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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跨越大半个国家，回到印第安纳州乡村的那座建于世纪之交的老房子时，路边的甜玉米才刚刚开始抽穗。我们一间一间地清理了整座房子，为翻新工作做着准备。大约在同一时间，我感觉自己体内有个烦人的生物钟在嘀嗒作响，提醒我到了某个特别的年龄。这其实很有趣，因为我以前跟小孩子在一起总觉得尴尬，没想到20多岁以后突然改变了想法。除了改造厨房，我现在唯一想要的就是孩子了。
在收拾房子和自由撰稿之余，我还通过步行慢慢探索我的新家乡。出门散步时，我总带着两只黑色拉布拉多，这很快就引起人们的好奇和关注。一些我从未见过或从未说过话的人开始来找我闲聊。他们只是见过我遛狗，却表现得好像认识我一样。路上碰见的司机，有时也会降低车速，摇下车窗，友好地冲我打招呼。在脸书上，我经常收到陌生人的提问，问我如何训狗。他们总是惊叹于我的两只狗从不乱跑。需要澄清的是，这种印象纯粹是一种错觉。实际上，它们总是朝着不同的方向拉扯绳子。年纪最小的巴尼还曾经在训练课上被训犬师挑出来，立为不听话的反面典型。在瑞典时，我带狗出门不会引起任何关注，因为在那里散步是一种四季流行的户外休闲方式。而在这里，我很快就成了人们口中“那个带狗散步的女人”。
在修补完客厅地板，准备粉刷客房之际，我用了一次验孕棒，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两条粉红色线条。于是客房变成了婴儿房，而我也一边继续散步，一边为新生命的到来做着准备。
随着体内的小生命逐渐成长，我步入了一个未知的领域。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擅长带孩子的人，对此我有自知之明。小时候，我更感兴趣的是大人们的聊天内容，而不是和其他小朋友，以及她们的芭比娃娃玩。如今，我从一个早熟的孩子变成了喜欢稳定和有条理的成年人。我生活规律，做事井井有条。我会写下待办清单，并一项项完成。我书柜里的书，就算不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至少也是按类别摆放整齐的。基于这些情况，我觉得自己得从一个跟常人不太一样、更理性的角度去融入母亲的角色。我开始研读关于怀孕、拉马泽助产法
、母乳喂养和育儿方面的书籍。这是一个美丽新世界。通过阅读这些资料，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育儿方式，还学会了许多有趣的新短语，如背戴宝贝
、俯卧时间和排泄沟通
。虽然我没有什么照顾婴儿的经验，而且我对为人父母的理解主要源于我父母的言传身教，但是我很清楚自己想要如何养育这个孩子。
· 自然分娩。√
· 中性颜色的布质尿布。√
· 家庭自制有机婴儿食物。√
在我怀孕的第9个月，2月的某天午后，准确地说是预产期的前12天，我带着两只狗在一条环绕小镇的全程10公里的小路上散步。准确地说，是狗在散步，我自己则像一只患有严重疝气的肥胖企鹅一样蹒跚前行。路上，一个留着又黑又密的大胡子、露着比胡子还夸张的笑容的中年男人开着他的皮卡车驶过，为眼前这幅奇景鸣笛惊叹。在散步快到终点时，我都能感觉到婴儿的头快要从我的双腿之间冒出来了。在那之后不到12小时，我的羊水就破了。然后我和丈夫一起去了医院。第二天早上，在壮丽的日出和不太壮丽的分娩之后，马娅在水缸中出生了。
· 水中分娩。√
如果我还在瑞典，从这一刻开始，我就可以享受到一系列作为母亲的福利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在带薪育儿假期方面的福利政策位居世界前列，其中瑞典父母总共享有480天带薪假期（父母双方各占一定比例），外加最长3年的无薪假期。这意味着在任何时候，我认识的人中至少都有6个正在休产假的妈妈。如果我也像她们一样，就有时间去做一位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母亲会做的事情，简而言之，就是母乳喂养、日间小睡和照顾婴儿。偶尔还可以和其他妈妈一起享受瑞典茶歇（fika），你可以将瑞典茶歇理解为喝杯咖啡、吃块糕点的小憩时刻。然后我们会去公园或郊区散步，路上可能还会去开放式幼儿园（öppna föskolan）待一会儿。这些机构免费为5岁以下的孩子提供适合其发育水平的活动，而且更重要的是，那里也为休产假的父母提供了社交的机会，帮助缓解他们的“居家综合征”。活动结束之后，我还可以回到家里再小睡一会。等我的孩子大约18个月大时，我也会像84%的瑞典父母一样，把她送去一所由政府补贴的幼儿园，然后自己回去工作。凡是照顾过婴儿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妈妈们与美国的妈妈们一样，也面临着激素忽高忽低、不能睡整觉、换不完的尿布以及产后抑郁症等问题的困扰。不过，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父母因为拥有稳定的带薪假期，无须在孩子出生后立即重返工作岗位。这无疑能帮助新手父母平缓地适应身份的转变，让他们有机会在婴儿发育的关键时期与孩子建立亲密的联系。
然而在美国，我发现妈妈们无法享有类似的福利，爸爸们也是一样。因为美国劳动法并没有赋予想要留在家里带孩子的父母相应的权利。如果父母想要长期在家带孩子，就不得不自行承担开销，因为美国的产假只有孩子出生后的12周，产假时长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垫底。而且这条规定只适用于为政府或雇员超过50人的公司工作的人。只有略多于半数的美国妈妈符合这项标准，此外有近四分之一的美国妈妈在生完孩子两周后就得重返工作岗位。带薪休假就更不用想了，除非你的老板非常慷慨。
鉴于在美国休产假的种种限制，在马娅出生后，我找不到能交流的其他妈妈也就不足为奇了。大部分妈妈可能在工作。少数还在休假的妈妈也不认为冬季是适合社交的季节，至少不适合户外社交。我每天出门散步时，从没见过其他人推着婴儿车出来。我本来以为至少在公园里能找到几个带孩子的母亲或保姆，然而公园主入口的大门却是锁着的，里面空无一人。“我真希望现在是夏天，那样我就能带孩子去散步了。”一位妈妈带着儿子来家里看望我时说，“你觉得我什么时候带他出去比较安全呢？”这个问题让我很困惑，因为我从没想过天气寒冷时带马娅出门会不安全。慢慢地，我开始意识到，我的某些育儿观念与在美国长大的同龄人大不相同。
以前我一直觉得，就算不能成为热爱花生酱和果酱三明治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至少应该成为一个同化程度较高的移民。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跨越了重重障碍，填写了无数表格，参加了各种考试，和许多满怀希望的外国人一起在色彩单调、气氛沉闷的政府机构里等待了无数小时。生活本就不易，沉闷的考验更是让人不堪重负。终于，我在2008年宣誓加入美国国籍，成了一名美国公民。虽然我会时不时地拼错一些英语单词，比如porcupine（豪猪）和adage（谚语），而且恐怕永远也搞不清楚美国医保政策的细则，但是总的来说，我已经很好地适应了新家乡的生活。尽管我很怀念瑞典的生活，每年只能回去见一次家人让我感到难受，但我还是很高兴能成为正式的美国公民，拥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获得公民身份本来是一件让人更有归属感的事情，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的感觉却恰恰相反，因为我在同一年成了母亲。我想大多数父母基于自身的成长经历，应该都知道他们想要怎么养育孩子。作为父母，我们会将自己的思维、信仰和传统传递给下一代，在世间留下不会随我们生命的逝去而立刻消失的小小印记。我们关于养育子女的观念深受社会文化和习俗的影响，我们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自身生命的延续。我们会试着在下一代身上重现自己的美好经历，帮他们避免糟糕的体验，尽一切可能给孩子最好的童年。美国父母和北欧父母都是如此，只是实现方式有所不同。很快，我就在许多方面发现了这种差异。
在马娅2个月大的时候，我开始慢慢恢复居家工作。幸运的是，她的睡眠很好。但是等到她快6个月大时，我越来越难完成我的工作。有时我还要出门去跟人会面或者处理与工作相关的事情。我想是时候找个兼职保姆了。这里就像许多小城镇一样，主要由亲戚、教会或希望赚点外快的全职妈妈提供幼托服务。此外还有一些规模较大的家庭日托机构，由稍微年长、孩子已经成年的妇女经营。经过一番打听，我找到了一个可爱又年轻的妈妈，她的儿子和马娅一样大。她和丈夫最近刚搬到镇上，打算照看几个孩子来赚点奶粉钱。他们租的房子不大但很干净，旁边有一个用围栏围起来的大后院。我想象了一下马娅和她的新朋友们在院子里满地打滚的画面，感觉非常完美。
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虽然北欧父母们热衷于让孩子每天出门玩耍，但美国这里的习俗并非如此。马娅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在外面玩耍，反而大部分时间都在室内看电视。等到冬天来临时，户外游戏时间就完全没有了。当然，这不完全是保姆的错。很多时候，日托的其他孩子早上去时没有带夹克，只穿着面料单薄的运动鞋，也不适合在雪地里撒欢或踩泥坑。父母显然不希望他们出去，没有给他们穿好合适的衣物。看来这里的人确实没有冬天出门玩耍的习惯。
我对马娅白天缺乏户外游戏时间感到很歉疚。为了弥补这一点，我只要有时间就会带她出门散步或者徒步旅行。马娅快1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带着她步行前往保姆家。那时是冬天，天气很好，只是有点冷。路上一辆白色越野车在途经我们时停了下来，一位看上去50多岁的妇女摇下车窗，探出头来问道：“亲爱的，你需要搭车吗？外面很冷啊。”
我向她表示感谢，然后婉拒道：“我们穿得很暖和，而且我喜欢新鲜空气。”
“你确定吗？”她很是担忧地问道。
最后，她还是一脸疑惑地开车离开了。我能看出来，在零下9℃的天气里，我还愿意带着女儿在外步行，确实超出她的想象。我也很惊讶：我推着一辆不小的婴儿车，带着孩子，还拎着一大包尿布，而她居然愿意让我这样的陌生人搭便车。平时，我自己要把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塞进车里都要费一番功夫。事后看来，这并不是友好的当地人最后一次同情我。
等马娅到了3岁，本地人终于开始习惯我带着她出门，这时，她的妹妹诺拉出生了。如何带着新生儿继续环城步行，这确实让我费了一番心思。我订购了一个婴儿车专用小托板，这样诺拉就能躺在婴儿车里，而马娅则坐在或站在后面的小托板上。在瑞典，这是父母带多个孩子出门的一种常见方式，然而在这里，我的行为又一次成了我高举“怪胎旗帜”的表现。当我一只手牵着两只狗，另一只手推着婴儿车时，路过的人不只是回头看我们，他们甚至摇下车窗告诉我，他们真希望手上有台相机给我们拍几张照片。一天早上，街对面一个遛狗的女人居然掏出手机给我们拍了张照片，仿佛我们是动物园从外国引进的奇异物种。
那年秋天，马娅开始上幼儿园，我终于有机会认识别的父母。在学校的感恩节聚会上，我正在和一些妈妈聊天，马娅一个同学的祖母突然过来找我。她属于经常带孩子的人，除了定时接送孙子亚历克斯，也很关注其他孩子，每次班级聚会都积极参加。
“我一直在想着你的事情。”她带着同情的语调说。
“是吗？”我有点疑惑。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说。我之前只跟她聊过几次，也没有想过要深入了解她。老实说，我都不记得她的名字。
“我见过你在大冷天步行送孩子。”她说，“我挺希望能捎你们一程，但是亚历克斯的妈妈总是直到最后一刻才跟我说需要我送孩子。”
我还是不明白她想说什么，或者为什么她觉得我想要或需要搭便车，但我还是解释说我的住处离学校不到1公里，并不介意步行往来。
“好吧，我还是希望我能帮上忙。”她说道。我点点头，礼貌地微笑，然后转移了话题。
直到回到家里，我才恍然大悟，她可能以为我没有车，所以别无选择，就算天气冷也只能步行接送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