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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侵吞公共基金及国家供给，以及为了牟取私利而使用公权力——必须与卖官鬻爵制度清楚地加以区分。凭借着朝廷准许售卖官衔制度的存在而进入官吏体制的人，虽然有可能成为腐败分子，但售卖官衔制度本身并不是一个腐败的实际操作。
按照西方人的观点，中国人在所有公私交易过程中赠予及接收佣金的习惯都是不规范的，因为中国人的这种习惯完全是依据已有惯例来执行的，而不是按照成文法规或合同契约的规定来执行。迄今为止，在和平繁荣、政府充满活力的年代，受人尊崇的社会习俗和“社会行为准则”可以对滥用职权行为发挥一个施加完美抑制的作用。然而，在社会混乱、民众理想幻灭的年代里，社会制度对于难以遏制的腐败行为所能提供的预防措施，比起西方法律体系要少得多。
以18世纪末和珅大肆鲸吞国库为始， （注137） 腐败之风气迅速在全国蔓延。和珅的死刑判决并未能阻止其他人损公肥私的恶行。面对“内有灾荒、外有祸端”的紧要关头，咸丰皇帝却恰在此时病入膏肓，这引发了社会的混乱局面和民众的理想幻灭，对儒教社会的基础稳固构成了严重威胁。伴随着各式各样官员腐败现象的与日俱增，以及因此导致的民众期盼破灭，也在这个恶性循环的过程中持续加剧。
在经历了道德败坏、世风日下的八十年之后，这种社会危机似乎已不可能得到纠治，然而，就在为期短暂的同治中兴时期，许多职权滥用现象竟然得到了清除或抑制。在传统的中国政府体制内，如不经历一次传统道德的复兴，腐败现象就不可能得到清除，或者说，腐败现象甚至会在社会习惯的范围内持续下去。因此，在当时看来，中兴时期关于通过道德训练来清除腐败的普遍原则，已经成为他们那个年代对于这个基本问题的“现实”讨论内容。 （注138）
特定的几类腐败案件都遭到了有力的打击。据那个时期的档案文献记述，有关部门对贿赂案件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调查与有力的惩罚。虽然在某些案件中，接受贿赂的官员投案自首
，但在通常情况下，贿赂案件的破获都是得益于御史、翰林院成员、各省巡抚以及仓库巡视官提起指控。所有这些指控都遵循详尽的步骤，进行充分的调查核实。如果被证明是无中生有，则提出指控的人将受到惩罚。更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指控的官员都受到了处罚。
（注139）
虽然供职于中央及地方的大小官吏因被发现犯有腐败罪而受到指控，并且在一般情况下都会受到处罚，但是，与涉案人员存在裙带关系的高层官员无疑会习惯于先发制人阻止调查行动，或者想办法减轻对涉案人员的处罚力度。他们轻易就会把涉案人员曾经为这个国家所做的贡献拿来当作展现皇恩仁慈的理由。比如，1867年，位高权重的湖广总督官文被指控私吞挪用厘金，这个案子被移交到吏部，将施以“严厉的调查与惩罚”。吏部建议剥夺官文享有的大部分头衔、官衔及俸禄。然而，1867年2月15日下达的一道谕令却宣布，由于官文近十年来为平息叛乱立下汗马功劳，如果拿他立下的功劳与他犯下的罪行相比，功劳是巨大的，罪行是微小的，因此决定对他减轻处罚。到了5月10日，官文的头衔再度变成了“军机大臣官文”，并且随后还被任命为刑部尚书。最后，官文于11月20日被任命为直隶总督。 （注140）
显而易见，行政管理系统确实是采取了一些制止腐败的措施，甚至是对最高级别的官员也不放过
，可是，处罚手段却往往失之于软。
导致腐败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中国的官员们在现实生活中俸禄极其微薄，在得不到某些合法的补充性收入的情况下，无法使自己全心全意地投入以诚实正直为本的行政管理事务。
当一位名叫赫德的外国人指出
（注141）
上述腐败原因时，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蒋益澧对此予以反驳，他们认为，一名官员究竟是防微杜渐，还是贪污腐化，这取决于他的品格。一笔小数目的俸禄对于一个俭朴的人来说已经足矣，可对于一个奢侈腐化的人来说，无论多大数目的俸禄都不会令他满足。然而，这两位官员在皇帝面前，却表达了只要军费开支有所下调，就可以恢复以前那种较高水平俸禄的愿望。这样一来，诚实正直的官员就可以领到足以过上舒适生活的俸禄，而贪污腐败的官员则会失去其逃避受到依法处罚的借口。
（注142）
19世纪60年代，官员们普遍认识到推行一种与现实生活水平相称的俸禄标准的重要性，
（注143）
可是，政府并没有拿出务实的解决办法，腐败问题依然困扰着中国此后几代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