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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有些东西必须改变。内心陷入犹豫，紧绷的弦突然断开，想重新开始的冲动涌出，像瘙痒般不断加剧，直到不能自已。有时，变数从天而降，不请自来——突然换份新工作，开始一段新恋情，发笔意外之财，遇到飞来横祸，决定离婚……我们总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变化，而最难的，其实是内心的改变。改变带来的挑战，恰恰衡量出我们渴望改变的程度。往往，我们最需要的正是我们最不敢开始的。
二〇二〇年，和许多人一样，我也经历了改变。不过，这并非源于疫情及其带来的种种悲剧，而是由分手和搬家所催生的。这种变化背后是心灵深处的呼唤：重新想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一开始，我意识不到这种呼唤。后来，它在心中来回激荡，让人喘不过气，但我仍然充耳不闻。然而，到了某个节点，这声声切切的呼唤让我再也无法自欺欺人。
我出生于英国牛津，在那个老派的城市成长，读书学习。人生头几十年，我过得平平淡淡、事事称心、无忧无虑——就像寓言里的井底之蛙，坐井观天，以为头顶的一方天地就是整个世界。二〇〇八年大学毕业后，我去北京大学学了两年汉语。初来乍到，我完全不了解北京的文化，也不适应这种城市节奏。但正因为此，我头顶的“天花板”一下子打开了，青蛙从井里跳了出来。后来，我回伦敦工作了几年，但二〇一二年，我又回到了北京，开启了我的作家生涯，同时做些编辑工作。这一待就是七年。
那段时期，中国雄心满志，扶摇直上。我们这些来中国的外国人如饥似渴地感受着这里的一切。光是那些新奇亮眼的文化和五花八门的报道，就足以带来源源不断、让我回味一生的刺激。北京规模之大、节奏之快，令人心潮澎湃、兴奋不已。中国如巨兽般一往无前，我们就像附在巨兽脊背上的跳蚤，也被带着向前奔去。每天我都能学到新东西，颠覆认知。每晚都有丰富多彩的夜生活。第二天起床，这座城市又焕然一新。
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就像二十多岁的我，那时一切皆有可能。在经历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开放之后，中国进入新世纪，一步步摸索着走向自由的新时代。四面八方的艺术家、摇滚歌手、自由思想者和冒险家聚集在首都北京。也有很多在北京的人忙着在这个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中汲取养分、发家致富。
但从二〇一七年起，事情渐渐发生了变化。城市变得越来越让人喘不过气，生活不下去。混凝土高楼把一块块超级街区挤满了。为了阻止行人乱穿马路，道路中间竖起了栏杆。大街上车水马龙，尾气弥漫空中。城市化发展千篇一律，牢骚声不断。通勤之路漫长，车辆鸣笛不停。陌生的邻居，狭小的公寓，疯涨的物价，污浊的空气，这些毒素日积月累，聚积在这座城市的“肝脏”之中。
世界上其他地方也不令人乐观。唐纳德·特朗普加剧了美国的内讧，脱欧把英国搅得天翻地覆。充满敌意的气氛蔓延世界各地，社交平台上形形色色的人固执己见，愤世嫉俗，分裂对立，又和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人聚集成小的圈子。大自然也在抗议我们对环境的破坏：山火丛生，洪水肆虐，全球升温。不平等趋势日益加剧：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有些时候，我仿佛只是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里一枚迷失的小齿轮，感觉未来渺茫，没什么可期盼的。
或许是我自己的问题——步入三十岁，我变得愈发固执、愤世嫉俗，而这恰恰是我曾告诫自己不要变成的样子。北京的外国侨民的生活迎来了颠覆性的变化，我的老朋友们离开了这里，我的人际关系出现问题，但我并没理会。首作出版后，我也没开始写新书，对工作兴趣恹恹。简而言之，我的生活一成不变。我还没准备好离开中国，但确实需要一次自我放逐，熬过严冬，等待春暖花开。
“咚咚咚”，敲门声将我吵醒。当地办事处来人了，他语气平淡地通知我，我所在的这栋居民楼是违章建筑，即将被拆除。如果有人问我想不想离开这里，我会说不想。但正是这样被逼着改变，让我明白，是时候迎接新的天地了。
有些东西必须改变。
我第一次产生搬到大理的念头，是在刷朋友圈的时候。我被炸炸的一条动态吸引了目光。他是个中国摄影师，三十几岁，人很热情。那时我已很长一段时间没见过他了。原来，他也厌倦了北京的生活，搬到了中国偏远角落里的一个山村。看他晒的那些新家的照片，我真希望自己也能搬到那里。他的新家带一个小院，石板地面，青草在石缝里探头冒尖，长势喜人，小院中间那块地上是青石铺就的太极阴阳图，旁边有棵柿子树，树下放了张长椅，他可以坐在上面看书。小屋的梁柱古色古香，屋顶还开了个天窗，窗外就是大理闻名遐迩的三座古塔，背后是高耸的山峦。
与我在城市中的住处相比，那里简直就是天堂——没有废气烟雾，远离车辆鸣笛作响，有时间去思考和呼吸。炸炸去村里的集市上就能买到旁边田里种的新鲜蔬菜。他可以悠然自得地慢慢上山，去看隐蔽在半山腰的瀑布；可以全身心投入创作，无须担心房租花费和生活开销。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北京。
“北京确实挺有意思，”他跟我说，“但在那里生活和挣钱真的太难了，我不想那样。其实在北京，我并不开心。所以我搬到了大理，想换种生活方式。”
我常听见有人说要换种活法，可能是因为我也想这样，所以我开始留意身边哪些人和我一样在寻找。中国城市化的规模庞大、速度迅猛，使得许多城市问题被放大了。大家称之为“城市病”。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只用了大约四十年，就赶上了西方国家花了几百年才达到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水平。可现在，中国人停下脚步，开始思考：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我确实更有钱了，但我真的开心吗？现在经济和事业都得到了充分发展，可个人的发展又该如何？
网上有个很火的词，叫“内卷”，按我的理解，它的字面意思就是“被卷在里面”。如果你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那你就是被这种加班文化“卷”了。如果你是个学生，你父母用兴趣班、补习班把你的周末安排得满满当当，那你就是被教育体系“卷”了。如果你每天通勤要两个小时，就为了有份工作，让你能还得起房贷、买得起车，好娶个媳妇，那你就是被社会共识“卷”了。当时的中国首富马云对“996”工作制（一周上六天班，每天从早上九点工作到晚上九点）赞不绝口，说这种制度其实是“福报”（起码对他的企业来说是这样）。但大家渐渐发现了资本主义嗜血成性的真面目。“内卷”就像仓鼠在轮子里奔跑，永无停歇。终于，大家开始反抗。
大家想，既然再怎么样也只能原地踏步，那还跑什么呢？反正好工作都已经抢完了，蛋糕也已经分好了。在今天的中国，前进一步难于登天，落后却易如反掌。有篇博文把“内卷”比作囚徒困境，配了张音乐会的图片：前排的人为了看得更清楚，站起来看表演。其实如果人人都坐着，观看体验也是一样的，但前面的人站起来看，后面的人也不得不站起来看。这不是进步，而是“内卷”。
于是，有人提出一种解决办法：不站着，也不坐着，直接躺下。这就是“躺平”，是对当前这种“内卷”制度的抵制。既然游戏背后有人操纵，既然社会阶层难以打破，那又何必做无谓的挣扎？直接退出竞赛得了。与其加班，不如睡个懒觉，打破你追我赶却踏步不前的死循环。极端一点，不如彻底逃离城市——逃离这座曾经吸引我们来此碰运气，最后却令人大失所望的城市。炸炸已经这么做了，他逃到了乡下。中国西南部的大理，乡间风光如画，大家戏称其为“躺平之都”。也有些人因为那里气候宜人、氛围悠闲，而称其为“大理福尼亚”。
中国人一直以来都奋力挤进社会上层，如今这种归隐田园的趋势与以往的奋斗目标截然相反。几十年来，乡下人只想走出农村，摆脱贫困。自二〇一一年以来，生活在城市的人口就超过了农村人口。然而，有些人生在中国一线城市，却想要逃离，回到祖辈生活过的土地。他们厌倦了大城市的灯红酒绿，向往一望无际的山野风光和鸡犬相闻的田园生活。经历了四十年的城市化发展后，人口流动的方向开始逆转。
即便如此，也只有少数人有这个条件或胆量，真的辞掉城里的工作。有些人家境富裕，想找个日光充足的地方躺着晒晒太阳，比如伦敦人在意大利托斯卡纳购置的小屋，或者纽约州北部的湖畔别墅。有些人身无分文，在城市打工，想逃离现状，走向新生。总之，这种逃离城市归隐田园的趋势，曾经只是星星之火，而如今已有燎原之势。炸炸就是一个代表：一个三十几岁，从事创意艺术工作的城市打工人，厌倦了城市生活，不想活成他人眼中的成功人士，只想过上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我父母那一代人穷其一生努力奋斗，就是为了走出农村，在城镇安家，给我创造更好的条件，”炸炸跟我说，“他们理解不了我为什么要回到农村。”炸炸父亲是山东农村里的一名木匠，炸炸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在他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时，父亲欣喜若狂。他希望炸炸能去银行或者国企工作，虽然炸炸没有如他所愿，但他还是十分骄傲，跟邻居夸耀，说自己的儿子是个摄影师，不用在家种田。炸炸在城里买房、结婚、实现城市生活的梦想，似乎不过是时间问题。
可他搬到了大理，三十五岁还没结婚，父亲难以理解。炸炸的祖父是个农民，自己种地，种点蔬菜、粮食，填饱家里几口人的肚子。炸炸的父亲以前就过着这种生活，所以他和妻子希望儿子不要再过得这么艰苦。可现在，他们的儿子就住在农村，自己种菜，还发菜地的照片给他看，好像这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炸炸说：“说白了，他们就是觉得我是个失败者。”
一个中国家庭，经过两代人的努力，终于走出农村，进入城市社会——但第三代人，又回到了农村的那片土地。
“我就是觉得，人不能总是局限在别人的期望里，”炸炸说道，“大家都觉得人要找份工作，买车买房，赚很多钱。”他对这种社会期望的不适反映了中国的现状，大家崇尚经济富足，可这种过度的追捧造成了这个国家精神文明上的空白。现在该干什么？接下来要干什么？我真的开心吗？
“这就是我离开北京的真正原因，”他接着说，“不只是因为交通拥堵和物价高昂——这些人人都在抱怨。我想过一种更安静的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找到真正的自己。”
他的选择逃往之处——大理，是新生活的缩影，是“内卷”的反义词，是躺平之都，是“大理福尼亚”。在这里，看破尘世的一代人得以逃离，寻找新生。对我这样深陷泥潭、萎靡不振的人来说，大理实在让我心驰神往，无法抵抗。
大理位于中国西南部云南省的高原地带，横断山脉褶皱带贯穿其境。横断山脉西侧便是喜马拉雅山脉。于海拔两千米处，地势向西北渐升，绵延三百公里，直达西藏边境。缅甸距大理约一百六十公里，老挝则在大理东南边，距离更远。大理坐落于亚洲东南部的群山之中，在中国古代，此地曾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贸易枢纽，人们常在此交易玉石、象牙、香料等货物，这里亦是茶马古道经过之处，这条道将普洱的茶园与青藏高原连接了起来。这里是个隐居的好地方。
大理山谷形成于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碰撞挤压。地壳运动促使珠穆朗玛峰隆升，一直波及云南区域，大理西侧的苍山就是其中升起的一处褶皱。苍山绵延五十多公里，主峰高达四千一百二十二米。冬日，十九座山峰银装素裹，十八条冰川槽谷中，溪水潺潺而下。松树和冷杉组成的常绿针叶林覆盖着山脉，这也正是苍山得名的原因：“苍山”意为“苍翠之山”。
苍山十八溪蜿蜒而下，注入洱海。洱海位于山谷中心，湖长约四十公里，形状像一只耳朵。“洱”在汉语中与“耳”同音，“海”则是“海洋”之意。洱海之水注入湄公河的上游的澜沧江，澜沧江又向南奔流，与发源于青藏高原的怒江和金沙江并行，形成三江并流之势，之后这三条亚洲大江又分道扬镳。千年来，洱海的淡水和丰富的鱼类资源一直是大理的命脉。因着这些资源，人们在洱海边逐渐形成聚居，还发展出了鸬鹚捕鱼的传统。
中国的成语“依山傍水”，描绘的正是大理这般山清水秀、宁静悠然的风水宝地。山谷中的大多数居民都居住在洱海西岸，此处地势自山麓缓缓往下延伸至湖畔。洱海西南角是一座较大的小镇——下关镇（现已并入大理市），因古时峡谷入口有重兵驻守而得名。洱海的北端是开发较少的上关镇，村落农田分布其间，这里几乎没有超过三层的建筑。
赫赫有名的大理古城地处下关镇与上关镇之间。此地曾是大理国的都城，后成为明朝的要塞，占地三平方公里。曾经，古城城墙巍峨，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各有一座高大的拱形城门。街巷如织，铺着鹅卵石。现在，除西、南两面城墙外，其他城墙都已被拆除，城里铺设起新街道，但城门依然保留着。那些散布在古城迷宫般街巷中的石砌房屋、半圆的屋顶和绿树成荫的庭院，仍然赋予了古城独特的魅力。古城西北方向的城墙外，三座古老的宝塔投下长长的影子，它们是逝去岁月的遗迹。
白族是大理的主要世居民族。中国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其中有二十五个在云南有一定聚居区域。云南高原地带上还有山地部落彝族、信奉萨满教的纳西族及其支系——实行母系社会制度的摩梭人，以及信奉佛教的藏族。白即“白色”，这一民族因祭祀仪式中所佩的帽子上的白色须穗而得名。白族有自己的方言、宗教信仰（主要是本主崇拜）和节日（主要是夏末举行的火把节），与汉族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在外来人口迁入这个山谷之前，生活在此地的几乎只有白族人。
时移世易。大理曾是独立王国，抵御过唐朝入侵，但于十三世纪被蒙古人占领，后又被纳入明朝的版图。汉族人迁居此地，随着汉族、回族以及其他民族的迁入，白族的日常生活中融入诸多汉族习俗。不过，他们离中国的政治中心仍然足够远，因而能不受过多干扰，隐匿在这个如诗如画却又偏远贫穷的山谷之中。
过去几十年，大理吸引了一种新型外来者。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少有人会来大理旅游。那时，古城和周围村庄尚未被开发，这里只有土路、农田和破败的房屋。山脉让大理风景如画，却也使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现代化成果难以惠及此地，以致大理发展滞后，人民贫苦。可这正是现今的旅行者所追求的：一个尚未被城市化浪潮席卷的乡村，一个远离城市政治中心的避世桃源。
进入新世纪，大理成了资深背包客的热门目的地，它是贯穿东南亚的“香蕉煎饼之路”
向北的延伸。那时，古城的主干道（也就是西方背包客所说的“洋人街”）边上，坐着很多当地的白族奶奶，她们用蹩脚的英语向来来往往的外国游客推销。
有些旅行者来到大理之后，就在此定居了。从城市来到大理的人在古城租住石屋，一年租金只要几千元。一位《孤独星球》的撰稿人非常喜欢大理的氛围。他甚至不愿将大理写入杂志，生怕太多人慕名来此。还有两个美国人开了家咖啡馆，名叫“萨尔瓦多”，取自“另一个Dali”
。咖啡馆旁边是几家潜水吧，有坏猴子酒吧、鸟吧、蜥蜴酒吧，主要面向定居大理的外来人群。这些人住在便宜的院子里，研究当地草药，过得松散随意，怡然自得，希望自己的秘密天堂不被外界打扰。
但这里还是被发现了。北边的丽江古城在一九九六年地震后翻修重建，发展成了旅游胜地。起初，大理政府还未将此地打造成商业化旅游景点，但二〇一〇年后，古城翻新，房租水涨船高，纪念品店摆起了地摊，那些嬉皮士搬到了景区外的村庄。大理愈发出名，成了远离城市喧嚣的好去处，想喘口气的旅客可来此放空，想从城市逃到农村、寻求新生的人也来此定居。
在此热潮之下，二〇一四年，中国民谣歌手郝云写了首红极一时的歌——《去大理》。歌词正中时代的精神：“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
虽然迁徙至此的城里人来自不同年龄段，但他们被统称为“返乡青年”。有些人自称“新移民”，还有些人直接把自己叫作“新大理人”。
早期定居于此的人对大理的发展现状颇有微词，不愿看到它变得如此商业化。然而，大理已然吸引了公众目光，这种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况且变化正是选择迁居大理的人所追求的——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家园，新的视角。面对如海啸般汹涌而来的变革，我们应当做好卷入浪潮的准备，螳臂当车只会让我们淹没在海中。
惰性是一种与动机同样强大的力量。虽然我对大理的生活早有向往，但那只是朦胧的、未曾言明的憧憬，并非实际的计划。直到生活中的情况促使我做出切实的改变，我才开始将想象付诸实践。
我和前未婚妻是在二〇一三年在北京一家书店排队时认识的。那时，我俩都刚来北京，正值大好年华。经过两年的相处，我们走到了一起。我们躺在家里天台上的吊床里接吻；我们在公园跑步，然后又在雨中接吻。我感觉自己正慢慢坠入爱河，根本无法自抑，就像一块逐渐融化的巧克力一样。有一次，在我们去北京郊外爬山的途中，我在关帝庙外的宝塔里单膝下跪，向她求婚了。我们原计划在二〇一九年夏天结婚。可是，就算我们努力磨合，感情还是出现了裂痕。而且令人心碎的是，我们的婚姻显然不会幸福。在距离婚礼还有两个月的时候，我们取消了婚礼，最后一次尝试挽救这段感情。但最终，在二〇二〇年年初，在新年的第二天，我们还是在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度假时分手了——本来，我们是计划去那里度蜜月的。
分手后那两周里的一些瞬间，如同壁画一般凝固在我的记忆中，每一段都清晰而深刻，画面之间的间隙却一片空白。我们决定分手后，在渡轮上听披头士乐队的《顺其自然》。第二天，我独自飞回中国，茫然若失。两周过去了，我俩坐在沙发上，猫咪卡茨比在地上斑驳的光影中玩耍，门口放着我打包好的行李。我们手挽着手，一言不发，但心照不宣。我麻木地走出家门，看着我原以为熟悉的一切逐渐崩塌，内心却出奇地冷漠，仿佛这是别人的世界。
我内心很抗拒把自己的故事按时间线梳理完结。就这样吗？我的心在哭喊。就这些吗？这只是众多千疮百孔的失败恋情中的一例吗？那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时刻呢——那些欢声笑语的夜晚，点点滴滴的爱意，那些共同经历的挣扎、艰辛、疑虑和泪水，这些难道都不存在吗？我失去的不仅仅有她——这个我曾以为会与我携手共度余生的女子，还有我对未来的憧憬，对以后的希望，以及我曾梦寐以求的生活。现在这一切都不存在了，我像一叶孤舟，漂泊不定。以后的日子里，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她肯定也有这种感受，想到这里，我内心更加痛苦，因为我们已无法再为彼此提供慰藉。
在这绝望的空白之中，一个念头在我心中悄然萌生——我可以搬去大理。
之前我去过几次大理，看炸炸和其他朋友。但出于感情和事业原因，我不可能搬去大理。不过现在我分手了，还可以远程进行编辑工作，那搬去大理也不仅变得可行，而且顺理成章。在那里，我可以隐居，疗伤，探索未知。那些从城里来到山里的人，就是想逃离城市，摆脱“内卷”，甩掉那些促使我们去寻求更深层次蜕变的个人情感波澜，我与他们并无二致。
昆明和大理之间开通了高铁。曾经需要八小时的大巴车程，如今高铁仅需两小时即可抵达。我买了张单程票，只带了一个行李袋和一个装着必需品的背包，登上了开往新家的列车。
中国有则寓言故事在我身处困境时给了我慰藉，那就是《塞翁失马》。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老人，他的马跑丢了。
左邻右舍都来安慰他，说：“真不幸啊。”
老人却说：“这怎么就不是件好事呢？”果然，几天后，他的马带着两匹骏马一起回来了。
大家都来祝贺他：“太棒了！”
老人却说：“这说不定是件祸事呢？”结果，他儿子在骑其中一匹马时摔断了腿。
邻居们又说：“太惨了吧！”
老人答：“这说不定是种福气呢。”后来，军队来此招募士兵，儿子因为瘸腿免于征战。
故事如此，生活亦是如此，不断地继续着。
坐在开往大理的列车上，沿着轨道穿过云南的逶迤群山，我穿进一个又一个隧道。想起前尘往事，泪水在我眼里打转。我安慰自己，没关系，是福是祸尚未可知。内心深处，一个小人觉得这是祸事，因为我要独自一人回到原点，但另一个小人又隐隐为这种能够重新开始的自由而兴奋。激动之余，我又有点内疚。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吗？难道我一直在找独自出走的借口？想到在大理可能会发现的新鲜事，我心潮澎湃，可每当脑海中浮现她的面庞、她的笑容、她的声音时，这些又如重锤击中我心。激动与痛苦交织在一起，我心中充满了矛盾。
我渐渐明白，无论我怎么自欺欺人，都必须承认，我不开心。有些事情不对劲，好像缺失了什么东西。我在北京感受到的那种不适，以及在感情中缺乏满足的感觉，都是某种更深层次问题的表现。那些从城市回到村里的人称之为“城市病”。但我感觉自己的症状比城市病更严重。精神方面的疾病？中年危机？无论何种标签都显得太过苍白和老套。我内心有个空洞，需要一些真实、长久的东西去填满。我尚不清楚那究竟是什么，也不确定能否在大理找到它。我不知道我会在大理待多久，不知道这是福还是祸。我只知道，火车在不断前行，再过一个隧道，我就要到了。
中国有一个传说，源自五世纪的一篇名为《桃花源记》的古典散文。相传，有个渔夫顺着一条偏僻的溪路行船，驶进一片茂密的桃花林。在溪水源头，他发现了一个山洞，从洞口进去，费力地穿过一条隧道，就来到了一个隐秘的山谷。此处高山环绕，桃花盛开，良田美池，鸡犬相闻。山清水秀，风光宜人。村里人热情接待了渔夫，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秦时的战乱，偶然来到这个山谷。在这里，“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大家安居乐业，顺应四时，与自然和谐共处。这是人间的乌托邦。
渔夫在这里度过了天堂般的时光，随后离去。村民叮嘱他勿向外人透露此地，但他还是在归途中做了标记。回到尘世后，他向人们讲述了在山谷中的奇遇。但无论人们怎么努力，派多少官兵寻找此地，却无论如何都再也找不到了。
《桃花源记》的故事在时局动荡的东晋末年有着特别的吸引力。这篇文章的作者陶渊明最终选择辞官归隐。他写道：“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在陶渊明理想中的世外桃源，没有官僚统治，没有政治纷争。这种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思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正如香格里拉对西方人的影响。
其实，香格里拉是用西方人所构建的东方主义视角对同一传说的重新演绎。一九三三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其畅销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创造了香格里拉这个词。书中，三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逃离战火纷飞的阿富汗，途中飞机遭到劫持，迫降在西藏山区。他们幸存下来，打算在附近的一个喇嘛庙找个住处，被告知这里是四季如春的“蓝月山谷”。此处与文明世界隔绝，居民长生不老，没有战争，没有犯罪。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些欧式现代化设施，如暖气、藏有英国经典作品的图书馆、三角钢琴等。这些都由一位二百五十岁的最高喇嘛管理。故事主人公是一名英国外交官，名叫休·康威，与《桃花源记》的主人公一样，他最终离开了香格里拉，后来就再也找不到此地了。这两个故事都想告诉世人，世外桃源可望不可即，只是一种幻想罢了。
今天，香格里拉和桃花源的故事引发的幻想不仅围绕着这两个隐秘之地，还包含了人们的希望与梦想，从中可以看出大家渴望过上怎样的生活、成为怎样的人。我们仍在寻找现实中的香格里拉或桃花源，这是因为我们在寻求内心的逃避，这种逃避折射到行动上，就是寻找那片土地。其实，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这种地方并不存在。就连托马斯·莫尔提出的“乌托邦”一词，词根也在暗示这种地方是“子虚乌有”的。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我们沉浸在这种幻想之中——或者以此谋利。云南省内位于大理西北方向的地方有一个藏族县城叫中甸，二〇〇一年，当地政府正式将其更名为“香格里拉”。这个人造的世外桃源坐落于高山峡谷之中，有草原野马、各类冰湖，距雪山和国家级公园也不远。然而，香格里拉“古城”却是个旅游陷阱。二〇一四年，一场大火肆虐香格里拉，火灾之后，该地得以重建。重建后的香格里拉光鲜亮丽，商店招牌由政府发放，字体、颜色都保持一致，这些商店大多是藏式饰品店，还有牦牛火锅店。
在大理和香格里拉之间的丽江，似乎更有资格获得“香格里拉”这个名字。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的身份来到此地，撰写关于当地植物、地理环境和纳西族风俗的文章报道。詹姆斯·希尔顿读过这些，据说这也是《消失的地平线》的灵感来源。洛克所住的村子名叫玉湖村，坐落在玉龙雪山脚下。玉龙雪山峭壁嶙峋，山顶积雪，酷似《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雪山。山间有一个小湖，山峰恰好倒映在蓝如宝石的湖水中，后来，这里更名为蓝月谷，吸引了成群结队沿着“香格里拉路线”前来打卡的游客。
还有些人想在中国建个自己心中的世外桃源，远离尘世喧嚣。艺术家、作家欧宁离开北京，在安徽乡下发起了“碧山计划”。在广州郊区的七溪地，一群逃离城市的人在城市边缘的高楼大厦缝隙间开辟了有机农场。项目创始人亲力亲为，自建居所，织衣耕田。有媒体戏称他们“有妄想症”，试图“挑战现代文明”，但他们反驳说，现代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并不能让他们活得像在山里这么快乐。
这些城市逃离者其实延续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归隐田园的传统。除陶渊明外，历史上不乏躬耕田园的朝廷命官，比如赫赫有名的宋代官员——苏轼。他仕途不顺，被贬黄州，因在黄州东门之外的坡地垦荒耕种，自号“东坡居士”。千百年来，宗教信徒大多隐居在中国中部的山区。老子、庄子等道家先贤，漂泊不定，清贫自在，与儒家积极入仕的追求截然不同。他们和如今的我们一样，想找到世外桃源般的隐居之地。
对我以及其他许多人来说，大理仍然是最有资格被称为世外桃源的地方。二〇〇九年，我初访大理。那时我刚到中国不久，和当时的女朋友沿着滇西北的徒步路线旅行。大理的鹅卵石街道、狭窄的水道，以及远处白雪皑皑的山峰和清澈的湖水，都让我充满了遐想。这里就像真正的香格里拉。旅游业发展，许多外来人口涌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但大理在我心里仍是隐居、自由、逃离的象征。关键不在于身处何地，而在于如何看待这里。这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点，而是一种心态。一直以来，香格里拉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世外桃源，而不仅仅是一个现实中的地方。
就在我想着这些的时候，列车驶出了最后一条漆黑的隧道，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大理就在眼前。在我看来，大理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远大理想”，就连名字也带着乌托邦的意味。阳光洒落湖面，波光粼粼。群山悠然俯视着下关镇那些满是尘土的屋舍。如同《桃花源记》中所写的一般，我走出长长的隧道，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山谷——这里不再与世隔绝，但对我来说仍然充满意义和希望。
从现在起，这里将成为我的家，陪我度过即将到来的春节。虽然我是失意而来，但来到此处，也充满了重新开始的希望。我知道大理并非完美的世外桃源，但归根结底，世外桃源始终由我们的内心创造。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八日，我三十四岁生日的前一天，离鼠年春节还有一周的时候，我来到大理定居。新的一年，新的开始。
在我给自己找房子期间，炸炸在他住的村子里给我找了间空房。这个村子叫三文笔村，位于古城西北方，正处于建于九至十二世纪的大理三塔的庇荫之下。后面两座佛塔略微倾斜，据说是在一场地震中失去了平衡导致的。前面那座最高的大佛塔高约七十米，直指云霄，曾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进行了修缮加固。塔旁的聚影池水清如镜，塔刹倒映在其中。塔后，错综复杂的小巷交织成网，延伸进村子的各个角落。
村心小庙有两层，里面供奉着魁星。魁星是民间有名的科举神祇，掌管文学和考试，单足踏鳌，手执朱笔。庙旁就是炸炸的院落，也是他的摄影工作室“X空间”所在之处，正对鹅卵石铺就的小径。小径对面是家手工咖啡店，面向来此定居的外来人口，售卖单一产地咖啡豆冲泡的咖啡，价格高昂，旁边的一个当地菜市场则以极低的价格出售水果。
我的住所还要再往里一点，在一处合住的院子里。房东是一位瑜伽老师，来自福建省，名叫雅玲。她身材婀娜，皮肤是小麦色的，笑声爽朗，不喜欢坐办公室。雅玲在印度旅行了好几年，而后于七年前定居大理。她教我们这些新来的移居者瑜伽，有些人身体僵硬，拉伸不开，她也不管，硬将学员们的身体扭得奇形怪状，不像教课，像在施刑。她的哥哥是一个头发稀疏的、腼腆的人，绰号是“柠檬”，和她住在一起。他白天去山上茶园里采购茶叶放在网上卖，晚上边品茶边看些励志书籍。
兄妹俩的生活状态，有人可能会觉得很邋遢，也有人会觉得简朴。他们住在一个石砌的屋舍里，没怎么装修。木梁上会掉下灰尘，半塌的墙壁上，灰泥也在剥落。院子里有个厕所，另一侧是个看上去快塌了的厨房。他们把主屋旁边的牛棚改成了单人间，做了只够放一张床垫的夹层，租给了一对从深圳过来的年轻夫妇。我的房间布局方正，正对着院子，空荡荡的，像间牢房，房里只有一桌一床一椅。窗外，紫色的九重葛正缓缓从带铁栏杆的窗户探进来。
雅玲上午在院里悉心打理柿子树旁的菜地，她在那里精心有序地种了些青菜和块茎类作物。下午，她摘点蔬菜做饭，或煎或煮，或清炒，或炖汤。柠檬则盘腿坐在檐下茶桌旁，按照仪式般的程序沏茶倒茶。深圳夫妇待在牛棚改造的单人间里玩电子游戏，游戏屏几乎占满小屋。弗兰基是《英雄联盟》职业联赛的冠军，靠直播打游戏赚钱，他女朋友在旁边画些迷幻错乱的自画像，画中她的脸上爬满了蜘蛛。雅玲沿着屋顶养了一排仙人掌盆栽当作护栏，把这儿弄得更像监狱了。
起初，这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大理。我幻想中的香格里拉在哪里？那片肥沃的山谷和充满欢乐的田野又在哪里？后来，我明白了，其实我就在其中，只是它以更质朴的形式展现——四面高墙围起一方天地，让人得以远离尘嚣，过着简单而又花费不多的生活。这里一年的房租才七千元，在北京市中心，这些钱只够在一间狭小公寓住一个月。
我问雅玲，她终日打理菜园，做做饭，练练瑜伽，几乎足不出户，会不会觉得生活枯燥无味？她看我的眼神带点怜悯，又带点不屑，就像在看一个仍被都市生活节奏束缚着的城里人。
“这样的生活太完美了。”她答道。在我看来，她的生活处处受束缚，于她而言，这却是绝对自由。她继续道：“我可以每天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用为钱焦虑，不用担心他人眼光。”对她来说，自由并非实现社会认定的成功，而是放弃追求这些。她实现了在西方世界，在各大城市永远实现不了的经济自由。
“我来大理就是为了逃离主流社会。”她说。在中文里，主流指的是水的主要流向，新大理人自视为“非主流”。但雅玲又说：“其实，没有人能彻底脱离社会。社会如浩瀚江河，你也许可以像我们一样，躲进一条小溪，但小溪终将流向大河。”最后，她总结道：“起码，在小溪里，我们能随心所欲。”社会的洪流会流过大理，却不会将她卷入其中。
中国社会充满了各种雅玲想要逃离的传统观念。比如要拥有房产和汽车，背负房贷，成为“房奴”，加班加点工作。要在别人眼中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要早早结婚，生儿育女。雅玲单身，不想谈恋爱，而且讨厌别人（尤其是她的父母）认为她不结婚就不会幸福的这种想法。
“当我不再听别人告诉我该做什么的时候，”她总结道，“我才真正开心起来。”
她的哥哥柠檬也是这样。他正在办理与福建老家妻子的离婚手续（应父母之命，他们很早就结婚了）。炸炸也打算一直单身，他来大理有部分目的就是摆脱来自家庭传宗接代的压力。
他说：“大家都说结婚是人生巅峰。但这只意味着从此你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对我来说，一个人生活才是真正的自由。”
我还不大习惯回到形单影只的生活，不大习惯靠自己而不是另一个人来定义自己的身份。有时，这种感觉让我闷闷不乐和孤独；有时，我又觉得这样很自在。然而，分手带来的伤痛依然刻骨铭心，初抵大理的那周，我几乎忘却了时间的流逝，记不清日子是如何一分一秒、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的。我睡懒觉，看YouTube上的视频，盯着墙壁发呆，在社交媒体上漫无目的地浏览。我自怨自艾，觉得自己好像在过着别人的生活。我的生活节奏渐渐和我的“院友”趋同——我跟柠檬一块喝茶，品尝雅玲做的饭菜，回到我的香格里拉“牢房”，躺在床上玩手机。
生日那天，我一整天都坐在屋檐下破破烂烂的棕色扶手椅上，椅垫残缺不全，里面的泡沫填充物都露了出来，我就这么陷在椅子里。椅子旁边放了个桶，接着从房梁上麻雀窝中落下的粪便。窝里是两只叽叽喳喳的麻雀，它俩最近孵出一窝小麻雀。我茫然地望着院子，粪便滴滴答答地落入桶里。我抬头往上看，雏鸟嗷嗷待哺，它们的双亲则往返觅食，悉心哺育幼雏。
千禧之年将至时，我还是个孩子。我曾幻想二十年后，即二〇二〇年，自己应该已经有了小家庭。十三岁那年，我想，到了三十几岁，我的人生会进入一个漫长而稳定的阶段，直至生命尽头。我会在某个地方定居——生活定型，结婚生子。然而，二〇二〇年到来了，却与曾经的幻想大相径庭。新年伊始，我开始独自生活，没有自己的家，再次踏上陌生的土地，如同无根的浮萍。
长久以来，寻觅新天地的移居者不断来到大理。据说，大理原住民族白族的祖先和传说中的桃花源居民一样，也是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而来到此地——公元三世纪，正值战火纷飞的三国时期，他们从中原南迁而来，在洱海之畔发现沃野，于是定居于此。
据当地传说，那时洱海的水位比现在高得多，几乎涨到了苍山的山脚下。山谷中有毒龙作祟，在中国神话中，此类毒龙栖身水域。人类闯入毒龙的领地，招致其怒，毒龙兴风作浪，制造灾难，引发洪水，让人类的生活变得艰难。所幸，一只金翅大鹏挺身而出，与其激战，将其击败，赶走，水位也随之回落。
在大理传奇的历史中，大部分时间里它确实是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公元前三世纪至二世纪初，滇国疆域辽阔，囊括今日云南大部分地区。七三八年，领主皮逻阁一统分散部落（即“诏”），建立南诏国，以太和为都城，因为这个山谷能提供天然的防御屏障。今天的大理就建在太和城遗址之上。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南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日益强盛，其面积大于法国国土面积，坐落在吐蕃王朝和中原唐朝两大帝国之间。七五四年，唐朝派兵征讨南诏，但始终未能越过高山隘口。
南诏国向南扩张至如今的缅甸、老挝和泰国等地，很快控制了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势力范围远至青藏高原。他们还多次侵入成都，一度占领此地，后被唐军击退。之后，他们想到了更简单的办法——与唐朝公主联姻。但后来，南诏国近臣谋杀王族，弑君夺位，联姻计划未能实施。九〇二年，南诏陷入内战。
九三七年，段思平统一疆域，这片土地成了“大理国”。彼时，大理国已是妙香佛国。南诏国后期至大理国段正严、段正兴时期，此地崇奉佛法，先后修建了三座佛塔，主塔十六层高，南北两座小塔各十层高，每层的每面都有一尊佛像。三塔上方，崇圣寺的建筑群巍然矗立在山巅，这里专供王室使用。大理国独立期间，历经二十二位国王统治，其中九位禅位后出家为僧，至今仍被尊称为“僧王”。
一二五三年，大理经历了与欧亚大陆相同的命运：被蒙古人入侵。蒙古大军在征服西藏后，成吉思汗之孙，也就是令吐蕃王国臣服的忽必烈亲自率军，攻克大理。大理国奋起迎战，但据说有个叛徒泄露了进入大理的秘密通道，忽必烈的军队得以如温泉关战役
中那般进入大理山谷。攻下大理后，这里也成了忽必烈进入中国的后门。一二七一年，元朝建立，此后，宋朝覆灭。大理名义上归属元朝，但实际仍在段氏家族的统治下。
直到一三八一年，明军挥师云南，彻底击溃了大理国的残余势力，大理所在的山谷才完全被纳入中国版图。明军疏浚了洱海旁的沼泽地，沿洱海西岸开垦了大片土地，修建带有城墙的堡垒，建成了今天的大理古城。城墙厚度约有六米，仅设东南西北四面拱形城门供人进出。住在城里的大多是外来汉族人，而当地白族人——当时被称为“民家”——则住在山脚下更高处的村子里。
十七世纪初，满族侵入中原北部，南明末代皇帝逃亡云南，负隅顽抗，最终被抓住，在昆明遭弓弦勒死。一九一一年，清朝覆灭。军阀混战时期，大理属“滇系军阀”的一部分，与北洋军阀分庭抗礼。“二战”期间，大理没有被日军侵占，其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因为这里是滇缅公路的重要部分，而滇缅公路为早期的抗战提供了物资补给。这里也对美军的驼峰航线意义重大，因为从重庆飞越云南山区增援盟军也需要途经此地。
一直以来，正是这些崇山峻岭，让大理在几个世纪的战火纷飞间岿然而立，远离外界的影响。不过，没有哪座山是高到无法逾越的。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七十多年里，中国飞速发展，穿过大山，修建铁路，越来越多的汉族人来到这里，在此建立与中国其他行政区域一致的政府管理体制。大理曾是古老的、独立的王国，但现在早已不再与世隔绝——也许只有在我们心中，还能这样看待它。距离第一批移居者定居大理已有两千年了，如今，又有一批新的、势不可当的外来者涌入大理，那就是：城市逃离者。
二〇二〇年的春节是一月二十五日。中国农历以月亮盈亏周期为依据，每次月相朔望变化为一个月，一年共十二或十三个月。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初一是新月，十五是满月。为与太阳年相协调，农历每隔两三年增设一闰月，故而春节日期每年不同，但始终落在冬至后的第二个月，阳历时间则通常为一月底至二月初。
为了给每一年命名，中国人将十二生肖与五行（金、木、水、火、土）相配，正好六十年为一周期，周而复始（还有更复杂的纪年法，包括“十天干”“十二地支”，以及阴年阳年）。二〇二〇年是“金鼠年”，是周期的一次重置。鼠在十二生肖中排在首位，这源于一个古老传说：相传，天庭选拔十二生肖，先到者排在前面，而老鼠拿了第一名（牛率先渡河，但老鼠站在牛背上，捷足先登，不过也有人认为，龙更有优势赢得比赛）。
中国新年，也就是春节，与西方新年一样，象征着新的开始。节前几天，雅玲按过年习俗打扫了院子，寓意辞旧迎新。大门两边是毛笔写的红纸对联，不过字迹已然褪色。雅玲撕下旧对联，贴上新对联，上联“天地蕴灵生机满”，下联“春风拂院旧尘消”，横批“万象俱兴”。门上的“福”字倒贴，因为福倒了，即“福到了”。
每年这个时候，大部分中国人都会回家吃团圆饭。但这一年疫情从武汉开始扩散，许多人只好留在住处，不回老家。但无论是否能回去，我们这些从城市搬来的人都不想离开大理。
“我的家人就在这里，这里就是我的新家。”炸炸直白地说，“我为什么要回去？”他一想到要见到父母就害怕，怕父母以他这么个没稳定工作、没娶媳妇的儿子为耻。这是春节期间，全国各地年轻一代普遍面临的困境。但在大理，这些城市逃离者已彻底摆脱了社会期望的枷锁。
除夕夜，雅玲、柠檬还有炸炸借来一套DJ打碟台，在院里为我们这个非主流大家庭办了场派对。他们挂起彩灯，做了一桌丰盛饭菜，还用了一对大到能放倒一头角马的低音炮音响放歌。按照习俗，午夜时分要放鞭炮（相传，年兽惧怕爆炸声与红色，人们便放鞭炮驱赶）。一长串红鞭炮已经放在一箱箱烟花旁边，随时准备点燃。
黄昏时分，他们的朋友陆续过来了，我见到了村里其他逃离城市的人，他们退出主流社会，来这里安然“躺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绰号，仿佛要以此来宣告他们的新生。大熊是个北京人，身材魁梧，留着一头鬈发；鸽子是个瘾君子，梳着麻花辫，脸上总带着嘲讽的笑容；还有位胖胖的中年人，之前在政府部门工作，大家都叫他“领导”。每个人离开城市，来到大理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在篝火温暖的光芒和米酒的作用下，每个人的故事交织在一起——他们都是为了自由而来。
在大理，大家反复强调这种对自由的追求，甚至到了自我说服的程度，仿佛只要把这个词重复足够多次，它就能成真。大家摒弃物质追求，不再沉迷于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转而追寻个人满足：逃离城市化，远离资本主义，在苍翠群山的荫蔽和洱海的波光中寻求安宁。
那种极具感染力的自由，那种不顾一切逃离的洒脱，也让我感同身受。这群在乡下喝醉了的城里人，不只尽情放纵，更挣脱了束缚。他们偏离主流，随心漂泊，不受他人眼光所累。在这里，他们的城市病痊愈了，在城里拼命“内卷”、追求出人头地的压力也消散了。在这里，他们可以只做自己。
在这场盛大的狂欢里，孤独却如潮水般向我袭来，比我之前所意识到的更为强烈。我站在陌生人中间，带着假笑，内心已被孤独吞噬。我逃来这里，却陷入了自我怀疑。我搬到大理是否只是为了逃避？追寻新的开始，是否只因不想为一段感情付出努力？这一切，是否只是虚幻的泡影？又或许，在经历了人生中在精神上最疲惫的三周之后，我只是筋疲力尽了。
天气很冷，离午夜只有几分钟了。冬日空气中弥漫着丝丝温和的凉意。这让我想起了那些几乎被遗忘的人生转折时刻。每吸一口气，都有股清新气息沁入心脾，直抵我那被雾霾侵蚀的肺腑深处。我确定，这是春天的第一缕气息。
于我们这些新大理人而言，这是场实验，体验不同以往的生活方式。我们选择离开城市，退出主流，以新生的名义，重燃我们的旧生活。贝斯砰砰作响，欢呼声此起彼伏，鞭炮噼啪四溅，烟花绽于天际。时至午夜，院里炸开了声，大家都在迎接鼠年的到来，迎接新的开始，迎接新的循环起点。午夜，阵风习习，拂过整个派对，这是个好兆头：春风已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