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咸丰皇帝北逃热河期间，清政府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其严峻程度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届政府。由于恭亲王临危受命、坐镇京城，成为这一时期实际意义上的国家领导人，他通过谈判成功地化解了危机，最终使这个古老帝国转危为安。恭亲王便由此在朝廷中获得了无可撼动的政治地位。不久之后，随着咸丰皇帝的驾崩，恭亲王成为摄政王。为了巩固其摄政地位，他必须首先向朝廷证明自己所制定的外交问题解决方案是行之有效的，其次还要运用智谋去战胜国内反对其路线方针的位高权重的政敌。他之所以要首先处理外交问题，是因为国家危在旦夕，而政敌由于跟随皇帝逃到了热河，无法参与外交事务，他有必要赶在与政敌进行最后摊牌之前，向朝廷证明他的外交策略是切实可行的。因此，在这个节骨眼上，国内基础设施的重建工作只能再等一等。
同治时期中兴事业的运气真是不错。恭亲王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争取到了西方列强的全力配合；法、英、美、俄等国争先恐后地向清政府展现自己的真诚友善。英国毕竟在远东地区拥有最大的势力范围，事实证明，英国方面的合作意愿对清政府来说才是真正至关重要的。只有凭借英国人的支持，恭亲王才能尽可能多地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也才能确保他牢牢掌控住国内的政治地位。
英国人从一开始就很欣赏恭亲王。他们错误地把僧格林沁当作整起事件的替罪羊，还认为包括穆荫、载垣在内的所有政府高官都基本怀有和平意愿，从而在判断上同样出现了错误。幸运的是， （注17） 实践证明，他们对恭亲王的判断是准确的。作为咸丰皇帝的胞弟、同治皇帝的亲叔，恭亲王享有崇高威望，在同外国人的历次交往中都展现出优雅的风度和敏捷的思维，并且能采取现实的态度去接受新条约赋予中国的义务（1860年以前，恭亲王在任何方面都不那么显山露水；然而，在1860年之后的几十年间，他所表现出的才能足以使他永载史册。恭亲王实现由一位传统满族亲王到一名中国杰出政治家的转变，这是危机时刻有助于释放潜能和造就人才的鲜明实例）。
恭亲王亲自处理新条约的颁布施行，以简洁高效的工作方式消除了额尔金的顾虑。条约全文不仅刊登在《京报》上，还大张旗鼓地在遍布京城、到处张贴的布告中加以宣传，供人们聚拢在一起，集体阅读。额尔金满怀希望地认为，只要恭亲王一直掌权，英中之间的良好关系就会延续下去。
（注18）
法国公使葛罗同样对恭亲王充满信心，他认为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谈判气氛发生了迅速转变，这种转变是“在外交史上从未有过的”。
（注19）
甚至那些工作在各通商口岸的“中国通”，也对这种崭新的喜人局面深有感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