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捻军 ^（注25）

发端于白莲教起义的捻军，其早期历史已经鲜为人知。 ^（注26） 起义的原因可能与太平天国如出一辙，在太平军带来的混乱局势和山东、江苏及皖北地区发生的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助推之下，“声势浩大”的捻军起义以上述地区为心脏地带，于1853年正式拉开了帷幕。

关于“捻”这个词的具体含义 ，到底是搓捻，还是揉捏，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对此存有争论。当时的官员从“反叛者把戴在头上的被搓捻成一绺一绺的油腻腻的头巾作为其独特标志”的这种习惯做法，引申出捻军这个特定称谓。 ^（注27）

1853年以后，捻军由其位于安徽北部地区的根据地，迅速向山东、河南、江苏及湖北等地扩张势力范围。 ^（注28） 虽然担负平叛任务的清军向朝廷报告自己取得多场有限胜利的情形并不少见， ^（注29） 但战至1862年时的局势已经很清楚，清政府对于整个淮河流域的影响力几乎已经荡然无存，该地区的控制权已经被捻军首领张乐行和反复无常的苗沛霖彻底瓜分了。 ^（注30）

1863年春，大清国平捻军队的统帅僧格林沁成功将张乐行俘获，并将其处决，但是，此举对整个战役局势影响不大。张乐行还有一个才能出众的侄子张宗禹，张宗禹继承了捻军的指挥权。战至1864年，僧格林沁的部队彻底丧失了战场主动权。张宗禹和赖文光率领捻军于1865年在山东曹州以西地区彻底粉碎了清军的围剿，就连令人敬畏的帝国亲王僧格林沁本人也在这场战斗中被捻军击毙。此时的捻军，已经达到其军事实力的鼎盛时期。 ^（注31）

从组织结构上看，捻军只不过是一支靠东拼西凑组成的队伍， 而不是一个可以实现中央集权的机构。这支队伍为了表现其自身特点，抄袭了宗教社会普遍习俗中的一些旗帜标语作为其行动标志。捻军实施军事扩张的主要手段是渗透并掌握当地民团的指挥权；他们通常把圩寨作为其实施有限进攻的目标，这是一种最初得到了清政府提供的赞助而构筑起来的防御工事，作为一种抵御土匪的防御设施。 ^（注32） 如果与清军形成对峙，捻军最初会把他们的军事策略建立在阵地战的基础之上。后来，通过从太平天国的作战经验中获取教益，他们把策略转换为在一个广阔区域内实施具有高度机动性的运动战。 ^（注33） 捻军作战的机动性异乎寻常，观察家们断定，他们所取得的多场胜利，都是广泛分布在各个区域的当地农民的功劳。 ^（注34） 然而，捻军却不属于四处游荡的土匪。虽然他们早期干过流窜劫掠的勾当，但到了1858年，他们盘踞的核心区域已经得到了巩固，而且他们的组织形式尽管有些松散，却已能实现高效运转了。1863年以后，虽然他们被迫采取流窜作战方式，却从未放弃重返根据地的努力。 ^（注35）

捻军领导层是由杰出人才构成的。李鸿章可以证实，赖文光、任化邦（任柱）、张宗禹及其他捻军首领都是有勇有谋、能力出众的将领。据说，他们在战斗能力方面可以碾压太平军的首领。 ^（注36） 然而，为他们提供强大力量的源泉，最主要的却是他们精明敏锐的洞察力和善于及时满足老百姓的需求及愿望。每接管一座城镇之前，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地利诱并赢得老百姓族群里面的“天然”领导者的支持。而后，他们会谨慎从事，尽量不去干扰平民的日常生活。他们会打开监狱、释放犯人，当众羞辱那些令老百姓憎恨的地方官。一旦控制了某个地区，他们就会高度重视保持食品供应，劫掠护送力量不足的政府车队。他们强调粮食生产，秋收时节，他们会从前线派遣小分队到后方协助警戒及收割粮食。 ^（注37）

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捻军与太平天国相比存在的一个鲜明反差，就是捻军没有自己的行动纲领和教义。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这个观念，即一次群起响应的起义，如果没有一份纲领作为理论指导，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 ^（注38） 然而，最近的研究成果却表明，捻军不仅有政治行动纲领（如上文所述），而且还有一份语义清晰明确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教义。“鉴于捻军所继承的白莲教的社会遗产为其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觉悟，使捻军区别于任何普通土匪，而士绅的加入又给处于初期煽动阶段的捻军平添了一种更广泛的政治觉悟和组织能力，从而使其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起义。” ^（注39） 遗憾的是，由于捻军这边完全缺乏相关的历史文献，还远远没有形成足以证明这个观点的确凿证据。

清政府于1865年以前所采取的所有针对捻军的镇压行动，无论是政治层面的，还是军事层面的，都完全以失败告终。据官员们报告，当地村民宁可支持捻军也不欢迎清政府，而这些官员似乎无法弄清其中的确切原因。 ^（注40） 即便是在清军凭借着偶然打的一场胜仗得以进入捻军核心腹地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在民众敌视行动的打击之下，遭到惨败。

僧格林沁的死在给朝廷带来震惊之余，也引发了清政府制定一项新策略的动因。如今，北京方面的领导者第一次感到惊恐万分，转而去采用当年打垮太平天国的那一套策略。1865年5月27日，曾国藩奉朝廷之命，亲自挂帅指挥驻扎于山东、河南、直隶三省的全部清军，他以前担任的两江总督一职暂由李鸿章代理。御林军中的精锐部队（神机营）被调动部署至京城外围，以备警戒捻军向北京进逼。在此之前，假如捻军有能力渡过黄河，那么他们通往京城的道路几乎将畅通无阻。与此同时，令人惊恐万状的关于捻军一路取胜的消息，从江苏北部地区、山东以及直隶南部地区陆续传来。 ^（注41）

时值1865年夏季，适逢对捻作战的紧要关头，曾国藩制定了一套旨在消灭捻军的新的基本策略。后来，这套新策略得到了曾国藩的继任者李鸿章的遵照执行，值得关注的是，该策略在此后若干年的中国剿匪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其本质而言，曾国藩制定的这个作战计划是一种战略防御，可以概括为一句口号，即“依河划界，包围有限区域”（划河圈地）。 ^（注42） 曾国藩的观点是，如果让清军试图像捻军那样也采取“四处游荡”式的作战方式，无异于自杀，因为捻军在游荡过程中可以得到粮食补给，而清军则不能。于是，曾国藩建立了四个主要的战略基地，分别设在安徽临淮、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以及江苏徐州。起初，清军所做的努力是，按照传统作战方式去使用这四个基地，当一地受到威胁，则其余三个基地向该地派出援军。这种战略对于灵活机动的捻军毫无用处，只能被残酷无情的、以划河圈地为要旨的包围战略取代。三年之后，包围战略成功地限制了捻军的行动区域，使其较强的机动性无处发挥。

清政府为了镇压捻军，调集了归自己掌握的各种力量，把九支用于支援作战的卫戍部队驻扎到四个省境内，沿着大运河及黄河构筑起堤坝、围墙及堑壕。但是，在所有力量中，最重要的当数中兴时期国家领导层的政治远见。

曾国藩完全懂得，当前的根本问题是要重新赢得捻军占领地区老百姓对朝廷的效忠。当他由南京的两江总督府向北行进，准备接手新的指挥岗位时，他仔细考察了捻军的势力范围，这也是他对捻军势力范围所进行的多次实地考察中的第一次。由于已经认清有许多出身贫困的“良民”跟随了捻军，他便开始去努力查明这些“良民”的真实身份，争取使他们回心转意，并通过建立功劳奖励及身份证制度，确保他们对朝廷忠贞不贰。 ^（注43） 遗憾的是，捻军活动区域“百姓”与“叛匪”鱼龙混杂的生存现状，给清政府“剿抚并重”基本策略的执行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曾国藩制定了“坚壁清野”策略，比他在太平军活动区域所采取的相似策略在执行手段上更为严酷。但是，曾国藩毕竟有能力切断村民与捻军首领之间的联系，并且重新确立起清政府地方官员在当地的权威。于是，当地民众得到了清政府提供的紧急救济，土地垦荒事业得以迅速启动。当地民众应征入伍，参加了淮军，部队给他们提供了优厚的军饷，同时，部队处于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 ^（注44） 截至1867年，士绅及平民集合起来与清政府站到了同一个战壕，重新构筑起地表工事，以防范捻军的袭扰。

当然，清政府新制订的策略并未在几年之内就在政治或军事层面大获全胜。自1865年末至1866年末，捻军继续在运动战方面赢得多场胜利。 ^（注45） 曾国藩在这几年确实是个“失败者”，到了1867年初，显然是出于他自己提出的个人请求，朝廷命令他重返两江总督的工作岗位。接替曾国藩负责对捻作战的李鸿章，继续执行与之总体相同的策略。 ^（注46）

在从1866年底至1867年初的这个冬天，捻军以其在东西两路取得的进一步胜利，为这段时间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 西路捻军在西安附近的十字坡战役中，仅用一天时间，就将陕西省驻扎的大清军队全部击溃，使其彻底丧失了战斗能力。东路捻军在湖北发起的罗家集战役，以俘获清军主要统帅郭松林告终。在这场战役中，捻军有能力切断郭松林的退路，对其实施包围封锁，并在关键时刻发动攻击。 ^（注47）

1867年初，捻军采取钳形攻势向京城发起进攻，这使得清政府首次面对真正的威胁。东路捻军已经越过大运河干涸的河床，击败了奉朝廷之命前来抵抗的大清军队，从南面威胁北京。如果位于湖北、陕西两省的捻军推进至山西，那么他们又能从西面对北京构成威胁。进入二月份，朝廷连续多日下达一系列谕令，宣告了陕西、湖北、河南等地出现的严峻“匪患”，给京城拉响了警报；任命李鸿章为湖广总督，并要求他将捻军阻于湖北境内；命令曾国藩及河南巡抚李鹤年火速赶往徐州设防；命令左宗棠即刻动身接管陕西防务。以上经朝廷选择并予以委任的指挥人选，均为久负盛名的将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清政府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注48）

1867年6月，东路捻军主力向战略要地徐州挺进，而后进入山东境内，在那里，他们将有望得到长期在山东蛰伏的捻军的支援。此时，平定捻军的战争已经进入决战阶段。1867年6月14日，朝廷下达谕旨，命令全军坚守山东防线，但捻军还是突破了大运河防线，从那里进入了山东。

如今的山东已成为维系全局成败的关键地区。丁宝桢制订了一份同时从南、北两个方向进攻捻军的作战计划，而奉命紧急赶到山东的李鸿章，则计划先把捻军驱逐至山东半岛东端，而后再彻底打败他们。

时值1867年的7月间，前来增援的清政府军队源源不断地涌入山东及江苏北部地区，包围计划终于得以付诸实现。为阻止捻军沿河床地带往返穿越，清军将黄河及大运河流域分割成数个地段，分兵把守。李鸿章在距山东海岸40里处建立起一道警戒地带，派人从南京调来炮艇前往山东海岸地区，对驻扎在那里的捻军宿营地实施炮击。芝罘地区爆发了一系列战乱灾荒，从农村地区逃出来的灾民述说村庄被烧毁的惨象。李鸿章担当起对山东境内所有军队实施指挥的大任，于是，便开始从山东传来胜利的消息。

1867年8月初，从战场情况上看，清政府的军队终于控制住了局势。李鸿章在莱州至牟平之间挖掘了一条长约160公里的壕沟，并配置兵力沿沟据守，从而将捻军限制在山东半岛的绝境地带。清军在黄河、胶莱河及大运河沿岸构筑的防御工程，看起来也已经准备就绪。李鸿章此时有充分的自信，可以将部分来自直隶的部队调回直隶，去支援镇压当地捻军的行动，而他自己则亲临一线坐镇指挥。捻军似乎已是插翅难逃，除非他们走海路外逃，于是，李鸿章警告当地官员绝不允许有任何船只在海边逗留。

然而，接下来，在8月28日那天，竟然发生了一场令人称奇的部队行动，有三万捻军“毫发无损地穿过了大清军队构筑的防线”。很明显，在此之前关于捻军一再获胜的消息已经传到了京城，于是，8月27日，李鸿章遭到了皇上的训斥，且被予以降职处理，丁宝桢被剥夺官衔和爵位，而且，至少还有一位前线将领被当场处决。 ^（注49）

此后三个月，东路捻军似乎已有能力随心所欲地在战场上大范围活动。如果李鸿章从南边追击他们，他们就会同时向北和向西运动。然而，当一支从东北地区赶来增援的重装骑兵部队加入战斗之后，清政府的基本态势逐渐发生了改观，大运河防线得到了加强，战场补给系统也重新建立了起来。

实力得到补充之后的清政府军队开始取得了一些胜利，关于这些胜利消息的最初报道，皇帝一开始拒不相信，但到了1867年12月，皇帝对此已经不再心存疑虑了。清军在潍县附近地区取得了一场重大胜利，一支三四千人的捻军部队被歼灭，残敌向东北方向逃窜。在随后展开的几场战斗中，一支拥有三万兵力的捻军被击败，包括首领赖文光本人在内，均被俘获并被斩首。事实上，清政府就是通过上述作战行动，彻底消灭了东路捻军中的精锐部队。 ^（注50）

随着东路捻军自1867年秋冬两季以来对朝廷威胁的持续减弱，北京方面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西路捻军，因为他们已经在陕北创建了根据地，并且正在对山西构成直接威胁。山西对朝廷来说，不仅是粮食及财富的重要来源，还是阻止敌人进犯北京的外围防线。通过突袭包头，捻军成功地把清政府军队由黄河要塞吸引至包头地区。随后，西路捻军在张宗禹的指挥下突破了实力已被削弱的黄河防线，从而进入山西境内，迫使大清国的主要防线回缩至山西、直隶之间的两省交界处。

当前，必须尽一切努力守住直隶。负责从西面追击捻军的清军已被远远地甩在后面，早在数月之前就被委任去指挥这部分清军的左宗棠在赴任途中接到朝廷的命令，立即前往直隶就任，准备指挥那里的清军从东面阻止捻军向北京推进。左宗棠奉命指挥直隶境内的清军，而恭亲王及御林军则奉命负责京城防务。

1868年1月下旬，就在西路捻军继续推进的过程中，曾于1867年12月被“镇压”并于1868年1月初被“肃清”的东路捻军，竟然再度以部队的形式出现，并且从山东攻入直隶。对于捻军发动的第二次直逼京城的钳形攻势，李鸿章负有主要责任，因此被剥夺黄马褂、双眼孔雀翎及其他多项荣誉。左宗棠、官文及其余官员也依据朝廷2月3日及5日颁布的谕令，均受到了相应处罚。 ^（注51）

目前，京城的防御形势刻不容缓。根据文祥的描述，京城早在1868年初就拉响了警报。当时，张宗禹率领捻军从山西沿着太行山脉进入直隶，并且抵达了卢沟桥，恰在此时，山东的捻军也已经从南面渗透至保定，其进犯的深度已达数公里。 ^（注52） 虽然与1853年或1860年的情形相比京城尚未出现恐慌局面，但必须采取严厉措施加强防范。恭亲王制订了针对北京的城防计划，命令守城部队对进城及出城人员实施严格盘查。尽管清政府对作战获胜的消息与作战失利的消息一样，均有所报道，但现实情况是，捻军直逼京城的脚步确实是越来越近了。

可是，到了3月初，事态却出现了转机，清政府的军队似乎已在直隶战事中取得进展，而且截至3月底，东、西两路捻军均由京畿腹地，向山西、河南及山东撤退。

然而，捻军依旧可以四处游荡、进退自如，而且其先头部队似乎仍将兵临城下。朝廷下令将于4月27日，对李鸿章、李鹤年以及左宗棠等人分别采取处罚措施。5月1日，李、左二人均受到朝廷警告，意思是说即便有朝廷的恩准，他们也不可能免除严厉惩罚。然后，到了5月9日，朝廷给李鸿章宽限了一个月的时间，要求他务必彻底歼灭捻军。

不管有没有回光返照这一说，实实在在地讲，捻军实力的根基从1865年起就不断遭受损失，所以，自1868年7月中旬起，清军所取得的胜利逐渐多了起来。当最后一股捻军的最后一位首领张宗禹试图从河里游向安全地带时溺水身亡，至此，捻军的末日终于来到了。 ^（注53）

1868年8月27日，朝廷正式宣布，危害巨大的捻军叛乱至此终结。朝廷给所有前线将领及诸位军机大臣都颁发了较高规格的荣誉，全国每名官员均被授予一份功劳纪念证章，皇上还派遣一位亲王前往清东陵，将胜利的消息祭告给已故的咸丰帝。 ^（注54）

虽然捻军从未掌握任何能够推翻清政府统治的真正机会，但是，若没有中兴时期领导层制定的新策略，他们将充分发挥熟悉地形、灵活机动的能力以及战斗技巧等方面的优势条件，继续在华北地区四处游荡。捻军败于清政府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他们没有争取到比清政府更广泛的民众支持；另一方面，在于当他们向西部地区撤退的通路被最终阻断以后，他们灵活游荡的斗争策略便彻底失去了作用。 ^（注55） 这是曾国藩于1865年制定的两项策略经过1868年的实战检验被证明已取得成功的结果。清政府自1866年以后便掌握了火力优势，这是因为清政府从外国人那里得到了一部分火器，这也是平定叛乱期间外国向清政府提供援助的唯一一种形式，火力优势虽然是清政府取得对捻作战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因素。 ^（注56） Crg5DhPwRgYoITzAryZSelh7+DNBiVgBuQyTYlnF1VxZdlkz/ISkG3yynWqZMNV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