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才与全才

按照中国人的理论，好官是面面俱到的“通才”。如果他需要得到专门的帮助，他就可以从一个特殊阶层的人群中获取这种帮助，这个特殊阶层的人群会从底层讨好官僚机构，他们在国内政府的体制内没有地位，因此对于政府的思想控制无动于衷。儒教国家的官员自以为是地认为他们是能力出众的涉及全部事务的政策评判者，无论这些事务多么复杂，他们都能作出正确评判，因为政府已经被想象成了一门对人类关系进行排序的艺术，而不是依法实施行政管理的科学。

随着19世纪遇到的问题成倍增加，政府隐藏在人本主义体制内的潜在的弱点被放大。从军机大臣到地方行政官员，每位官员面对的现实问题都比他的前任们更复杂，而人们却仍然期待着他们能就所有这些问题拿出英明的解决方案。外交事务绝不是唯一的新问题。清政府强调精准地依照先例来处理问题的工作方法，产生了复杂的法律问题。越来越多的由强制劳役转为缴纳税银的减刑案例，提高了处理财政问题的技术难度。无论是士大夫，还是捐官者，他们的能力都无法胜任处理这些问题。然而，在清朝时期，人们要想当官，可供选择的道路比不上明朝时期那样多，而且随着每名官员须承担职责的增加，官员在官僚机构内能够得到的下属人员就更少了。

关于专业人才问题，坚持儒家思想的改革者从根本上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他可以去鼓吹微调实施政策，却不可能去鼓吹在不破坏政府通过君子道德说教方式维持统治这个核心观念的前提下，实现劳动力分工与专业化调整。

在中国政府的传统体制内，幕僚制度为实现专业化问题提供了部分解答。幕僚指的就是这样一种人：他拥有传统学问以及法律、军事或财政等方面的复合型能力，却不享有官员的社会地位。他不被认为是那种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的人，却经常代替官员出面解决问题。因为他不是官员的下属，所以政府期待他能够畅所欲言地对官员提出批评性意见，并且还能够减轻在士大夫和富有实践经验的胥吏之间的长期矛盾。

中兴时期，幕僚制度盛极一时，在没有给官员任职制度带来压力的前提下，增大了官员任职制度的灵活性。幕僚中有相当多的人都来自文化发达地区绍兴。然而，当地人也经常会被聘用为幕僚，因为他们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会熟练使用当地方言。比如，湖南人左宗棠曾在湖南先后供职于张亮基和骆秉章手下，据说他当时非常出色地充当了他俩的幕僚，以至于有人认为骆秉章的成就是由左宗棠创造的。 ^（注149）

然而，对于许多目的来说，根本找不到在技术能力方面可以胜任的幕僚，因为他就像官员一样，要想有效发挥职能，就必须成为儒教传统体制里的一部分。中兴时期的政治家们在处理人员专业化问题时所做的努力，表明当时的官员能够针对他们作出选择的技术领域非常熟练地掌握新技术，但是，他们既想要自由作出这种选择，又想要保持儒家改革者身份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

其他国家的政府也出现过缺少专业人才的情况——彼得大帝时期的沙俄、奥斯曼帝国、16世纪后期的英国——它们有时会去雇佣外国人。中国政府只能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做到这一点，因为能够做到使自己主动适应儒家价值体系的外国人少之又少。

中兴时期清政府任用外国专门人才的杰出范例，就是由赫德设计并管理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而它的影响范围，仅仅是19世纪中国经济领域中的一小部分。后来，厘金及盐业管理部门曾经雇用了一些外国人，但是，在这个国家的基本行政机构中，却从未出现过外国雇员的身影。外国雇员对这个国家的不友好态度往往加剧了清政府对国外专门人才的招聘难度，但这种情况并不会发生，即使外国人拿出百倍的真诚和友好来投身于这个国家的近代化建设，他们也无法胜任这个国家给全体官员设计得如此精妙复杂的社会角色。 Crg5DhPwRgYoITzAryZSelh7+DNBiVgBuQyTYlnF1VxZdlkz/ISkG3yynWqZMNV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