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太平天国 ^（注8）

爆发于1851—1864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重大社会革命运动之一。它爆发于中国南方省份广东和广西，那里，与西方势力紧密联系的不安定因素长期存在，而且客家人与其他少数族群之间仍然不能实现完全融合。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利，清政府对边远地区的统治权威急剧衰败，就在命运多舛的咸丰皇帝继位之后不久，著名的金田起义就爆发了，由此催生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军仅用了三年时间，就从广西出发，横扫南方诸省，直至定都南京。在1853—1856年，太平军主力于南京上游的长江流域连战连捷。在1857—1860年，战事主要集中在安徽、湖北两省，太平军气势正盛，实力继续得到壮大。在湖北，太平军虽然败在了胡林翼及其他新型地方武装领袖的手下，但他们在安徽与传统类型的大清国军队的较量中取得了震惊全国的胜利，这场胜利可以弥补他们在湖北的损失。鼎盛时期的太平军，占领着华中绝大部分地区，曾多次对上海构成威胁，甚至能够派出一支先头部队直插北京城郊。在这十几年间，太平军转战16省，攻陷600多座城池。 ^（注9）

太平天国的行动纲领，要求平分土地、发展不受传统垄断制约的小型贸易、建立一个名为“太平天国”的新型普世君主政体。它的教义是一个糅合了儒家学说、中国帮会教义、原始共产主义、反满民族主义和基督教思想的奇怪的混合体。 ^（注10） 其他任何一场起义，都没有如此精心炮制的教义或如此壮观的假冒帝国主义的行政机构。而且，太平天国是唯一一次能够留下大量关于自身史料记载的武装起义。 ^（注11）

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夜郎自大的清政府遭受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是太平军于1853年攻占南京。虽然过了长达七年之久中央政府才想起采取必要的果敢行动，可是，中兴时期的地方领导者却已经着手组建明确适应形势所需的新型军队。 他们还研究评估了这次起义的原因和太平军的弱点， ^（注12） 这项评估最终确立了清政府的平叛对策。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缺乏行政管理经验，尤其不善于管理农村地区的行政事务，因此，清政府为广大农村地区的民众提供了一项减轻农民负担、恢复农业生产的总体计划。 太平天国的另一个可能会决定其失败的愚蠢做法，是疏远文人士子，该问题曾作为导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的一个主要教训，为中国共产党的多位历史学家所指出。 ^（注13）

太平天国制定的这份存在严重缺陷的“纲领”，使清政府不仅能够争取到文人士子的支持，还能赢得其他阶层的拥护。曾国藩在为他这一代人辩护时曾指出，在被太平天国控制的地区，农民不能自由耕种和缴纳地租，因为他们的土地归天王所有；商人不能开展贸易活动并获取利润，因为他们的商品归天王所有；学者不能阅读经典儒家学说，因为太平天国坚持接纳《新约》。 ^（注14） 马克思主义者在批评清政府的政策时，使用相反的语言，承认了这个观点，即，统治阶级虽然受到了震动，“仍然掌握着历经数千年继承下来的心理控制手段——包括人际关系、名正言顺，以及关于封建美德的所有旧的思想观念及习惯做法”。 ^（注15）

然而，太平天国的失误绝不是完全的心理层面发生的问题。即使在他们连战连捷时期，太平军也未能攻占湖南，而湖南恰恰是他们的死敌湘军长期盘踞并取得后期发展壮大的根据地。他们经常把自己夺占的城市洗劫一空，而后却又主动放弃，包括像武汉这样的战略要点。结果是，他们的都城南京，只能经常处在清政府军队的进攻压力之下。而且，他们夺占上海的企图遭到挫败，于是也就无法控制整个江苏，其中的失败原因不一定体现在军事方面。

尽管如此，进攻上海失利的太平军依然不好对付，清军遭受的第二场惨败，迫使清政府必须彻底采取新的进攻策略。这场惨败发生于1860—1861年。重新组建的清政府军队在长江流域下游地区被打得溃不成军，太平天国最有才干的年轻将领李秀成凭借着这场胜利乘胜追击，连续攻克这一关键地区包括杭州、苏州、常州在内的所有重点城市。在遭受了一连串的战场失利之后，北京方面再也没有派遣钦差大臣赴前线指挥旧式大清军队与太平军作战。

与此同时，英法联军在北方取得的胜利，正在引导中国的政治家们采用一种远比以往更有发展前景的新思维来处理外交事务。太平军在长江下游沿线地区所取得的胜利，也迫使清政府着手制定解决国内叛乱问题的新方案——组建一个新的处理内政及军事问题的领导集体，以及创建一支新型军队。曾国藩率领的湘军证明了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于是，朝廷采取了一项尚无先例的人员调整措施，把曾国藩委任到统领江苏、安徽、江西及浙江等四省所有军队的指挥岗位上，成为集军事、内政大权于一身的前线总指挥及封疆大吏。

自从夺回安庆后，清军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开始占据明显优势。有人注意到，当时经常会出现带有吉兆的天文现象：日全食和五星连珠。出现这种景象，说明总体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对那些为取得安庆胜利做出贡献的有功之臣，清政府授予了他们高规格的奖赏，从中可以看出收复安庆的重大意义。 ^（注16）

曾国藩领导下的清军在此后的三年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首先，平定了江西，继而，在收复位于浙江、安徽的多个战略要地的同时，曾国荃率军包围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南京。李鸿章、左宗棠及其他将领则率军夺回了长江流域的下游地区。战至1863年年底至1864年初，随着苏州和常州这两座城市相继被攻陷，太平天国的末日已经显现。其土崩瓦解的速度如同当初发展壮大时一样迅疾——仅仅就在三年以前，太平军还控制着浙江、江苏两省的全境及江西、安徽两省的大部分地区，兵锋直逼上海，甚至还有能力向长江以北地区派遣远征军。 ^（注17）

1864年，《北京公报》连续刊登关于朝廷将举行平叛胜利之后颁奖的消息，相关报道持续了整个春季。 ^（注18） 由于收复南京的战役已经胜利在望，所以，皇帝在当年春季及初夏时节下达的谕旨一再强调要把各项决定全部推迟至“收复南京之后”。1864年8月1日，《京报》大张旗鼓地宣布了关于收复南京这一企盼已久的胜利消息。曾国藩被授予皇帝能够赐予的最高荣誉，其余的几乎每位高官都受到了褒奖，包括许多没有直接参与平叛军事行动的官员。全国各地均举办了庆祝活动，朝廷举办的庄严隆重的系列庆典仪式，自南京明太祖庙的修缮工程开始拉开了帷幕。 ^（注19）

历史文献以一种自豪的语调指出，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暴动”之一，因此，对于它的剿灭，必然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大捷。 ^（注20） 随着清政府成功避免了太平天国所带来的可怕军事威胁，官员们庆祝的热烈程度与以往被克服的危机的严峻程度成正比，人们重拾了对于中华帝国未来的信心。当时最流行的座右铭是“持久的统治与永恒的和平”（长治久安）。人们编纂整理并学习研究关于这场“叛乱”的相关记载，将其视为与以后承平日久的幸福生活形成对比的一面“镜子”，以便吸取教训。 ^（注21） 南京陷落后，虽然太平军的残余势力继续与朝廷作战数年，太平天国的残部也加入了捻军及其他反清势力集团，但清帝国曾经面临的巨大威胁毕竟已经烟消云散，一个新纪元从此绽放出旭日的曙光。

关于太平天国失利的原因，我们在这里涉及的，仅仅是有可能阐明中兴事业成功原因的内容。哪个方面是中兴事业的最强大之处，哪个方面就是太平天国的最薄弱之处，比如，在领导方面、在行政管理方面，以及在意识形态和士气方面。假如太平天国这边每出现一个李秀成，中兴事业的阵营里就会同时涌现出五十个贤能之人。太平军所到之处，仅仅满足于夺占几座城市，而清政府则致力于建立与领土紧密依存的政府。太平天国所采用的将民族主义与宗教思想混为一谈的教义，根本不能打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而曾国藩力主宣传推广经过复兴的儒家学说，在老百姓中间建立起稳固的受众群体。太平天国的一些领导者已经觉察起义军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危机，试图针对他们所采用学说中的反儒家部分内容作出修改， ^（注22） 可是，他们此举分明就是在投机取巧，方法过于拙劣，时机过于延误。另一方的清政府领导者对他们为之战斗的目标怀有真正的信仰，他们一旦参加了战斗，就会焕发出远远高于对手的军心士气。 ^（注23）

尽管外国人总是把他们向中方提供的各类援助吹嘘成清政府获胜的主要原因，但事实一清二楚，外国援助只是其中的一个次要因素。 外国援助或许在长江流域下游地区战斗的最后阶段促进了决战时刻的到来，但是，它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注24） XJDh1Jc/rISBU3KaFAzT7tC6zHEHwqQNjcb0t4TxGb9HNf+otGkv2vzyEBhB9Wn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