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1861年的危机

自18世纪末以来，清政府日益衰败、无能和腐朽。晚清的历史，主要就是一部镇压国内起义、抵抗国外侵略的战争史，尤其是在1850年以前，这个国家几乎看不到任何恢复强大的希望和迹象。进入19世纪50年代，国家分崩离析的趋势加速呈现，旧制度终结的那一天似乎指日可待了。

1850年咸丰皇帝登基仅数月之后，太平天国运动 便在广西爆发，政府软弱无能，根本无法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镇压。截至1853年，太平军攻占了华南及华中的大部地区，还夺取了重点城市南京，随即在该城建都长达11年。而此时的清朝军队，几乎找不到能堪重任的将领，大批缺粮断饷、士气低落的官军士兵逃离部队开小差，甚至经常临阵倒戈、加入太平军行列。清帝国行将土崩瓦解的严峻形势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注1）

到了1859—1861年间，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看起来清朝气数已尽、无力回天了。与此同时，太平天国为夺取全国政权而与清朝军队之间展开的殊死较量，也已进入关键之年。清军高级将领胡林翼率部与太平军将领陈玉成部展开激战，双方在安徽以西地区僵持不下；曾国藩的部队在安徽祁门遭到太平军最杰出战略家李秀成的重兵围堵，直到最后一刻，才被左宗棠的部队及时解救。 ^（注2） 实际上，在当时中外政客关于中国时局的评论中，到处弥漫着一种清廷必败的情绪。1860年1月，上海出版《北华捷报》中的一篇社论，就反映了这种普遍的观点：

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就像一个自诩强壮的躯体患上了顽固发作的真菌感染，至今仍未痊愈（此处把太平天国起义比作真菌感染，清帝国则被比作自诩强壮的躯体）。如果可以把传言拿来当作分析事件的线索，那么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清帝国局势雪上加霜，已经不可能像医治真菌感染那样有望得以痊愈了……谈及清帝国境况，额尔金勋爵的话是这样说的，“他们那个日渐衰败的文明如今已是破烂不堪、腐败透顶”。对此，一些老好人听不惯，认为他的这句话既尖刻又放肆。虽然这句话或许有些不妥，但它确实反映了真实情况。清政府古老的执政基础已经彻底烂掉了，等级制度遭到破坏；朝廷华丽的威仪已经被撕成了碎片。正在吞噬这个国家的政治肌体的并非东方人想象中的鬼，如今，灾祸横行、年复一年、与日俱增，没人能告诉大家，清帝国所遭遇到的这些灾难何时才能结束，其结局又将怎样。 ^（注3）

这一时期也是外国列强对中国实施侵略扩张的关键之年。1856年因“亚罗号”事件而引发的战争，随着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订而暂时平息，该条约极大地增加了外国人在华享有的特权。在随后的第二年，朝廷拒绝批准条约生效，并且，在这种因无知和傲慢而滋生出的盲目自信的情绪作用之下，清政府决定不惜以国家生死存亡为代价，与英国开战。尽管英军在1859年的大沽口之战中因遭到清军伏击而吃了败仗，但英国人仅仅把这次败仗当成一次偶然事件，并不打算就此大动干戈，而是准备同清政府中的那些在他们看来不那么强硬的派系官员进行谈判。 ^（注4） 然而，反观此时的清帝国，大政方针掌握在所谓的“主战派”手中，该派以咸丰皇帝为首，成员均为强硬分子，由满族亲王载垣及端华、肃顺等大臣组成，他们于1860年夏末再次出动军队与英国决一死战，结果在这次战斗中，清军完败。虽然僧格林沁曾于1859年通过设伏击败了英法两国为逼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而登陆大沽口的小股部队，但到了1860年，他再也无法抵挡得到增援后的英法远征军的进攻。天津港沦陷了，僧格林沁只好率部撤退至北京郊外的通州。 ^（注5）

随之而来的是清政府陷入一蹶不振的状态。对此，文祥曾发表评论，由于这位满族官员不久之后成为中兴时期外交新政的主要倡导者，所以他的评论具有特殊参考价值。早在两年前，英法联军于1858年进攻大沽口之际，北京就曾经宣布过戒严令，虽然由此引发的民众恐慌因外国军队的撤退而得到平息，但1860年的恐慌程度远胜于1858年。 ^（注6） 有一段著名的描述，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的派系斗争已经昭然若揭。文祥这样写道：

京师又戒严，人心震动，任高职者纷纷走避，较癸丑年尤甚。 ……

事愈急，有请上巡木兰者。予恐摇动人心，有碍大局，且塞外无险可扼。

我能往，彼亦能往，力持不可，冒死扣留。

上颇悟。退，复与同人递奏片，详细开陈利害，以坚上意。始奉谕旨，砺军剿敌，宣示中外，朝野相庆。未几，敌烽相逼近，言者遽仓皇入，以危言耸听，遂于八月初八日请上启銮。留予署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另派王大臣办理留京守城各事宜。

谕令予随同恭亲王在城外办理抚局，毋庸驻城内。然斯时人心惶惑，实任提督及右翼总兵均随扈行，予一人兼提督总兵之职，责任地方，不能不入城以定人心。

送驾后，与恭邸布置稍定，酉刻赶即入城。登朝阳门阅视，始知守城兵已数日未领口粮，且守具毫不足恃，势将瓦解。事急不及奏请，只好开仓库、散放钱米（嗣补行奏明）。 ^（注7）

直到午夜时分，发生在偏僻街巷里的骚乱和抢劫事件才得以平息，老百姓此刻的情绪也比较稳定了，这才回到各自家中。 ^（注8） 文祥所述内容的准确性得到了董恂的证实，董恂就是后来出任军机大臣、大学士及总理衙门大臣的一位重量级官员，也是竭力劝阻皇帝逃往热河的那一派大臣之一。 ^（注9）

根据美国公使华若翰所述，由于北京城内四处游荡着八万六千余名既领不到军饷又纪律涣散的清军，该城已濒于爆发一场革命的边缘。华若翰据此判断，假如外国军队进攻北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随后必将出现大清帝国的全面动乱。

目前可以令人满意的扭转困境的希望只有一个——中国人应该在大沽口炮台被攻陷后即刻主动作出让步。我相信，一旦英法联军进入中国境内，必然会给各方利益带来灾难性后果。 ^（注10）

中国方面拒不投降，联军远征部队向北京逼近。已经进入中国境内的外国军队和落荒而逃的朝廷，严重地扰乱了直隶沿海地区百姓的日常生活， ^（注11） 然而，人们所担心的全面崩溃却并没有随之出现。衰败的朝廷和强硬的“主战派”逃往热河的仓皇之举，标志着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的行动方针方面必然会发生转折。此前一直主张采取温和及合作策略的一众官员现在脱颖而出，在国家实际掌权者恭亲王的领导下，试图为国家制定一套新政。

按照中国的传统政治理论，任何灾难，无论是战败还是旱灾，都会被视为一种征兆，借此昭示政府因执政失误而破坏了自然和谐。因此，每逢灾难降临，皇帝及全体官员都要反躬自省，必须查找自身存在的错误并加以改正。之前因工作失职而被弹劾的官员，会被新上任的官员取而代之，继任者通常都要按照上级命令，通过纠正前任施政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来恢复社会稳定。所以，像1860年10月发生的北京城被占领这样的重大灾难，势必极大地促使清政府采取全新的思维方式来处理外交事务。就目前这起事件而言，朝廷作出的反应既果断又冷静，非常有助于政局的稳定。

恭亲王在1858—1859年还曾一度认为朝廷制定的针对西方的政策无须做任何修改。1860年发生的事件，给他和他的核心助手文祥提供了两条重要教训：一是外国势力很强大，朝廷根本没有能力战胜他们；二是前来谈判的外国人都按照正式条约中的条款办事。于是，身居京城的恭亲王、文祥，以及在地方主政的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这五位领导者通过外交途径并且主要依靠推行“自强”新政，领导中国第一次采取实际行动，努力适应现代世界局势。 ^（注12） dFNjs7HVII5NeR8KJyWxifbZRWURgMHUl8YOwhXffC5F3D/ejD/Jqyiodqw+Lt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