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的复兴 ^（注81）

虽然中国神话故事中关于社会阶层具有高度流动性以及德才兼备者管理政府等内容的描写，从未与历史现实完全一致，但科举考试制度如能得到严密组织，在其最佳运行状态下，可以成为把理想变成现实的卓越制度。 ^（注82） 神话故事的真实再现，以及科举制度得到的极大复兴，标志着同治中兴时代的到来。

科举制度拥有庞大的分支体系，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服务于这个儒教国家：（1）科举制度可以培养出一批被彻底灌输儒家伦理规范并且富有聪明才智的官员，它无疑会遏制那些不受约束的创造性思维。它并不像经常被人们指责的那样，往官僚机构里塞满一些无能的诗歌写作者；（2）科举制度可以使士绅阶层的注意力集中于正统思想，并且给人才和有雄心抱负的人提供一条遵循正统思想的发展道路；（3）科举制度可以赢得百姓的支持，方法是给他们官职，并且这些官职的权力和行为都是建立在普遍接受的社会规范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财富、出身、军权或皇权恣意妄为的基础之上。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科举制度遭到彻底破坏。荣誉官阶的授予，以及许可不必首先通过低级考试就可以直接参加高级考试，都取决于战功或捐款，而且在主考官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已被证实了的腐败案件。结果，中兴伊始，官僚机构塞满了商人和军人这两种类型的“暴发户”，他们的存在，日益瓦解着政府全部传统制度的执政基础。那些商人实际上是通过花钱买来的官位，他们对辖区百姓的统治，依据的是“商业办法”，而不是慈父般的善行；那些凭借战功混入官场的军人官吏，寻求通过强制或惩罚手段来对百姓实施管理，而不是通过道德榜样的示范引领。 ^（注83）

由于战乱地区已经多年未曾举办过科举考试了， ^（注84） 因此，每当收复一地之后，负责接管该地的官员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宣布按计划重启科举考试。1864年10月22日，也就是从太平天国手中收复南京两个月之后，曾国藩请求北京方面派遣必要的官员，来南京监考计划于当年冬季举办的江苏省选拔举人的乡试。 ^（注85） 从1855年至1865年这十年间，贵州省一直都无法举办科举考试。时值1866年，正当和平在即之际，张亮基请示皇帝批准该省不仅要举办当时正在按计划着手进行的1866年的科举考试，还要一并举办已经耽搁多年的1855年及1858年的科举考试。 ^（注86） 广东的瑞麟和蒋益澧，在结束了爆发于该省的客家战争 并将客家人安置定居后，他们也像该省“当地人”一样，享受到了可推荐一名年仅二十岁的门生参加科举考试的特权。 ^（注87） 西北的左宗棠，刚一平定了陕甘的内乱，便立即宣布将举办已经被迫延期的该省科举考试。 ^（注88）

既然全国各地的秩序都已经恢复，举办科举考试便成了当时最引人瞩目的新闻。1867年，蒋益澧在广州筹办了多场感人至深的庆典活动 ^（注89） ，两万多名秀才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乡试。 ^（注90） 准备参加1867年湖北省乡试的一万余名来自社会各界的考生聚集于汉口，这个场面令《汉口时报》的编辑们大为吃惊，遂将科举考试称为“一项最值得称赞并且最造福于民众的计划……为国家和民众提供了一种可以超越所有世俗观念的凝聚力”。 ^（注91） 接下来，那些在乡试中取胜的举人们，再一次簇拥着行走在通往北京的路上，为了能在会试中收获最高学位，他们将在京城会试中展开竞争。 ^（注92）

估计当时每年都有200万考生参加一个级别或另一级别的科举考试， 其中只有1%或2%的人最后胜出。在每年举办一届的地区岁考中，平均每个地区约有2000人 参加考试，从中选拔出20多名生员。在每三年举办一届的省级考试中，平均每个省约有10000人参加考试，或许能从中选拔出大约100名举人。这些举人将参加每三年举办一届的北京会试，其中约有1/3的人能够考取贡生学位。总数在两三百人的贡生，将参加正常情况下在皇宫里举办的殿试，胜者将获得包括帝国第一学衔（状元）在内的最高荣誉。 ^（注93）

朝廷可以通过持续增加拨给不同省份的科举配额数量， ^（注94） 找到一种既可获取军事或财政上的捐款，又不至于损害科举制度的办法。拨给某个地区的配额越大，捐款者得到官位的机会就越多，但必须通过正规途径。举个例子，1865年，根据李鸿章提出的议案，朝廷为了嘉奖当地人忠于朝廷，决定拨给上海及宝山地区更多的候补学衔名额。 ^（注95） 相似的情况还有，1867年，朝廷决定给江西省兴国县增加十名科举配额，作为对该县民众给军队财政捐款的奖励。 ^（注96） 同时，还给湖南的衡州府和衡阳县分别增加5个和3个科举配额，以此奖励他们为江南水师捐资的善举。 ^（注97） 1872年，丁宝桢请示朝廷增加浙江、广东两省的科举配额，用以奖励这两个地区的商人及士绅为镇压叛乱而进行的捐款。 ^（注98）

很显然，这种为了提高某一地区军事及财政实力而下拨的额外补偿会产生诸多弊端，其中之一就是为了适应平庸生员的整体水平，只能降低考试标准，从而给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质量埋下隐患。1868年，张之洞上疏汇报了许多生员考试成绩极差的情况，于是皇帝下谕，命令各级考官要更加严格地保持考核合格标准。 ^（注99） 然而，当时最关心提高官员选拔质量的人，却普遍鼓吹要有所限制地增加科举配额。

熟悉近代中国许多政府曾经产生的裙带关系及腐败现象的人，会发现很难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去管理科举考试制度。然而，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清政府官员的公正程度可以比肩当时西欧官员的公正程度。1858年举办的会试被人发现存在违规现象，从而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震动，导致军机大臣柏葰及其他三名考官被处决，此事件表明，科举考场上的舞弊行为属于例外情况。虽然此后朝廷下达了一连串的法令，都在劝诫官员要谨慎小心地遵守考场规则， ^（注100） 这预示着担负监考任务的官员需要时刻保持警惕，但这不应被反过来解读为官员在实际监考过程中一直都是疏忽大意的。

复兴科举制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提升科举考试的重要性，使之成为通向威望与权力的唯一道路，还在于通过修改考试内容来提高实用性。那个时期的政治家面对变革，经常会貌似言之凿凿地争论，从表面上看是在推行变革，实际上是在回望被遗忘了的古代美德。向“古代”美德体系回归，成为复兴科举制度的主要目标，那个时期的政治家们坚称，这种回归意味着考试内容应着重强调解决历史及社会中的现实问题。

给事中吴焯抨击了日渐颓废的那种强调书法及预先指定文体的“近代”考试风格，并提倡举办基于解决政府基本问题的考试。1862年4月13日，皇帝在答复的上谕中，对他的观点表示了赞同，并且对即将到来的三场考试专门指定了应当采用的基本命题：第一场，校正言行，以“四书”为依据；第二场，基本道德真理，以“五经”为依据；第三场，政策，根据建议，以发生于古代及近代历史上的教训为依据。 ^（注101） 有鉴于此，年轻的张之洞在1863年殿试现场，因其对太平天国及其他时政问题所做的精彩评论，而得到军机大臣宝鋆及其他人的高度赞扬。 ^（注102）

1862年颁布的上谕命令，要围绕吴焯提出的考试原则进行广泛讨论（而且要把这些原则应用于科举考试制度中）。1864年，一份出自低级官员桂文灿 的奏折格外值得注意。根据他的观点，过去五十年来开始出现的过分强调形式的考试风格，已经导致学子们几乎没有时间去阅读经典史籍、分析时政事务，乃至去努力掌握可以拯救这个时代的真正的智慧。因此需要将整个教育系统的强调重点，转移到纠正形势问题及聚焦公共事务上。针对与自己处于同一时代的官员状况，桂文灿的评价是“他们既不运用自己学过的知识，也不去学习自己需要运用的本领”。 ^（注103） 于是，这句产生于科举制度内部、带有建设性的自我批评式的嘲讽，后来经常得以被国内外批评家引用，成为他们抨击科举考试制度的依据。那种认为在19世纪的科举考试中，内容不涉及历史、政府及哲学方面的所有现实问题的看法，对于中兴时期的实际情况来说，是相当不正确的，下面，将进行举例说明。 ^（注104）

1867年和1870年，在武昌每三年举办一届的乡试中，提问的考题涉及中兴时期的初级培训计划，这是一个足以驳斥科举考试不涉及现实问题的很好的例子。考生运用了来自经书、史书、地理等方面的知识，论述了当前的行政管理问题。然而，在考场上，能够获得额外奖赏的，是那些掌握实际知识的考生，而不是那些只会分析判断的考生。 ^（注105）

较高级别的科举考试，要求考生具备比乡试高得多的思考和理解能力。在1868年举办的殿试中，一二道题要求考生解释特定引用古文中某个汉字的用法。第三道题列出某些书名目录，提问上述书籍是否适用于皇帝的教育。第四第五道题要求撰写关于《大学》的评论文章。第六道题，是提问为什么汉学和宋学在评价“经史子集”某些章节的意义时存在分歧。第七道题要求对历代统治者当中的勤俭美德作出历史解析。除了好皇帝与坏皇帝之间勤俭程度各有不同之外，历代统治者的勤俭美德还存在着哪些区别？并且结合不同事例说明某些统治者的勤俭美德究竟是真实存在的，还是纯粹的名不副实。第八道题提问怎样才能杜绝奢侈浪费。第九道题要求举例分析周朝及汉朝实行的军事训练方法。第十道题，提问唐朝实施的男子一个服役期当兵、两个服役期当农民、轮流服役的征兵制度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第十一题是针对宋朝时期重兵集结于都城，却把弱小部队驻扎于各省要塞的情况，要求对宋朝的军队部署问题作出评价。第十二题要求简要列举出在某一部关于军事训练史的著作中所命名的六种方法的各自名称。第十三题，提问军队怎样才能用最少的钱实现战斗力最大幅度的提升。第十四题、第十五题及第十六题，是论述中国刑法的历史起源及发展。第十七题，提问怎样做才能实现皇帝关于没有重罪发生，从而无须实施秋季问斩的愿望。 ^（注106）

1867年四五月间，时任江苏布政使的丁日昌为了从那些在苏州等候任命的众多捐官者当中剔除不合格的人员，精心设计并举办了一场特别考试，考题全部涉及时下常见的行政管理问题。第一场考试的考题无从查证。在第二场考试中，提出了以下两道考题：（1）为预防衙门下级官吏中出现违规现象，你将提出何种计划？（2）在政府不再需要“兵勇”继续服役的情况下，你会提出何种方法来确保他们得到安置并成为安分守己的臣民？在第三场考试中，提问的两道考题是：（1）目前候任官员为数众多，而可以委任给他们的官位却很少，你打算怎么办才能克服这个困难？（2）小官越权审理本该交由县官审理的案件，你认为怎么办才能纠治这种恶行？根据外国播出的新闻报道，在考生书写答题的过程中，丁日昌亲临考场，严格控制考场纪律，捐官者极少能通过考试。 ^（注107）

针对全国普遍存在的政府官员教育问题，单凭这些考试，当然给不出任何可以实现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甚至在最佳状态下，这些考试也只能充斥着各种关于先例的考题。但是，如能得到最好的组织与实施，这些考试所选拔出来的官员，的确远远不同于、并且极大优于后来讽刺漫画中出现的那些手无缚鸡之力且留着长指甲的书呆子。

1865年，赫德在写给清政府的《旁观者的备忘录》中，指出科举制度的弊病。他承认以前的科举制度起过作用，但由于它过分强调读书，从而妨碍了地方官员去学习需要去了解的东西。 ^（注108） 对此，时任江西巡抚的刘坤一提出反驳意见，成为体现中兴时期思想观点的杰出典范。在刘坤一看来，读经典史籍并不妨碍了解公共事务。相反，真正的悲剧是，近代官员平时偏爱诗歌、散文，而不愿意去研究古代及近代的统治方法。因此，刘坤一主张以恢复科举制度在古时候的功能与活力为指针，改革科举制。 ^（注109）

科举制度的衰败趋势显然不可能在为期短暂的同治中兴过程中全部得到遏制。国内叛乱虽然被平息了，但它给科举制度所带来的创伤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得到修复。与此同时，随着与西方联系和接触的持续加深，人们开始对传统学问用于解决新问题的关联性产生了怀疑。据报道，1866年，在包括上海在内的一些地区，参加报考初级学衔的候补生员竟然一个也没有，而且从其他城市也传来相似的报道。一个崭新的混合型社会正在条约通商口岸及沿海地区“浮出水面”，这是一个权力地位从此不再掌握在文人士子手中的社会。《北华捷报》对此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论：“就我们已经拓展的影响力而言，我们就这样瓦解了中国政治体系最底层的基础。” ^（注110）

基于此类证据，人们有时会说，自打19世纪初以前，科举制就和它所服务的这个国家一样，持续地衰败下去了。对此，问题的关键是，中兴时期所做的一系列旨在延缓衰败趋势、重振传统制度生机活力的努力，其规模之显著、效果之成功，超出了人们的普遍预期。

让人感到自相矛盾的是，妨碍这些努力取得圆满成功的最大阻力，竟然来自坚守保守主义的文人阶层。曾国藩最初对那种过分强调诗词及文体的迂腐风气给予过猛烈抨击，但随着自己步入事业巅峰，他似乎已然对此失去了信心，开始不那么心甘情愿地要求实施那些令这么多学者普遍反对的变革。 ^（注111） 56LT/OknXO0vMGnn5Ba2K2GPVE84HO51Y+gMGQCH7mouq4IhfnTeTipgRQ3TdQ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