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戒官僚机构

尽管传统政治理论认为良好政府的主要保障，首先在于能够正确培养选拔官吏，但是人们却认识到，无论经过怎样精心的选拔，要使官吏长期保持清正廉洁，必须靠一套奖惩制度。在职官吏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接受考核，而且他们的日常活动还要受到同僚们不断的审查和频繁的告发。虽然都察院掌管着针对官员的监督网， ^（注124） 但在整个官僚行政机构的每个角落，还存在着内部审核机制。 ^（注125） 通过观察，《北华捷报》的编辑们发现，差不多每天都有针对官员个人能力的调查报告，朝廷每隔三年都能收到关于整个官僚机构所有官吏优缺点的报告，《北华捷报》对此发表评论：

中国政府各项原则的贯彻执行，都是通过这样一种整齐有序且排列精确的官衔等级来实现的，每名公务员都完全处于其上级官员的掌控之下，因而违法乱纪者难以不被察觉。（尽管有时滥用）这种机制，可以为统治者谋取到相当多的利益，因此具有强大的保守主义力量……它就像一张延伸至社会各个层面的网络，每个个体都被孤立隔离在属于他自己的网格内，而后各负其责地与他周围的人保持联系。 ^（注126）

频繁颁发的皇帝谕旨，一再敦促高级官员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他们的下级官员，要经常调查并汇报这些下级官员的活动情况。 ^（注127） 1864年收复南京后，重新履职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于12月14日刚一到任，就立即对众多官吏的日常活动展开了一场“严厉的考察”。朝廷依据他随后公布的考察结果，决定官员的晋升及降职。 ^（注128）

一般说来，总督或巡抚要以一份奏折的形式向朝廷上报其推荐人选；如果吏部同意了这些人选，皇帝就会下达谕旨，批准上述推荐人选任命生效。 ^（注129） 吏部有时也会从技术层面专挑巡抚推荐的人选的毛病，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要么会支持吏部的看法，要么会同意巡抚的推荐。如果巡抚的推荐得到了皇帝的支持，那么皇帝就会在谕旨中强调，此乃特例，并非一个有可能影响到文官法规有效性的先例。 ^（注130）

小官遭到降职或罢免的最常见理由通常包括：对犯法者疏于防范，年老体弱，智力低下，耳聋或其他生理缺陷，举止轻浮，言语失当以及脾气暴躁。 ^（注131） 大官遭到弹劾指控时的罪名很可能会比小官更为严重，但这类案件在同治时期很少发生。1862年，主管上海地区外交事务的薛焕被指控，罪名是忽视军队事务、参与经营一家书局及一家钱庄，以及激起民众愤怒情绪等。 ^（注132） 经过对这些指控调查核实后，薛焕遭到降职处分，并被贬谪到异地任职。但是，行政部门这么做的主要动机，可能是为了给李鸿章腾出官位。

作为控制官僚阶层的手段，降职和从现职岗位上罢免这两种处分，在能够确保实现官复原职的各种辅助手段的限制下，效果大打折扣，正如作为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一样，最终的选拔效果，同样也受到能够实现首先获得官位的各种辅助手段的限制。无论是科举考试，还是惩戒官吏，任何一种手段都不可能完全消除金钱、战功和权贵朋友相助等外界因素的影响，但是，为了降低这些外界因素给国内政府构成危害，朝廷为此付出的艰苦努力，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地方官被禁止推荐“永远”被免职的官员再度得到委任。 ^（注133） 一位被免职的官员请求以捐资方式得到官复原职的机会——实际上是把免职处罚转换成罚款——他的请求须经皇上复审。如果出现了被免职官员由于捐款或军功而被恢复官职的情况，他们就一定会被重新指派到边远地区，从这里可以看出政府为了消除外界因素给国内带来危害而付出的努力。因为这些被恢复职位的官员全部被指派到边远地区赴任，在那里，他们犯过的罪行不为人所知，从而不会动摇官僚机构在民众心目中的公信力。 ^（注134）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兴时期清政府加强了对太监的惩戒。虽然太监历来都不属于官僚体制内成员，但由于其身份上具有与皇宫联系密切的特殊性，因而往往可以扮演一些政治角色。尽管在中兴时期也能听到一些关于太监的非议 ^（注135） ，但是，客观地说，这十年来，太监既没有得到可以擅自行动的权力，也没有以皇权代理人的身份取代朝廷命官进而越权干政的机会。太监安德海曾借出游山东之机冒充文官的名头、行使文官的职能，当安德海因此遭到指控时，尽管他曾得到慈禧太后的宠信，但终于还是被恭亲王和丁宝桢在济南执行了斩立决。 ^（注136） 5lPNSU6LjIujAwkIK2ub6rtEE+wDCw9uuYnLPJ1aSUidfeLEZB4CP97QcSASzc4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