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门胥吏

按照中兴时期官员们的观点，对中国儒教政府有效行使统治的最大威胁，是衙门胥吏所把持的影响力巨大的实权地位。

^（注150）

这虽然是一个存在已久的老问题，但其严重性却随着政府构成成分的日趋复杂而持续增加。每个地方的儒教文官都会发现自己正身处于这些胥吏的包围之中，要熟悉归他管理的这个地区，掌握相关技术问题的知识和经验，都需要依靠这些胥吏。由于专业文官雇员很少能够在一个岗位上工作足够长的时间，从而形成与他们的胥吏所掌握的知识经验相持平的认识能力，而这些知识经验又是衙门胥吏发挥其职能、处理地区问题的法宝，所以，这些衙门胥吏凭借着熟悉本土的知识和经验，通常会把自己摆在一个对上蓄意破坏官员制定的政策、对下敲诈勒索百姓的实权地位上。改革家汪康年后来曾断言，在中国，真正掌握实权的，既不是皇帝、高级官员，也不是老百姓，而是这帮衙门胥吏。 ^（注151）

衙门胥吏手里掌握的这种实权，证明了作为儒家政府全部理论之基的前提条件存在错误。任何志在学术、统治或对名望有进取心的能者，都会想方设法进入官僚体制，这应当被视为理所当然，在他进入官僚体制的过程中，将聚集着除了个人直接收益的所有激励因素。与之相对应的是，衙门胥吏则被认为是精明世故、寡廉鲜耻的趋炎附势之徒，他们的职业生涯，可以否定任何一种儒家价值观。

中兴时期，全国约有119万名胥吏。据冯桂芬所说，每个部都至少编有1000名胥吏， ^（注152） 而且各部门的胥吏都在利用他们的地位干着损公肥私的勾当。 ^（注153） 例如，户部里面的胥吏对前来领取俸禄的每名官员逐一收取折扣银两。户部的法定编制官员名额为六人，而户部胥吏中的一人因征收折扣银两而变得相当富有，以至于这名胥吏被人们戏称为“户部第七号大员”。 ^（注154）

胥吏因贪腐而被告发的案件在清代层出不穷，尤其是在三次重大变革时期：17世纪末、19世纪60年代，以及19世纪90年代。 ^（注155） 虽然人们都十分清楚胥吏贪腐问题带来的危害，并且持续不断地针对此类问题展开讨论，但是，批评人士却几乎都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随着书面文案工作量的增大，胥吏的地位和作用注定应该得到提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儒教国家只需通过授予他们儒教官僚体制中的相应地位，就能够对他们实施控制，从而使他们服从于儒教国家的教化与控制。

冯桂芬像对待传统问题一样，提出一项激进的解决方案。他建议对真正的儒家行政管理原则作出重新解释，并扩展其适用范围，以便适应新情况。他敦促那些由地方推荐并准备充任胥吏的年轻人，要先从学徒之类的岗位干起，随着个人经验的积累，从而晋升为职业性公务人员。 ^（注156）

如果冯桂芬的解决方案真能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那么，衙门胥吏早就变成了经过扩充后的官僚阶层的一部分，而且，其人员构成也与官僚阶层别无二致。针对冯桂芬的建议，所有政府下设的办事机构，均模仿军机处的架构，并且内部成员均使用“大臣”（有社会地位）这个称谓，而不是胥吏。李棠阶的看法是，既得利益者的势力十分强大，要想彻底解决胥吏问题，就需要采取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彻底行动。 ^（注157） 中兴时期并不是一个能够采取彻底行动的年代。能够对胥吏采取的唯一一项限制措施，仍然是继续保持他们所享有的模糊不清状态下的底层社会地位。 L9QOUQiQGcUpqewL+QzmJ7tkyacI9f171hMMe5QPgXFSlXBfARH9KiTkNELJvq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