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李钧鹏

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大众媒体上，“社会正义”都是常见的名词之一。它体现出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高尚情操的追求，以及对于社会不公的愤怒，并屡屡成为人们批判对手的理论重器。但究竟何谓社会正义？我们从来就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不仅如此，似乎任何人都可以给立场相左的人贴上支持“社会不公”的标签，并因此占据道德制高点。《社会正义谬误》告诉我们，人们确信不疑的社会正义理念，甚至有关社会正义的事实，往往是站不住脚的，而这些“社会正义谬误”更要为人类历史上的大量悲惨遭遇负责。

托马斯·索维尔是美国最具公众知名度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于1930年出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贫穷的黑人农民家庭，父亲在其出生之前即已离世，母亲也在几年后撒手人寰，而他甚至没有关于母亲的任何印象。索维尔由姨姥姥抚养成人，幼时成长于种族隔离的美国南方，家里既没有电也没有热水。9岁时，他们全家迁至纽约市著名的哈莱姆黑人聚居区。他曾就读于赫赫有名的史岱文森高中（Stuyvesant High School），但因经济状况和家庭关系而被迫辍学。动荡的家庭关系迫使他住进了收容所，跟一群无家可归的青少年住在一起，年少的他甚至被迫在枕头下藏一把刀子以随时自卫。在不同岗位上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索维尔参军入伍，成为一名海军摄影师。他在退伍后重返校园，先在传统黑人高校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读夜校，后转学至哈佛大学，28岁本科毕业，成为家族中第一个读完大学（甚至小学）的人。在这之后，索维尔先后从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博士期间师从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施蒂格勒、加里·贝克尔和哈耶克。索维尔曾以《资本论》为主题写作本科论文，但其立场在读研期间发生了重大转变，成为古典自由主义的终身拥趸。索维尔先后任教于康奈尔大学、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等知名学府，并最终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从1980年起，索维尔担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曾获美国国家人文奖章等重要荣誉。

索维尔在40岁时出版了第一本书。在之后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有47部著作问世，绝大多数都成了虽饱受争议但持续重印的学术畅销书。2023年，索维尔的第48本书《社会正义谬误》问世，旋即引起强烈反响。

“社会正义”是启蒙运动之后才有的观念。事实上，即便是如今席卷全球、人人皆知的“社会正义”概念本身，也只有区区数百年的历史。按照社会正义愿景，无论是经济还是其他领域，人类社会的不公和不幸主要源于人类的恶行。这种说法有其可取之处，制度性支配、剥削和歧视确实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索维尔却告诉我们，人为的不公虽然是人类不平等的一大根源，但并非唯一原因，而且刻意扭转社会不公平的举措往往适得其反，造成更大的灾难。这一观点本身并不新鲜，但《社会正义谬误》进一步指出，秉持社会正义理念的人，倾向于理直气壮地将其立场建立在他们所观察的“事实”之上，但这些事实即便不是虚假的，也往往是与更全面、更准确的情况相悖的。

索维尔并非心理学家，本书并不试图分析普通人为何占有不同的“事实”——心理学在此领域成果丰硕——而是分析人们对社会正义的四种常见误解。

首先是“机会平等”谬误。在本书开篇，索维尔引述了法国政治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对社会正义愿景的展望。在卢梭看来，只要其他条件平等，无论是性别、种族还是阶层，人类所有群体在一切事业上皆有同等成功的概率；而“其他条件”越多，这些条件“平等”的概率就越小。卢梭的经典论点对后世影响深远，启发了一代又一代人对平等的追求，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他的限定条件——影响平等的其他条件实在是太多了！不仅如此，索维尔异常冷静地告诫我们，在真实世界中，即使一切能影响结果的因素在所有人身上都是平等的，我们也很少看到平等的结果，因为这个世界如此复杂，如此多样化，即使机会平等，人们的追求往往也不尽一致。书中举了冰球运动员的例子：美国人口数量约是加拿大的8倍，其职业冰球队数量也多于加拿大，但加拿大职业冰球运动员却主导了美国职业冰球联盟。为何如此？加拿大的寒冷天气显然更适合发展冰球技能，而气候差异只是无数差异中的一种。进一步地，索维尔正确区分了支配和歧视：歧视涉及支配，但支配未必构成歧视。毕竟，居于从属地位的少数族裔屡屡在经济上不成比例地占据上风。不仅如此，不同群体在技能上的差异，例如比利时人制作巧克力的专长以及德国人在酿造啤酒方面的心得，往往是长时期历史演进和文化差异的后果，而非来自制度性歧视。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忽略这些自然演进的差异化后果，而认为只要在当下看到了结果上的不平等，就一定可以找到歧视性制度安排的源头。可是，当我们看到今日美国的亚裔群体收入高于拉丁裔、黑人甚至白人时，难道我们真的认为这些亚裔人口享受了特殊的优待吗？难道我们可以忽略亚裔群体总体而言更看重教育、更多学习工科等事实与文化背景吗？难道我们要强行做出制度安排以减少名牌大学中的亚裔人口吗？我们当然应该致力于消除制度上的不平等，反对一切歧视性观念，但同时也要看到，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和基因、地理、历史、文化甚至偶然因素有关。索维尔发出了灵魂拷问：“你是希望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是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来自不同群体的代表，还是希望他们经过专业的筛选、能熟练应对一切复杂情况，从而提高你所乘坐航班安全抵达终点的概率？”

其次是种族谬误。我们都知道，种族是一种群体划分方式，但简单地在两个种族之间比对数字，有可能造成极大的误导。在美国，一种常见的比较是黑人和白人的收入差距。确实，长期以来，美国黑人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低于白人家庭，但亚裔和印度裔群体的人均收入中位数均高于美国白人，因此，仅凭整体收入数据恐怕不足以说明存在“白人至上”主义或系统性种族歧视，更不用说相当数量的黑人收入高于白人收入的中位数。美国的黑人群体确实面临相当多的困境，我在美国十几年对此深有体会，索维尔也绝不否认这一点，但这里面的原因极为复杂，而且往往不是简单的“种族歧视”四个字就能说清的，比如黑人群体居高不下的单亲家庭率——相较黑人种族，单亲家庭很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导致贫困的原因。毕竟，在过去近30年里的每一年，户主为白人女性的单亲家庭的贫困率均超出了已婚黑人伴侣家庭的2倍。不仅如此，无论是什么种族，其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往往并不小于群体之间的差距。索维尔给出了2017—2018学年纽约市的例子。纽约市有几十个低收入少数族裔街区同时开办传统公立学校和公立特许学校，二者招收的学生并不存在人口学上的显著差异，但在纽约州统一组织的数学考试中，特许学校里的黑人与拉丁裔学生成绩远超同一栋楼里的传统公立学校同族裔学生。事实上，美国一些最为贫困的郡县，例如肯塔基州东部的贫困县，白人在其人口中占压倒性比重，这里的贫困显然不是种族因素可以解释的。

再次是棋子谬误。在这一章，索维尔首先对政治理论家约翰·罗尔斯提出了批评，认为他基于理念所提出的应然性再分配建议忽略了政策实施的可行性与具体方案。公共政策必然需要有实施者，而全国性的公共政策只能由政府实施。在这里，索维尔提醒我们注意强制性政策安排的危险后果，并借用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话，批判政府工作人员很容易将社会成员视为任由他们摆布的“棋盘上的不同棋子”。索维尔深受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影响，对政府干预抱有深深的警惕。他对于价格管控与最低工资法的批评，学过经济学的读者自不会感到陌生。这一立场在他的著作中也是一以贯之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他1996年在新西兰演讲的文字稿，后被收入1999年的著作《追寻寰宇正义》（ The Quest for Cosmic Justice ）。在那篇演讲稿中，索维尔指出大部分人所倡导的“社会正义”其实是一种“寰宇正义”，也就是将社会中的某些群体置于若非因某种不幸而本应所处的位置。这不仅完全漠视了成本问题，而且假定政府无所不知。索维尔举了发生在美国旧金山市的一个真实的例子。一个市领导的亲戚打电话订购比萨外卖，却被比萨公司拒绝，因为他所处的区域是犯罪高发区。暴怒的亲戚立刻控告比萨店歧视，最终市政府通过一项法律，要求所有外卖食品店必须在全市范围送货，不得拒绝任何人。这个亲戚的反应固然可以理解，但在解决治安问题以前，市政府强制要求比萨外卖店送货至高风险区的做法犯了棋子谬误。

最后是知识谬误。这里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影子，并呼应了索维尔1980年的著作《知识与决策》（ Knowledge and Decisions ）的主题。公共政策的决策由谁来做？答案通常是掌握最多相关知识的人。但对于谁掌握最多的相关知识，社会正义论者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值得回味的是，社会正义论者追求民主，但在知识分布方面反而倾向于精英论，认为知识有高低之分，而社会政策最终应由掌握了精英知识的人来做出。在索维尔看来，知识固然有不同的类型，但影响成效甚至造成致命后果的，却往往是看上去不那么复杂的知识。例如，让一艘海上巨轮逃过一劫的可能不过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水手看到了冰山，而不是掌握复杂机械原理的邮轮工程师。因此，知识重要与否取决于具体的情境。哈耶克（以及比他年长8岁的科学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指出，社会生活中遍布隐默知识，这些知识没有被写入教科书，不是各级考试的内容，不被看成是高人一等的，甚至连知识的所有者也不知如何将其表述出来，但它们是无数行动者根据切身经验得出来的宝贵信息，是真正有利于改善这些行动者生活处境的知识。任何一个决策者，无论他多么睿智、博学、勤奋和善良，都不可能在任何一个决策上掌握和独占所有必要的知识。索维尔在本章最后意味深长地说：“愚者确实会制造各种问题，但制造真正灾难的却经常是智者……”

毋庸讳言，索维尔的观点也属于一家之言。正如他本人试图提醒我们的，没有人可以垄断真理。我们两位译者同样不能算是索维尔的“忠实信徒”。我在学生时代曾经非常推崇索维尔，几乎读过他的所有著作并定期阅读他的博客专栏，但后来对他产生了一系列质疑；我的合作者同样对索维尔有许多不敢苟同之处。我在纽约布鲁克林街头过马路时曾被一辆汽车拦下，车主摇下车窗，语气轻蔑地问我附近的黑人聚居区在哪里（他们称黑人时，所用词语为含有歧视性的“Negro”，但有意思的是，车上的两个人看起来是拉丁裔）。我愤而离开，深感种族歧视（以及基于其他身份类别的歧视）从未远离我们。对此，我认为索维尔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无论如何，我始终认为，索维尔是一位真正的智者，是一位诚实且有勇气的学者。读他的著作，你不需要照单全收却可以满载而归，尤其在这个立场极化的信息茧房时代，我们更需要让自己的观点和知识接受索维尔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