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年间,道德败坏,社会混乱,选拔官吏的传统制度——科举考试制度——已经丧失其大部分功能。结果,官僚体系的下级官吏中有许多人都达不到传统的官员任职标准。中兴时期的一些既有能力又有资历的官员发现,除非提高年轻官员的素质,并且立即遏制官员腐败现象,否则的话,他们制定的政策将无法得到有效落实,而且未来的高级官僚阶层也就只能从如今这些不仅数量较少而且表现平庸的官吏中选拔晋升对象了。因此,当前势在必行的措施是淘汰那些通过非正规渠道谋取职位的官吏,并再次提高科举考试的选拔作用,使之成为晋升高位的正途。
尽管中兴时期的政治家们事实上都众口一词地赞同科举考试制度,认为只要管理得当,科举制就能够为官吏选拔工作提供带有最佳可能性的基础, (注64) 可是,如果把官吏选拔工作完全机械地仅仅建立在客观考试这个单一形式的基础上,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施行由一名高级官员担保襄助一名有前途的年轻人入仕为官的举荐制,便成为落实科举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配套选官方式。
理想状态下,举荐制与科举制二者之间在运行过程中并无冲突,最热心地支持一种制度的人,也会极力鼓吹另一种制度。曾国藩、胡林翼和左宗棠都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寻访天资聪慧的新人,并与之保持广泛联系。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攻击他们的批评者,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均认为自己的做法无可指摘,不仅无须向对方解释,反而以极具说服力的语言,滔滔不绝地为自己的做法辩护。 (注65) 王闿运轻率地评论道,胡林翼能找到人才,却不会辨识人才;曾国藩会使用人才,却不去寻找人才;而左宗棠会辨识人才,却不能容忍人才的缺点。 (注66) 像大多数俏皮话一样,这种评论对于人才这个话题来说有失公允,但它却阐明了寻找人才的重要意义。
曾国藩建立了系统的名单,把有能力的人都登记在册,并通过写信的方式鼓励他们上进,还定期探访他们,讲学授课。
(注67)
他对人才的指导原则是广泛招募、谨慎任用、勤勉指导和严格管理。
(注68)
第一步是要广泛地结识人才,
第二步是记下不同人的长处和弱点以及他们不同类型的能力。曾国藩对人才的评价既精明又现实。
(注69)
虽然他相信所有人才的成长最终都有赖于道德修养,
(注70)
但他承认每个人的特定才能都各不相同,需要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使这些潜在的特殊人才涌现出来,而且还要对他们加以合理使用。正如他对此论述的那样:“三代人培养一个丁,如果让他去耕地,他还没有犁的作用大。”
(注71)
中兴时期的所有其他领导人都遵循与之相近的选才办法,
(注72)
也都赞成曾国藩“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观点。
(注73)
镇压捻军起义刚一取得胜利,山东巡抚丁宝桢就开启了他的寻访人才之旅,并汇报了其调查结果。
(注74)
郭嵩焘呈递了一份长篇奏折,汇报了他遇见的有能力的地方学者——其中就包括后来担任同文馆教习的数学家李善兰
——并敦促朝廷应该像当年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皇帝那样,通过邀请地方学者进京讲学,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学术复兴运动。
(注75)
冯桂芬就是在一次寻访人才的过程中被发现的众多能人中的一位。1832年,冯桂芬被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带到了南京,并被推荐担任一所学会的负责人,在这个岗位上,他曾一直潜心研究学问。不久,冯桂芬就通过撰写关于航道治理、盐税征收以及军队组织等问题的研究文章,展露出他对时政事务及经济问题的领悟。结果,在咸丰初年(1851年)得到了“举荐”。 (注76) 冯桂芬的这个案例,说明了科举制与举荐制是如何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相互补充并发挥作用的。
然而,科举制与举荐制二者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却是经常存在的。左宗棠写道:“关于我国实现自强的正确途径,最重要的是要摒弃我们在纸面上和法律上强调的那些条条框框,任用有真正才能的人,委托这些圣贤之人去负责选拔高级地方官,委托高级地方官去负责选拔当地官吏。” (注77) 这种程序步骤,与科举考试制度那种笨重缓慢的操作过程相比较,可以更快更好地把正确的人安排到正确的岗位上,而且,只要预定任用的人员通过了符合选拔资格的考核,这种程序步骤就不会给儒家制度带来损害。在一个亟须采取有力行动的年代里,举荐制这种选人办法,将会得到像左宗棠这种精力充沛、进取心十足的行政管理者的特殊青睐。如果发生道德风气败坏的社会现象,或者是不再将举荐制作为科举制的补充,那么,与此同时,在选人用人环节上的滥用职权现象必将层出不穷。
作为一项预防措施,朝廷要求高级官员拿出事实依据,以便支持他们的举荐理由,并且,这些举荐他人的高级官员还要对他们的门徒将来出现的任何失职行为承担责任。
(注78)
即便如此,御史胡家玉仍于1873年呈递奏折说,目前举荐任职的限制条件还是太低,由此导致考中进士的人几乎找不到晋升的机会。胡家玉还用特别强调的语气,抱怨朝廷给了总理衙门过度的举荐任免权——军机处对本部门大臣的任命,拥有三次举荐权,胡家玉的这种抱怨没有任何意义。
(注79)
事实很清楚,尽管国人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把西方知识引入中国的传统制度之中,但科举制仍不能培养出足够数量的有能力处理新问题的人才。
虽然没有人提议废除举荐制,但有许多深谋远虑的官员筹划着准备继续保留举荐制,使之成为从属于科举制的辅助选拔手段。 (注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