Private Limited, 1970), p.394.
[10] Andrew Gibb, Glasgow: The Making of a City (London: Croom Helm, 1983),p.116; Bruce Lenma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Scotland, 1660–1976 (London: B.T.Batsford, 1977), p.180.
[11] Amy Chua, World on Fire: 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 (New York: Doubleday, 2003), p.108.
[12] Myron Weiner, Sons of the Soil: Migration and Ethnic Conflict in In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102–104.
[13] 可以参考：Andrew D.Mellinger, Jeffrey D.Sachs, and John L.Gallup,“Climate, Coa-stal Proximity, and Development,”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 , edited by Gordon L.Clark, Maryann P.Feldman, and Meric S.Gertl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Ellen Churchill Semple, 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1911); Thomas Sowell, Wealth, Poverty and Politics,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6), 3–5, 8–10, 13–83。
[14] Caryn E.Neumann,“Beer,” Germany and the Americas: Culture, Politics, and History , edited by Thomas Adam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2005), Volume I, pp.130–133.
[15] Jim Mann,“Tsingtao Beer: Bottling Profits for China,”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12, 1986, pp.F1, F7.
[16] Robert F.Foerster, The Italian Emigration of Our Times , p.261.
[17] “Brazilian Beverage Market Is Evolving,” Brazilian Bulletin , January 1975, p.6.
[18] Jürgen Tampke, The Germans in Austral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01.
[19] Marc Helmond, Total Revenue Management (TRM): Case Studies, Best Practices and Industry Insights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2020), p.167.
[20] Horst Dornbusch,“Bavaria,”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Beer , edited by Garrett Oliv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04.
[21] Ulrich Bonnell Phillips, The Slave Economy of the Old South: Selected Essay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269.
[22] 可以参考：Thomas Sowell, Migrations and Cultures: A World View (New York:Basic Books, 1996), pp.2, 150, 153, 158, 164, 166, 176, 192, 207, 211, 218–219, 284–285, 289–290, 307, 312, 345, 353, 367。
[23] 关于已记录在案的实例，参见Thomas Sowell, Wealth, Poverty and Politics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pp.396–402。
[24] “Degrees Conferred, by Level, Discipline, and Gender, 2018–19,”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Almanac 2021–2022), August 20, 2021, p.43.
[25] “Degrees Conferred, by Level, Discipline, and Gender, 2018–19,”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Almanac 2021–2022), August 20, 2021, p.43.
[26] 参见Diana Furchtgott-Roth, Women ’ s Figures: An Illustrated Guide to the Economic Progress of Women In America , 2012 edition (Washington: AEI Press, 2012)。亦可见于Thomas Sowell, Economic Facts and Fallacies ,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Chapter 3，以及Thomas Sowell, Affirmative Action Reconsidered: Was It Necessary in Academia? (Washington:AEI Press, 1975), pp.23–27。
[27] Jessica Semega, Melissa Kollar, Emily A.Shrider, and John F.Creamer,“Income a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9,”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 P60–270(RV) (Washington: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20 and 2021), pp.11, 51.
[28]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Who Chooses Part-Time Work and Why?” Monthly Labor Review , March 2018, pp.5–7。亦可见于Thomas Sowell, Economic Facts and Fallacies , second edition, pp.61, 69, 72, 74, 82–83, 89，以及Thomas Sowell, Affirmative Action Reconsidered , pp.23, 24。亦可见于Diana Furchtgott Roth, Women ’ s Figures , 2012 edi-tion, pp.17–18。
[29] 参见John Iceland and Ilana Redstone,“The Declining Earnings Gap between Young Women and 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9–2018,”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 Vol.92 (November 2020), pp.1–11; Diana Furchtgott-Roth, Women ’ s Figures , 2012 edition, pp.14, 15, 16, 19; Thomas Sowell, Affirmative Action Reconsidered , pp.28, 31, 32, 33; Warren Farrell, Why Men Earn More: The Startling Truth Behind the Pay Gap and What Women Can Do About It (New York: Amacom, 2005), p.xxiii; Anita U.Hattiangadi and Amy M.Habib, A Closer Look at Comparable Worth , second edition (Washington: Employment Policy Foundation, 2000), p.43; Thomas Sowell, Education: Assumptions versus History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6), pp.95, 97; Laurence C.Baker,“Differences in Earning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Physicians,”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 April 11, 1996, p.960; Marianne Bertrand and Kevin Hallock,“The Gender Gap in Top Corporate Jobs,”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 October 2001, p.17。
[30] “The Economic Role of Women,” The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73 (Washington, D.C.: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3), p.105.
[31] Sam Dean and Johana Bhuiyan,“Why are Black and Latino People Still Kept out of Tech Industry?”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 July 7, 2020, p.C1.
[32] 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2019 , 55th edition(Washington: National Center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2021), p.345.
[33] 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2019 , 55th edition(Washington: National Center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2021)，p.351。
[34] Mohamed Suffian bin Hashim,“Problems and Issues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Problems and Issues , edited by Yip Yat Hoong (Singapore: Regional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1973), Table 8, pp.70–71.
[35] Donald L.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677; Myron Weiner,“The Pursuit of Ethnic Equality Through Preferential Policies: A Comparative Public Policy Perspective,” From Independence to Statehood , edited by Robert B.Goldmann and A.Jeyaratnam Wilson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4), p.64; Cynthia H.Enloe, Police, Military and Ethnicity: Foundations of State Power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1980), p.143.
[36] Fernand Braudel,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 translated by Richard Mayn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1994), p.17.
[37] James Oliphant,“Faith’s Role In Picking a New Justice,”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22, 2010, p.A11; Peter Baker,“Kagan Is Sworn In as the Fourth Woman,and 112th Justice, on the Supreme Court,” New York Times , August 8, 2010,pp.1, 13; Julie Zauzmer,“Back Home, Supreme Court Nominee Is Active in a Liberal Episcopalian Church,” Washington Post , February 4, 2017, p.B2; Julie Hirschfeld Davis,“In Highlight for President, Gorsuch Is Sworn In as Court’s 113th Justice,” New York Times , April 11, 2017, p.A19。这绝非大法官中唯一悬殊的统计数据。除此之外，连续11年，联邦最高法院的每一位大法官，都是在三所常春藤联盟高校——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中的某一所法学院获得法律学位的。Peter Baker,“Kagan Is Sworn In as the Fourth Woman, and 112th Justice, on the Supreme Court,” New York Times , August 8, 2010, pp.1, 13; William Wan,“The High Court’s Ivy League Problem,” Washington Post , July 13, 2018, p.A4; Nicholas Fandos,“Barrett Sworn In to Supreme Court After 52–48 Vote,” New York Times , October 27,2020, p.A1。
[38] Thomas Sowell,“New Light on Black I.Q.,” New York Times , March 27, 1977,Sunday magazine section, pp.56–58, 60, 62; Thomas Sowell, 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 ,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1), Chapter 17.
[39] Ana Amélia Freitas-Vilela, et al.,“Maternal Dietary Patterns During Pregnancy and Intelligence Quotients in the Offspring at 8 Years of Age: Findings from the ALSPAC Cohort,” Maternal & Child Nutrition , Vol.14, Issue 1 (January 2018), pp.1–11; Ingrid B.Helland, et al.,“Maternal Supplementation with Very-Long-Chain n-3 Fatty Acids During Pregnancy and Lactation Augments Children’s IQ at 4 Years of Age,” Pediatrics , Vol.111, No.1 (January 2003),pp.e39–e44.
[40] 可以参考以下资料：Helene McNulty, et al.,“Effect of Continued Folic Acid Supplementation beyond the First Trimester of Pregnancy on Cognitive Performance in the Child: A Follow-up Study from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FASSTT Offspring Trial),” BMC Medicine , Volume 17 (2019), pp.1–11; Aoife Caffrey, et al.,“Effects of Maternal Folic Acid Supplementation During the Second and Third Trimesters of Pregnancy on Neurocognitive Development in the Child: An 11-Year Follow-up from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BMC Medicine , Volume 19 (2021), pp.1–13; Ann P.Streissguth, Helen M.Barr, and Paul D.Sampson,“Moderate Prenatal Alcohol Exposure: Effects on Child IQ and Learning Problems at Age 7 ½ Years,” Alcoholism: Clinical and Experi mental Research , Volume 14, No.5 (September/October 1990), pp.662–669;Ernest L.Abel and Robert J.Sokol,“Incidence of Fetal Alcohol Syndrome and Economic Impact of FAS-Related Anomalies,”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 ,Volume 19, Issue 1 (January 1987), pp.51–70; Johann K.Eberhart and Scott E.Parnell,“The Genetics of Fetal Alcohol Spectrum Disorders,” Alcoholism: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 Volume 40, Issue 6 (June 2016), pp.1154–1165; Edward P.Riley, M.Alejandra Infante, and Kenneth R.Warren,“Fetal Alcohol Spectrum Disorders: An Overview,” Neuropsychology Review ,Volume 21, Issue 2 (June 2011), pp.73–80。
[41] Julia M.Rohrer, Boris Egloff, and Stefan C.Schmukle,“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Birth Order on Personali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Vol.112, No.46 (November 17, 2015), p.14225; Lillian Belmont and Francis A.Marolla,“Birth Order, Family Size, and Intelligence,” Science ,Vol.182, No.4117 (December 14, 1973), p.1098; Sandra E.Black, Paul J.Devereux and Kjell G.Salvanes,“Older and Wiser? Birth Order and IQ of Young Men,” CESifo Economic Studies , Vol.57, 1/2011, pp.109, 112, 116.
[42] Alison L.Booth and Hiau Joo Kee,“Birth Order Matters: The Effect of Family Size and Birth Order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 Vol.22, No.2 (April 2009), p.377.
[43] Philip S.Very and Richard W.Prull,“Birth Order, Personality Development,and the Choice of Law as a Profession,”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Vol.116, No.2 (June 1, 1970), pp.219–221; Richard L.Zweigenhaft,“Birth Order, Approval-Seeking and Membership in Congress,” 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 Vol.31, No.2 (November 1975), p.208; William D.Altus,“Birth Order and Its Sequelae,” Science , Vol.151 (January 7, 1966), pp.44–49.
[44] William D.Altus,“Birth Order and Its Sequelae,” Science , Vol.151 (January 7,1966), p.45.
[45] Jere R.Behrman and Paul Taubman,“Birth Order, Schooling, and Earning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 Vol.4, No.3, Part 2: The Famil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Rewards (July 1986), p.S136; Astronauts and Cosmonauts: Biographical and Statistical Data , Revised August 31, 1993, Report Prepared by 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Library of Congress, Transmitted to the Committee on Science, Space, and Technology, U.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One Hundred Third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March 1994 (Washington: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4), p.19; Daniel S.P.Schubert, Mazie E.Wagner,and Herman J.P.Schubert,“Family Constellation and Creativity: Firstborn Predominance Among Classical Music Composers,”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95, No.1 (1977), pp.147–149; Robert J.Gary-Bobo, Ana Prieto and Natalie Picard,“Birth Order and Sibship Sex Composition as Instruments in the Study of Education and Earnings,”Discussion Paper No.5514 (February 2006),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London, p.22.
[46] Amy L.Anderson,“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Influences on Delinquency: The Role of the Single-Parent Family,”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 Volume 30(2002), pp.575–587; Kathleen M.Ziol-Guest, Greg J.Duncan, and Ariel Kalil,“One-Parent Students Leave School Earlier,” Education Next , Spring 2015, pp.37–41; Nick Spencer,“Does Material Disadvantage Explain the Increased Risk of Adverse Health, Educational, and Behavioural Outcomes Among Children in Lone Parent Households in Britain? A Cross Sectional Study,”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 , Volume 59 (2005), pp.152–157; James Bartholomew, The Welfare State We ’ re In (London: Politico’s, 2006), revised edition, pp.275, 276, 278.
[47] Maggie Gallagher,“Fatherless Boys Grow Up Into Dangerous Men,” Wall Street Journal , December 1, 1998, p.A22; Dewey G.Cornell, Elissa P.Benedek, and David M.Benedek,“Characteristics of Adolescents Charged with Homicide:Review of 72 Cases,” Behavioral Sciences & the Law , Vol.5, No.1 (1987), pp.13, 14; Stephen Baskerville,“Is There Really a Fatherhood Crisis?” The Independent Review , Volume 8, No.4 (Spring 2004), pp.485–486; Delphine Theobald, David P.Farrington, and Alex Piquero,“Childhood Broken Homes and Adult Violence: An Analysis of Moderators and Mediators,”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 Volume 41 (2013), pp.44–45, 47–50.
[48] Stephen Baskerville,“Is There Really a Fatherhood Crisis?” The Independent Review , Volume 8, No.4 (Spring 2004), p.485.
[49] “Boys with Absentee Dads Twice as Likely to be Jailed,”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1, 1998, p.A3.
[50] Bruce J.Ellis, John E.Bates, Kenneth A.Dodge, David M.Fergusson, L.John Horwood, Gregory S.Pettit, and Lianne Woodward,“Does Father Absence Place Daughters at Special Risk for Early Sexual Activity and Teenage Pregnancy?” Child Development , Vol.74, No.3 (May-June 2003), pp.801–821; Stephen Baskerville,“Is There Really a Fatherhood Crisis?” The Independent Review ,Volume 8, No.4 (Spring 2004), p.485; James Bartholomew, The Welfare State We ’ re In , revised edition, p.276.
[51] 可以参考：Theodore Dalrymple, Life at the Bottom: The Worldview That Makes the Underclass (Chicago: Ivan R.Dee, 2001), p.viii; James Bartholomew, The Welfare State We ’ re In , revised edition, pp.275, 276, 278。
[52] 可以参考：Theodore Dalrymple, Life at the Bottom ; James Bartholomew, The Welfare State We ’ re In , revised edition, Chapters 4 and 6。
[53] “Choose Your Parents Wisely,” The Economist , July 26, 2014, p.22; Betty Hart and Todd R.Risley, Meaningful Differences in the Everyday Experience of Young American Children (Baltimore: Paul H.Brookes Publishing Co., 1995),pp.123–124, 125–126, 128, 198–199, 247.
[54] U.S.Bureau of the Census,“Selected Population Prof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9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 1-Year Estimates, Table S0201.
[55] U.S.Bureau of the Census,“Age—All People (Both Sexes Combined) by Median and Mean Income: 1974 to 2020,”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1975– 2021 , Annu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s (CPS ASEC), Table P–10.
[56] The Economist, Pocket World in Figures: 2022 Edition , p.18.
[57] Roy E.H.Mellor and E.Alistair Smith, Europe: A Geographical Survey of the Contin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3; Antony R.Orme,“Coastal Environments,” The Physical Geography of Africa , edited by William M.Adams, Andrew S.Goudie, and Antony R.Orm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38;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Britannica Concise Encyclopedia ,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06), p.643.
[58] Roy E.H.Mellor and E.Alistair Smith, Europe , p.3.
[59] Roy E.H.Mellor and E.Alistair Smith, Europe , p.3.
[60]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7), pp.20–21.
[61]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1976), p.337.
[62] 可以参考：William A.Hance, The Geography of Modern Afric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3–6, 12–19, 32–33; Fernand Braudel,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 translated by Richard Mayne, pp.117–126; David E.Bloom, Jeffrey D.Sachs, Paul Collier, and Christopher Udry,“Geography, De mograph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frica,”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 Vol.1998, No.2 (1998), pp.207–273。亦可见于Thomas Sowell, Conquests and Cultures: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1998), pp.99–109。
[63] Fernand Braudel,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 translated by Richard Mayne, p.120.
[64] A.H.M.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A Social 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64), Volume 2, pp.841–842.
[65] Ellen Churchill Semple, The Geography of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Its Relation to Ancient Histor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31), p.5.
[66] Ellen Churchill Semple, 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 , p.280.
[67] Ellen Churchill Semple, 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 , p.280.
[68] Andrew D.Mellinger, Jeffrey D.Sachs, and John L.Gallup,“Climate, Coastal Proximity, and Development,”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 ,edited by Gordon L.Clark, Maryann P.Feldman, and Meric S.Gertler, pp.169,177–179, 182.特别注意第178页的世界地图。
[69] 例如，参见rederick R.Troeh and Louis M.Thompson, Soils and Soil Fertility ,sixth edition (Ames, Iowa: Blackwell, 2005), p.330; Xiaobing Liu, et al.,“Overview of Mollisols in the World: Distribution, Land Use and Management,” Canadian Journal of Soil Science , Vol.92 (2012), pp.383–402; Darrell Hess, McKnight ’ s Physical Geography: A Landscape Appreciation , eleventh edition(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14), pp.362–363。
[70] Charles Murray, Human Accomplishment: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800 B.C.to 1950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3), pp.355–361.
[71] Andrew D.Mellinger, Jeffrey D.Sachs, and John L.Gallup,“Climate, Coastal Proximity, and Development,”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 ,edited by Gordon L.Clark, Maryann P.Feldman, and Meric S.Gertler, pp.169,180, 181.
[72] Andrew D.Mellinger, Jeffrey D.Sachs, and John L.Gallup,“Climate, Coastal Proximity, and Development,”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 ,edited by Gordon L.Clark, Maryann P.Feldman, and Meric S.Gertler，pp.178，179，182，183。
[73] Robert J.Sharer, The Ancient Maya , fifth edi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55.
[74] 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W.W.Norton, 1997), p.352.
[75] David S.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1998), pp.4–5.
[76] David S.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1998)，p.6。
[77] 参见Paul Robert Magosci, A History of Ukrain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 ington Press, 1996), p.6; Tony Judt,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6), p.648; Peter Duffy,“75 Years Later, Survi vor Helps Commemorate Ukrainian Famine,”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19,2007, p.B3; Will Horner and Kirk Maltais,“Ukraine Tensions Drive Up Wheat Prices,” Wall Street Journal , February 1, 2022, p.B11。
[78] 参见Thomas Sowell, Economic Facts and Fallacies , second edition, Chapter 3；亦可见于Diana Furchtgott-Roth, Women ’ s Figures , 2012 edition。
[79] “The World’s Least Honest Cities,” The Telegraph.UK , September 25, 2013.
[80] Eric Felten,“Finders Keepers?” Reader ’ s Digest , April 2001, pp.102–107.
[81] John Stuart Mill,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 Vol.III: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 edited by J.M.Robs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5), p.882.
[82] John P.McKay, Pioneers for Profit: Foreign Entrepreneurship and Russian Industrialization 1885–191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pp.176, 187; Linda M.Randall, Reluctant Capitalists: Russia ’ s Journey Through Market Trans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56–57; Raghuram G.Rajan and Luigi Zingales, 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57; Bryon MacWilliams,“Reports of Bribe-Taking at Russian Universities Have Increased, Authorities Say,”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 April 18, 2002 (online);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21 (Berlin: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2022), pp.2–3.
[83] Karl Stumpp, The German-Russians: Two Centuries of Pioneering (Bonn:Edition Atlantic-Forum, 1967), p.68.
[84] Gurcharan Das, India Unboun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evolution from In dependence to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ge (New York: Alfred A.Knopf, 2001),p.143.关于海外华商，参见：Clifton A.Barton,“Trust and Credit: Some Observations Regarding Business Strategies of Ethnic Chinese Traders in South Vietnam,”，以及Janet T.Land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thnically Homogenous Chinese Middleman Group in Southeast Asia: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a Plural Society,”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 Volume 1: Ethnicity and Economic Activity , edited by Linda Y.C.Lim and L.A.Peter Gosling (Singapore: Mazuren Asia, 1983), pp.53, 90。
[85] Renée Rose Shield, Diamond Stories: Enduring Change on 47th Street (Ithaca,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apter 5.
[86] Eric J.Evans, The Shaping of Modern Britain: Identity, Industry and Empire, 1780–1914 (New York: Longman, 2011), p.136.
[87] Brian Murdoch,“Introduction,” German Literature of the Early Middle Ages ,edited by Brian Murdoch (Rochester,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04), Volume 2,p.10; Samantha Zacher,“Introduction to Medieval Literature,” A Companion to British Literature , Volume I: Medieval Literature 700–1450 , edited by Robert DeMaria, Jr., Heesok Chang, and Samantha Zacher (West Sussex, United Kingdom: Wiley-Blackwell, 2014), p.xxxv; Jean W.Sedlar, East Central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1000–150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4), pp.440, 447, 449.
[88] Gordon East,“The Concept and Political Status of the Shatter Zone,” Geographical Essays on Eastern Europe , edited by Norman J.G.Pounds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1), p.14.
[89] Steven Pinker,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New York: Viking, 2011), pp.85–87.
[90] David S.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 p.250.
[91] Carlo M.Cipolla, Literac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9), pp.16, 17.
[92] 参见N.J.G.Pounds,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rles Murray, Human Accomplishment , pp.295–303。
[93] Bernard Nkemdirim,“Social Change and the Genesis of Political Conflict in Nigeria,” Civilisations , Vol.25, Nos.1–2 (1975), p.94.
[94] Thomas Sowell, Affirmative Action Around the World: An Empirical Stud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00; Amy Chua, World on Fire , pp.108, 109.
[95] Charles O.Hucker, China ’ s Imperial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65; Jacques Gernet,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 translated by J.R.Foster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69, 138, 140.
[96] Jacques Gernet,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 translated by J.R.Foster, pp.288, 333–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