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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中兴时期地方官中一些卓越领导者能力的关注，要远胜于对京官能力的关注。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都被列入英雄人物的名单——或者在另一种观点看来，他们已被列入帝国主义帮凶的名单——实际上，对于中兴时期的每个历史阶段，以及对于他们生平的评价，仍然是中国政治领域内需要长期面对的问题。
曾国藩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主宰者，以至于对他这个人的评价，变成了对整个中兴事业的评价，而且甚至变成了对中国近代为实现保守派的重建大业所付出的全部努力的评价。由于社会革命问题已经逐渐占据中国政治领域的主导地位，对曾国藩本人的评价已经发生了变化，与对以他为代表人物的儒家社会的评价一样，这两种评价的变化幅度相同。 （注38） 但是，曾国藩在属于他自己的那个时代，是一位受到全社会普遍尊崇的无与伦比的人物，假定按照儒教国家的标准，他所受到的赞誉也是当之无愧的。虽然布兰德和巴克豪斯在伪善的儒家学说名誉代表的背后很快就发现了欺骗和诡计，但对于曾国藩，他们写道：“曾国藩是哲学家里面的一位继承了英雄血统的人，这是带有各种缺陷的儒家体系曾经屡屡缔造并将为中国人民的巨大利益缔造的产物，他名列中国所有杰出人物排行榜中的上游，他的名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词汇，专门用来指代忠诚睿智的爱国主义。” （注39）
曾国藩去世时，朝廷为其举办的传统纪念仪式的隆重程度，远远超过正式葬礼规格；朝廷还为他赐予“文正公”的谥号，凭借着这个谥号，他被后世人推崇为圣贤，这是一种特殊荣耀，是所有谥号中荣誉规格最高的一种。
（注40）
悼词着重强调了他具有清正廉洁、勤俭节约的个人品格，这种品格赋予了他生生不息、充满磁性的榜样感召力；悼词还颂扬他每次待人接物都体现了他的勇气、智慧、真诚、正直，以及他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恪尽职守、克己奉公的精神。
（注41）
他在军事生涯中的紧要关头执意返回出生地去悼念母亲的行为，被证明为他对儒家伦理的忠诚超越了他自己在政治及军事上的野心。
曾国藩的全部日记通篇都流露出严格自律与厉行勤俭。当他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就沾染上了“鸦片、女色和言语不成体统”等不良嗜好；不过，到了三十岁出头的时候，他彻底戒掉了鸦片，检讨并谴责自己在另外两项不良嗜好方面所犯的过错。 （注42） 曾国藩从来都没有轻易产生自满情绪。在他看来，真理与谎言必须像黑与白那样分辨得一清二楚。一个人必须理解事物的发展过程以及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所应发挥的作用，尔后将毕生精力投入其中，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而唯一的出路就是勤奋工作、有自知之明和严格自律；在个人事业发展过程中，虽然成功与卓越不一定会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但通过个人努力，每个人都能获取聪明才智。 （注43）
曾国藩本人终其一生都信奉这些准则，对此，从未有人提出过质疑，而他却从不自满，时常批评自己有所松懈。他写信给自己的弟弟，说他担心自己有可能因把太多的时间用于练习书法和学习，而耽误了自己更直接的职责：写奏折与考察下级官吏。 （注44） 他最感到忧虑的一件事，是他的子女和他本人有可能产生居功自傲的情绪。 （注45） 曾国藩的个人花销少得惊人， （注46） 一位外国人在他的作品中这样描述：“他穿着最低劣的衣服，完全配不上他的身份地位。” （注47）
这种坚韧不拔的品质，是曾国藩在公共事务中取得惊人成就的基石，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并不显赫，他的天赋显然也不是第一流的。他凭借着坚如磐石的决心，坚持走自己的路，并动员其他人一路同行。 （注48） 毫无疑问，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 （注49） 他的每一位战友实际上都在反复不停地评论他作为一名士兵领袖所具有的非凡指挥才能，而且他们的看法也得到了太平天国杰出将领石达开的证实。他着眼经济问题所从事的工作令人瞩目。 （注50） 他逐字逐句地撰写文章，研究内容涉及公共福利方面的每个课题，比如军队改革、恢复农业、民众德育、外交事务、工业化、教育、税收，以及各种各样的行政问题。他的奏折总是那样思路清晰、论证有力，而且还相当简洁，既关注到了细节，也不放过特殊难题所牵涉的基本问题。 （注51）
历数曾国藩受到的批评，只有三个：镇压叛乱的手段过于残酷、
（注52）
屈服于外国人针对天津教案所提的要求，
以及提拔岗位候选时优先照顾自己的湖南老乡。
（注53）
关于对其镇压手段过于残酷的指责，这不可否认。
然而，这种残酷并不是由一个残暴的人或是由一个狂热分子所施加的，在他看来，这种残酷是一种针对人性的弱点及邪恶而采用的精心安排且带有致命性的非人道行为。关于对其屈服于外国人的指责，这很不公正。他当时正在一边与西方周旋，以便调整外交策略，一边还要保护中国的传统秩序。当天津教案已经显著地暴露出中国人对外国人潜在持有的敌意之深时，他为了找到某些可以实现的体面的妥协姿态，而遭到谈判双方的嘲笑。关于曾国藩过于倚重与自己长期保持联系的湖南人，此举虽然使他遭到指责，但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危害，因为被他倚重的湖南人都是有能力的官员。没有证据表明曾国藩倚重的湖南人，是曾国藩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而去培植的地方利益集团，也找不到关于出身于其他省份的有能力者升官无门这样的证据。
无论言语过激到何种程度，没有任何一个批评人士说过曾国藩能力不强、工作不勤勉、为官不廉洁、缺乏影响力、不受人尊敬，以及他没有献身精神等类似的话。来自条约口岸的那些与太平天国起义军首领一样反对曾国藩政策的外国人，也都承认曾国藩享有遍及全中国的非凡威望，他“所承受的赞颂与荣誉，数量之多，史无前例”，“他拥有无穷无尽的影响力”；他们把曾国藩与李鸿章相提并论，认为二者的部队同样难以战胜，前者是道义士气方面，后者则是武器装备方面。虽然他们把曾国藩归入“排外且反对进步之列的一员”，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曾国藩“能力出众，才智过人，政治忠诚”，而且在现实较量中，他们感到曾国藩“首先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 （注54）
外国商人们可能已经有充分理由去嘲讽那种异想天开地认为曾国藩是其工具的想法。实际上，曾国藩是他们最难以对付的敌人，而且他的威望建立在其个人品质基础之上，无论他们情愿或不情愿，都无法不钦佩这种品质。外国商人们深知支持曾国藩的力量之源不是来自外方，而是来自中国人。当他于1868年卸任两江总督时，《北华捷报》发表评论说：“如此壮观的官员列队欢送场面可谓盛况空前，以往历任总督在离任时都未曾有过，看到众官员依依不舍的表情，估计他们至少要将曾国藩送到扬州，即使过了扬州也难以话别。他的总督府杜绝了清朝官场律例中的诸多弊端，因此他一直都深受下级拥戴。他虽然对部属要求很严厉，但大家都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于是在他的麾下，仕途失意、结局悲惨的官员要比清朝官场经常出现的失败者少得多。” （注55）
曾在曾国藩的总体指导下工作的马格里，对中外人士关于曾国藩个人品格的普遍看法表示赞同。他证实，就在曾国藩去世前八天，当这场夺走其生命的疾病第一次袭来之际，即使在如此病重的情况下，曾国藩仍然坚持拒绝放松其工作计划。 （注56）
虽然作为一名思想者左宗棠的名气并不大，但作为一名杰出的儒家社会哲学实践者，左宗棠在这方面的名气丝毫不逊色于曾国藩。他在建立福州船政局、平定西北回变以及恢复并努力实现西北经济近代化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尽人皆知。但他也取得过一些并不为大众所知的成就——在恢复科举考试制度、宣传推广儒家学说以及保护传统农业经济等方面——这些都属于重要程度并不低的工作。值得称赞的是，他主持推进的许多重建工作，完全可以与在此之后发生的中国人自身努力及中外合作努力相媲美，上述努力都需要掌握比前人丰富得多的科技知识及物质资源。
和曾国藩一样，左宗棠也深得认识他的外国人的尊敬。更有甚者，他那种热情洋溢、率性而为的性格，使他比曾国藩更受外国人喜欢。与曾国藩相似的是，他也是一位清正廉洁、淡泊名利的好官。他对自己的家庭财产毫不在意，还为社会公共事业捐献了大量的家产。他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由此变得异常拮据，以至于他劝诫自己的后代要把种田和读书作为唯一的家庭遗产传承下去。 （注57）
作为中兴时期地方领导者“三杰”中的第三号人物，李鸿章是在中兴结束之后才获得最崇高的名望和权威的。他参与中兴改革的程度，不像曾国藩和左宗棠那样深入，而且他的声望也较少建立在儒家思想政治才能的基础之上。中兴时期，李鸿章是一个年轻、有冲劲儿的军事天才，在职业生涯中曾得到曾国藩的大力提携。他将曾国藩的思想及方法运用于工作实践中，从一开始就在处理外交事务和军队建设方面，展现了自己的特殊才能。 （注58） 作为李鸿章的顾问，善于洞悉时局的儒家理论家冯桂芬对李鸿章的影响极大，李鸿章从这位顾问那里受益匪浅，因而心存感激。 （注59） 然而，在冯桂芬去世之后，李鸿章选了不同的顾问，因而其思想观念也与儒家的正统思想渐行渐远。
按照中国人列出的中兴时期三个最伟大的地方领导人名单，胡林翼和骆秉章常常可以取代左宗棠和李鸿章，从而使名单发生变化。 （注60） 当时，李鸿章整日忙于处理因中国与西方国家联系增多而引发的各种问题，左宗棠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其中，而胡林翼和骆秉章则更多地处理传统的国内问题。曾国藩曾把其事业成就归功于胡林翼。就事业高度相比较而言，胡林翼是最接近曾国藩的一位，无论是他在世期间还是去世后，他都受到了同等规格的尊敬。 （注61） 胡林翼既是一名杰出的学者和巡抚，也是一位雷厉风行的儒家将领。或许只是出于他在1861年就过早离世的原因，否则，他的声望必将与曾国藩齐名。
骆秉章具有与曾国藩、胡林翼相同的品质，但他从未取得像曾、胡二人那样在全国范围内所享有的卓越地位。他的声望建立在他当巡抚期间所创造的各方面非凡业绩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源于他的清正廉洁，这种优秀品质在他退出政治舞台之后，迅速在中国地方行政机构丧失殆尽。
整个中兴时期，还有一些知名度不高的贤能之臣充任了地方官职位中的大多数主要岗位。初为闽浙总督、后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在恢复公共工程、赈济饥荒、战争损毁地区重建、传播传统知识以及裁汰军队等方面成绩斐然、著称于世。外国人认为他保守且排外，
却也不得不承认他执法公平、为官廉正。19世纪60年代担任广东代理巡抚的郭嵩焘，终日忙于安抚该省民众、理顺行政关系，之所以闻名于世，得益于他后来在外交职业生涯方面取得的成就。郭嵩焘的继任者是蒋益澧。蒋益澧的工作表现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后来却受到了降职处分，或许这个处分并不能证明其能力不够。
（注62）
另一位士大夫丁宝桢，创造出了一份典型的中兴时期的工作业绩：恢复了山东省经济民生，治理了黄河及大运河流域的洪灾，提高了当地民团的战斗力，巩固了海防，以及改革了盐政，等等。与他的大多数同僚一样，他也在勤政、廉政以及献身公共福利事业等方面，享有极高的声望。
（注63）
尽管我们对于中兴时期官僚体系的了解还很不完整，但情况似乎很清楚，政府里面只要有几个献身使命、才能出众且受人尊敬的儒家官员，就一定也会与之对应地出现几个像吴棠、官文这样的善于投机钻营的官员。似乎很清楚的情况还有，中兴时期在政府高级领导层集中涌现的天才人物，其数量要高于中兴之前或之后的时期。从理论上说，这种天才人物的聚集涌现，是成就中兴事业的决定性因素，而从事实上看，同治时期恰恰具备了这个决定性因素。